清末留日速成教育浅析

姓名：屈博 专业：教育史 学号：51090102044

“速成”——清末留日教育的主旋律

摘要：清末变革急需人才，清政府和青年学生都有急于求成的心理，希望在短时间内掌握一技之长，归国后即可施展才能，所以清末留日学生的教育以速成教育为主。虽然这种教育为清末变革输送了一批急需人才，尤其是师范、法政方面的人才，但速成教育因“速”而产生的弊端也在清末时期有所凸显。本文试图从留日学生教育的性质出发，探讨速成教育在推行、实施的过程中对留日学生以及近代中国社会发展所起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速成教育，留日学生，近代中国

甲午战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也使得封建士大夫重新评估和审视洋务运动中只习西艺、不谙西政做法的可行性和时效性，并为中国如何实现救亡图存的道路进行了重新的设计和规划。康有为在此时不失时机地提出了“不妨以强敌为师”的口号，经过维新变法的初试之后，最终在新政前后确立了中国学习日本的政策。民族危亡的加深、国内废科举和兴学堂的开展，赴“日本游学者相望于道”。

[1]清末“新政”的实施以及日本政府的对外政策客观上推动了留日学生教育的

发展，留日学生人数逐年增加，到1906年已增至一万余人。虽然清末中国人留学日本的规模庞大，留学生当中也出了不少优秀的人才，但留日学生在总体质量上还是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主要与清末留日学生教育性质有关，即教育的性质是速成教育而非正式教育。

一、速成教育的推行

中国由于对近代化的迟缓感到焦虑，进而谋求革新，开始舍弃向西洋直接学习，转而向取得西学要领的日本学习。清政府大力提倡留学日本，并且围绕留日学生的派遣制定了许多留学政策。1903年，清政府颁布《自行酌办立案章程》，简化自费留学手续，不限资格，只要经过省学务处考试，甚至不用领取“咨文”(即护照)，就可以出国，到日本后，可以自行选择私立学校。而且在生活上对自费留学生予以适当照顾。自费生回国参加考试或授予出身等，与官费生同等待遇。1903年，张百熙等奏定《学务纲要》时，与其说奖励，不如说是要求留日修读

速成的师范科。“若无师范教员可请者，即速派人到外国学师范教授管理各法，分别学速成师范若干人，学完全师范科若干人??” [2]

于此同时清政府派出考察团考察日本教育。1902年，吴汝纶赴日视察教育，前后居留了三个月。他一方面考察各种文化设施，一方面参加文部省主办的有关学制的讲座。并且访问日本朝野知名人士。日本名士从各种立场发表多种意见，但大多主张中国当时必须推行速成教育。其理由为：（1）中国当时推行新教育比日本迟了三十年。因此，应以三十年前(明治初年)的教育为模范，决不可采用日本当时的教育为模范。（2）日本在明治初年仅推行速成教育，特别努力在短期内培养师资。（3）清廷虽以推行速成教育为主，但亦要发展正式的教育。[2]

在清政府实行留学政策的同时，日本方面也密切配合，采取了积极吸引中国留学生的政策。清政府从推行新政的角度出发要派遣留学生：日本政府从培植在华侵略势力的愿望出发而急于想招收中国留学生，两方面手段的不谋而合，从而奠定了留日热潮出现的政治基础。

当然，日本民间人士的作用也不可忽略。甲午战后，绝大多数的日本中下层人士希望和中国友好，并主张吸引中国留学生来加强文化交流。例如，日本友人高楠顺次郎、嘉纳治五郎等人，纷纷为中国留学生开设学校，并增设特别科与速成专门科，以适应中国留学生的需要。

对近代化起步较迟感到焦虑的中国方面希望培养出速成人才，加上日本方面的有关人士也极力提倡速成教育，因此掀起了速成教育的热潮。

二、速成教育的成效

清政府“新政”改革实施后，日本为迎合中国留学生的教育需求，创办各类专门学校或留学生部，开设特殊课程。如宏文学院、日华学堂、东京同文书院、振武学校、实践女校等专为中国学生而建；早稻田大学设立中国留学生部；法政大学开办了五期法政速成科；明治大学建立经纬学堂，除开设预备科、警务速成科外，还举办师资速成科。这些学校开设的速成专门科，为清末的“新政”改革输送了大批的人，其中以法政速成科最为突出。

