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集中、技术选择与经济效益

企业“扎堆”、技术升级与经济绩效

--开发区集聚效应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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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江淮1,2 高彦彦1 胡小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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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经济学院产业经济学系 2南京大学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研究中心 210093

《经济研究》2008年第5期

【摘要】开发区是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产业空间组织的一种“转型制度”形式，正在经历一个企业“扎堆”向产业集群的转变。本文依据江苏省沿江开发区企业的微观调研数据，检验以开发区为载体的产业空间集聚因素与技术升级对“落地”企业经济绩效的影响，从而揭示以开发区为载体的企业集聚的性质以及演变为产业集群的趋势。实证研究表明，企业进驻开发区的主要目的是获取“政策租”，由此导致开发区企业“扎堆”不具有一般意义上的产业集聚效应：靠近要素或者靠近市场的好处。企业一旦“落地”开发区，尽管它并不必然与关联企业在空间上集中，但其技术和市场行为必将与当地政府和产业关联要素发生作用，从而影响企业的经济绩效和开发区的集聚效应。因此，在产业转移和国家经济政策调整导致“政策租”耗散的情况下，基于开发区的企业集群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提升开发区的非政策性的集聚效应。

【关键词】 开发区 企业空间集中 产业集聚效应 技术升级 政策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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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南京大学985二期工程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南京大学经济转型与发展研究中心“经济增长与结构转型” 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NO05&0033）以及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05JJD790083）的阶段性成果。感谢南京大学经济学院杨德才教授、博士生时磊和张三峰的有益建议。非常感谢匿名审稿人的建设性意见，当然，文责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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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区大有希望——邓小平

一、引言

建立经济开发区、吸引外来资本进入是发展中国家增加就业、促进出口和经济增长的普遍措施。中国从1984年开始建设经济开发区，到2000年左右开发区建设随着制造业跨国公司全球分工日益深化，进入了发展高潮。以苏州昆山开发区兴起为代表的江苏沿江（沿长江）开发区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呈现出迅速发展的态势。大量的国外制造业企业迅速落户沿江开发区，来自不同国家、不同行业、不同规模的外资企业经常落户在同一个开发区，呈现出“扎堆”的特征。在迅速扩张之后，受到土地规划面积的限制，沿江开发区又逐步提高吸引外资的规模标准和与本土企业的产业关联性标准，达不到规模标准或产业关联性标准的新外资企业又逐步落户到江苏北部欠发达地区，沿江开发区的原有企业也有一部分逐步转移到苏北地区。

考虑到沿江开发区为了吸引外资，竞相采取许多降低投资成本的政策和措施，我们从沿江开发区的这些变化中就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即以开发区为载体的企业集聚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产业集群，是否形成了产业集聚效应。如果这些企业入驻开发区仅仅是简单的“扎堆”，那么它们对地方经济发展的贡献仅仅是短短几年的GDP增长，牺牲的是长期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反之，如果这些企业形成了产业集聚效应，那么该地区就会留住这些企业，通过集聚效应带动本土企业发展，形成可持续的发展能力，即使这些企业再转移到苏北地区，不仅会抵消交通成本的上升，而且会在更大的地理范围扩大其产业关联效应和溢出效应，缩小地区间发展差距。

因此，本文通过对江苏沿江开发区企业入驻动机、入驻后技术升级和经济效益的问卷调查和实证检验，试图揭示以开发区为载体的企业集聚在初始阶段为什么呈现“扎堆”的特征，后期的发展是否形成产业集聚效应，从而对基于开发区的产业集聚做出客观的评价和发展建议。

接下来的部分对产业集聚和开发区的相关研究做一个简要的回顾；第三部分对开发区凭借“政策租”吸引企业形成空间集聚的性质进行理论分析，提出有待于计量检验的三个假说；第四部分对数据和变量进行说明；第五部分建立计量模型，分析空间集聚因素、技术升级因素对开发区企业经济绩效影响的检验结果；第六部分进一步解释假说和检验结果的一致性；最后一部分是结论与政策含义。

二、简要的文献回顾

大量的理论研究将企业空间集聚行为归因为资源禀赋上的优势、交通运输成本、基于固定成本的规模报酬、专业化的供应商、劳动力市场和基于知识外溢性的外部经济，以及企业集中带来的地租上升，导致工业生产的一般性费用增加的负面因素（韦伯，1997（中译本）；马歇尔，2005（中译本）；Dixit和Stiglitz，1977；Krugman，1991和1998）。Krugman（1991）则进一步认为，产业区的形成还具有路径依赖的特征，即企业的偶然集中，以及由集聚带来的外部经济的不断自我累计和强化促使集聚的力量不断增强。

波特（Porter, 2002，中文版）进一步强调相关支持性产业和政府政策对产业集聚的促进作用。Martin和Rogers（1995）考察当存在规模报酬递增时，改善国内公共基础设施有利于吸引外资进入，而方便国际贸易的基础设施建设将使本国的企业向国外转移。Meyer-Stamer(1999)运用巴西圣卡塔琳娜省（Santa Catarina）产业集聚的历史，认为成功的产业区位不仅依赖于国家、地方政府的政策和制度安排，还依赖于企业以及行业协会等参与者的合作与互动。尽管政府的作用对于优势产业区的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巴西在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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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层面不仅缺乏促进区位优势的有力政策，而且产业政策较多地受到政治活动的影响。由此，经济开发区的优势应该由传统的自上而下的政策推动型向基于系统性竞争优势，支持企业发育良好的网络型转变。波特（Porter, 1990）则认为，产业区的优势无法在短期内建立，而是长期发展和不断差异化的结果。这种优势是其它地区无法复制的，而且一旦形成，就可以增强地方政府与企业的谈判能力，因为产业区内的不可复制的区位优势使企业愿意留下来。

尽管政府在制度供给、完善法律以及政策优惠等方面对于开发区建设提供积极的作用，但是政府的直接干预产业往往会产生消极影响。日本韩国等东南亚国家的经济成就往往被人们认为是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结果，但是，波特、竹内广高和神原鞠子（2002，中译本）的研究结论恰恰相反：政府直接介入较多的行业在不断丧失竞争力，而竞争充分、政府干预较少的行业成长为日本的支柱产业。政府发挥积极作用的余地仅仅在教育培训、基础设施、设定法律标准以及稳定宏观政策环境等方面。巴西近40年通过财政政策进行的区域发展计划并未根本上改变巴西东南部发达而北部地区落后的现状。尽管通过大量的财政补贴和税收支持政策使巴西北部Manaus自由贸易区取得不俗的经济成就，然而该增长极的扩散效应并不明显（Lall，2004）。

在发展中国家，企业凭借政策优惠进驻开发区涉及到大量的FDI活动。关于FDI的经济效应的大量研究，集中在FDI的管理溢出效应（袁诚，陆挺，2005）、技术和科研活动的溢出效应（Johansson, H. and L. Nilsson, 1997；赖明勇等，2005；蒋殿春，2006；平新乔，2007；毛日昇和魏浩，2007；Cai, Todo, and Zhou，2007）以及基于市场的产业溢出效应（钟昌标，2006；许和连等，2007；马国霞等，2007）。此外，Javorcik和Spatareanu（2008）从FDI企业产权结构（即合资还是独资）的角度，运用罗马尼亚企业数据得出合资形式的FDI具有显著溢出效应的结论。与这些研究不同，本文从开发区集聚企业的功能的视角研究支持企业进驻的溢出效应，这种溢出往往是政府主导的，而且不是内生于企业的空间集中。Du，Lu and Tao（2007）将制度因素和集聚因素结合起来解释FDI行为，认为开发区提供产权保护的公共制度是FDI的主要原因。然而，Amiti（2005）和Amiti和Javorcik（2008）基于理论模型，运用中国省级产业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影响外资进入的最主要因素是靠近市场或者供应商。同样与他们不同，本文基于开发区样本在“政策租”假设下分析外资进入的动机并非由靠近市场或供应商带来的好处。

总之，相关研究文献对我们理解基于开发区的企业聚集形成、效应以及政府的作用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经验分析的参照。但是，这些文献主要是从整个产业和宏观数据的视角开展研究，基于企业微观数据对企业集聚在开发区的动因、进驻后是否形成了产业集聚效应、产业集聚效应的形成是否继续受到开发区政府因素的影响等问题进行检验的研究却很少，本文正是利用沿江开发区企业的问卷数据，在这个方向上进行了实证分析。