1904年5月，法政大学开设速成科，由梅谦次郎主持。由于梅谦次郎博士知识渊博，认真负责，法政速成科办的十分出色，来就学的留学生迅速增加。据统

计，该科自1904年至1908年止，计招收五班共1 805人，实际毕业1 135人。其中第一班招收94人，毕业69人；第二班招收276人，毕业241人；第三班招收201人，毕业76人；第四班招收388人，毕业364人；第五班分法律部和政治部，前者招收403人，毕业179人，后者招收446人，毕业206人。另外，在1906年10月，还开设可补习科一期，招收速成科毕业生80人，全部毕业。[3] 继法政大学之后，东京帝国大学、明治大学、东京法学院、早稻田大学也先后为中国留学生设置了法政速成科。这些学校开设的课程，如、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民事诉讼法、警察法、地方行政法、商法大意、经济学、财政学、外交史、政治学等，对中国旧有知识分子及学生的知识结构的全新改版，为新政时期国内的法政教育和立宪运动的展开造就了一支生力军。如前所述法政大学速成科在五年内造就的l200余名法政生，于1906～1909年陆续回国，这时正值清政府预备立宪时期，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需要大法政人才进入各类相关部门。这群人有一批成为各地立宪派的领导人与骨干分子，这是任何其它一间学校(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学校)的毕业生所无法与之相比的。[3]

三、速成教育的问题与弊端

1、早期的速成教育办的如火如荼，留日学生的数量开始急剧的增加，原有的速成科学校以不能满足需求，又有一些日本人出于营利的目的，竞相开办各种速成学校，所以大量的新生的速成学校开始涌现。而且这些速成学校纷纷开设了一年半、一年、甚至八个月、六个月的速成科。有的在数月之内，甚至还有的竟在数日之内，对连日语都听不懂的学生，通过翻译将教学科目的大致内容讲一下，就发给毕业证书。同时，为了争夺生源，学校间出现了激烈的竞争倾向。如“甲校用一年教授完毕，乙校减为八个月，而丙校更缩成半年。尤有甚者，竟有数月以至数日的速成科。如肥皂制造法等，通过传译的说明，数日便讲授完毕，并且颁发证书，纯粹是商人经商牟利的作风。留学生方面由于心目中有手持证书愈多愈好的浅薄想法，多集中到这类‘学店’来。从事中国留学生教育工作的某些学校和某些教育者，被留日学生指为‘学商’和‘学店’，实在是对速成教育的极端弊病的讽刺。” [4]

像这样的速成教育曾经泛滥一时。例如，1902-1906年，弘文学院规定，“肄业之年限，凡普通科者定为三年”，“此外，又有速成师范科，速成理化科、速成

音乐科等，其年限均系随时酌定”。据经纬学堂之规定，普通科与实业预备普通科各二年，高等科则一年，其他则有“本学堂为急欲完成学业者设特别科，肄业年限为一年以内”。弘文学院设有3年的普通科和1年的速成科，而进入普通科的学生仅占6.6%，其余93.4%的学生全部进了速成科。另据1907年清政府的奏折记载，当时留日学生的情况是:“学习速成的占百分之六十，学习普通的占百分之三十，中途退学辗转无成的占百分之五六，升入高中或专科学校的占百分之三四，而升入大学的仅占百分之一”。[5]速成教育的初衷并不坏，是要在短期内培养出人才，但是一旦走向极端，其弊端也就显现出来了。

速成教育的泛滥还与留日学生的质量有关。当时赴日的人大多是刚出私塾书院之门，新学基础不足甚至毫无新学基础，不少人连日文字母都未曾学过。还有的纨绔子弟到日本只存镀金之想，并无求学之志。清政府为了鼓励留学，在初期对留学资格不加限制。这种短期之内就可以拿到毕业文凭的教育方式，正好迎合了绝大部分人的想法，实际上速成教育对这些人群起不到应有的教育作用。

2、速成教育的弊端，随着留学人数的增加而不断的凸显。1905年7月17日，青柳笃恒在《东京朝日新闻》就发表了题为《中国留学生问题》的长文，说：“中国学生游学于我国者，动皆以速成为主，教育彼等之我邦先辈亦有谓速成为必要者。余不敏，不敢苟同。请稍平心静，推考清国之将来。夫清国者，清国人之清国也，清国子弟之教育早晚必由清国人自为之。惟其清国人得亲自教育其子弟，学问之独立在乎是，国民教育之大事存乎是。彼等清国留学生多以速成为主，在外积萤雪之功仅—年半载，其所得无何。甫尝学问之昧，则学业已成，手持毕业证书，洋洋而就归国之途，然犹不能独当亲自教育子弟之责，依然以外国教师之力是赖。如此，则学问之独立者何存，清国国民教育将何日求之？此为区区不肖之微衷，每一思及清国子弟以及东方之大同，常长大息、威然而忧者也。” [6]

而速成教育弊端的聚焦点是1906年10月13日学部举行的第二次留学毕业生考试，结果及第者大都是欧美留学生。及第者共32人，其中最优等者9人，全是欧美留学生，优等者5人，欧美留学生占了3人，留日学生2人，中等者18人，留日学生13人。及第者分别被授予进士、举人出身。上述情况说明，留日学生的学业程度与当时的欧美学生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考试结果一出，立即引起世人的关注，日本和中国当时的报刊杂志纷纷发表评论，反思中国的留日教育，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