三、以开发区为载体的产业集聚：理论假说

开发区是发展中国家启动经济发展通常采用的一种增量发展的形式。这是由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面临的资本投资不足和市场制度缺失所决定的。包括中国在内，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初期，大量的劳动力和土地等生产要素分布于农村地区，而且工业部门和城市的规模较小。以刘易斯和托达罗为代表的新古典发展经济学家将经济发展过程理解为农村劳动力和人口向工业部门和城市转移的过程，伴随着这个过程，大量的农村土地被日益扩大的城市化、工业化所占用。这个发展视角隐含着市场有效性这样一个假设，即工业化资本在面对巨大的国内外市场需求的诱惑下由于边际产品收益远远高于劳动力工资（由此决定的边际成本）而不断地进行投资，吸收大量劳动力，与之相伴的城市化也会产生高收益的预期，吸引各种层次的劳动力流入。但是这个隐含的假设在发展中国家是不存在的。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是市场制度的缺失，进而导致市场机制的不健全以及市场失灵，其中关键是产权得不到有效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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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约得不到切实的执行。在这种情况下，已有的城市部门尤其是政府行政机构会对资本投资中形成的产权和涉及的合约进行干预。即使有资本投资，这些资本投资必须在使既得利益不断增进的情况下才能实施和扩张。因此，资本投资回报率将大打折扣，投资不确定性大大增强。结果是，资本投资不足，尤其是外来资本投资不足，进而减缓对劳动力的吸纳，经济发展缓慢。这又使市场制度缺失状态得以继续维持，最终形成了“市场制度缺失-资本投资不足-市场制度缺失”这种发展的恶性循环。由此还会产生另一个后果：既得利益增长的停滞。

要实现经济增长，就必须获得足够多的资本投资，而维持市场失灵的制度由于具有路径依赖特征，其变迁往往难以满足吸引大量的资本投资的要求。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打破这种发展困境，一个可行的办法是进行增量发展，在原有城市部门的政府行政体制之外，重新开辟一个地区，实施有效的产权保护和合约执行，来吸引资本投资。这个地区就是所谓的经济开发区或经济特区。

资本是天然的平等派。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为获得资本投资进行竞争，资本则选择投资成本低、投资回报高的国家或地区进入。影响投资成本的因素很多，但是在投资“落地”阶段，影响投资成本的直接因素有土地成本、税收、基础设施规模经济（其中尤其是交通、通讯设施）、通关便利、物流快捷等等。在发展中国家，这些因素完全受政府的控制和调节。因此，政府除了承诺在开发区内保护产权之外，还有激励去想方设法降低投资的直接成本，甚至不惜牺牲现有的财政收入来提供这些要素。由于这些措施只能在开发区内实施，相对于原有体制和区域来说，开发区内的企业获得的超额政策收益实际上成了一种租金。由此我们给出一个“政策租”假设：：经济开发区作为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载体，最初通过提供财政和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政策——“政策租”来吸引投资，而企业进驻开发区的目的是获取该租金。

在该假设下，决定企业进驻开发区的变量空间增加了。在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大战中，足够大的“政策租”将导致企业的空间集中往往不具有自发演化的集聚效应。于是，我们提出假说1：

假说1：地方政府以“政策租”为竞争砝码所进行的招商引资，由此导致的企业“扎堆”没有传统意义上的产业集聚收益（靠近产品或者要素市场的好处）。

开发区企业因追逐“政策租”而进驻开发区。一旦进入开发区，企业将不可避免地与各种利益相关者（要素所有者）发生交易关系。地方政府固然是与开发区内企业发生博弈关系的主要对象。但企业一旦“落地”开发区，就意味着进行了各种形式的“专用性投资”，其中包括固定资产、员工招聘和企业特定能力的培训等等。换言之，企业不可能无成本地退出，这就意味着企业可能面临着地方政府的“敲竹杠”。但是，在政府和企业重复博弈空间以及吸引潜在进入者的声誉约束下，这种违约行为往往可以得到有效地遏制。而且，企业集聚的越多，企业与政府的讨价还价能力和低于政府侵害产权的能力越强（Du，Lu和Tao，2007）。一个典型的事实是，越是产权保护制度和经济绩效越差的地区，企业更愿意进入经济开发区，因为开发区作为“制度飞地”可以有效地保护企业不被掠夺。但是，这并不改变开发区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博弈关系占主导地位，只是改变他们之间的博弈内容：由潜在的掠夺性博弈关系转变为扶持性的博弈关系。另一种主要的博弈关系则是由于企业业务往来（产品价值链）产生的交易关系。这里的博弈对象涉及到技术、劳动、原料供应商以及销售商等等。在这一过程中必然会产生各种技术、管理以及市场等方面的溢出效应（蒋殿春，2006；平新乔，2007；Cai, Todo和Zhou，2007；许和连等，2007；马国霞等，2007；Javorcik和Spatareanu，2008）。但是，在企业进驻开发区的主要动机是“政策租”的情况下，一个可能的结论是，企业的联系不受空间分布特征（集中还是分散）的影响。于是，我们提出假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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