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定婚制度初探

例外。违背一方意志的抢夺婚，更是为法律所不容，即使已成事实，也要判决“离异”。昆山县祁圭堂弟妇范氏守寡，只有一子一女。祁圭擅做主张欲将侄女许给宋家，范氏不同意，没有接受宋家的聘礼，接受了陈家的聘礼，宋家串通祁圭等人抢婚。至判决时，范氏女已有身孕三月，法官仍判决离异，“着范氏领归，俟分娩后，同族长主婚，明属于陈家”。[13] 此案中，女方享有主婚权的人范氏不愿受宋氏之聘，认同双方自愿订立的与陈家的婚约，得到法官的认同，说明自愿原则在司法实践中为法官所遵循。

二、定婚的法律后果及婚约解除的法定事由

婚约一经订立，便具有法律约束力，婚姻关系即算确定，男女双方成立为婚姻关系，互相负有结婚的积极义务及不得与第三人定婚之消极义务。男女双方婚姻关系确定的表现之一是双方家长以亲家相称。此在明人小说中多有反映。江西赣州府石城县鲁家与顾家儿女自小定婚，双方家长即“来往间亲家相呼”。[14]（卷） 表现之二是男女被视为夫妻，《醒世恒言》卷三十中，张廷秀与王氏女定婚后即称对方为“媳妇”。法官的判牍中，也将定婚男女双方视做夫妻。明末推官祁彪佳《莆阳谳牍》中将定婚类案件定性为“夺妻事”。

法律既然承认定婚男女的未婚夫妻身份，所以民间保媒、聘女一般都避开已经定婚的女子，连皇帝选秀女，都要如此。嘉靖元年，浙江讹传点秀女，大富商金声急欲嫁女，路遇贫儒韩子文，许以女嫁之，急言：“但是有人定下的，朝廷就不来点了。”[5]（P107） 这正是明代社会中国家承认定婚法律效力的生动反映。在实际司法操作中，它也为各级司法部门广为遵循。宣德年间，唐王第五子选县民之女为妃，后有民王家诉此女已经受了他家的聘礼。经核实后，唐王只得另外为儿子择妻。[15]（P430）

定婚虽具有强大的法律效力，但明律中也规定了在一定条件下解除婚约的法定事由，婚约的解除可产生两方面的效力：身份上的，双方解除未婚夫妻身份；财产上的，主观上有过错的一方应负赔偿对方经济损失的责任。明律规定婚约解除的法定事由可分为两类：

（一）自然因素

男女定婚后，因故身亡，婚约自动解除。至于聘礼的归属，一般情况下，“若已定婚，未及成亲而男女或有身故者，不追财礼”。[1] 地方官在实际审案中也会考虑家庭经济状况酌情处理。如：

生员方汪之子聘林汉臣之女，据林汉臣及臣之叔宗潘称，止受聘金六两。今方汪之子死，莆例无尽还之理。[16]

于是县官判女方还银一两，推官祁彪佳考虑方汪家境贫寒，儿子还未下葬，而女方尚有再嫁他人的可能，又断给男方三两。在这场民事诉讼中，法官的判词中并未提及律条，引用的只是地方习惯，判决结果证明明代甚至整个中国古代的法官“并不是刻板地适用法律”，他们具有“宁愿使判决合乎情理的司法判决风格”。[16]

（二）人为因素

1.男方无故不娶及逃亡不还者

成化年间条例规定：“定婚五年无故不娶及夫逃亡过三年不还者，并听告官改嫁”，又“聘定与人，其夫逃故并买卖在外，年久不回者，许令照例改嫁”。因婚娶费用大，导致民间“聘定于数年而不能备数，以至婚姻失时者往往有之”。[17]（P606） 如上文江西赣州府鲁男、顾女自小定婚，后男方家道中落，数年不能毕姻，以致后来引发命案。加上“逃亡不还”的流民现象从明中叶起大规模出现，至明末仍存，这使婚约解除的案件频频发生。如莆阳府陈旺聘定同府林延庆侄女，聘银七两。林趁陈逃亡在外，将女又许配黄家，得聘银七两。陈旺的叔叔代为申诉。推官判女方返还原聘。并另赔偿男方六两。[5] 判词中并未言及男方“出外”年限，推测应不满三年，所以才能追还聘礼。

2.男女或有犯奸盗

明律在此方面语焉不详，只规定“男女有犯奸盗者不用此律（不在追不追聘礼之律）”，故律学家补充解释道：“男女定婚未曾过门，私下有犯奸盗、通奸”者，“义不可复合，听其

别娶别嫁，不用悔亲之律”。[18]（P148） 注律者只是私家著述，并不为官府认可，没有法律效力，但反映了明人对此问题的一般看法。

三、违约婚姻

明律规定违约行为可分为两类：其一，欺诈婚姻；其二，为定婚后的违约行为即男女悔亲行为。二者均按照过错主义原则追究过错方责任。

（一）定婚中的欺诈行为及其法律调整

订婚中的欺诈行为，明人称为“妄冒”，即违反婚约以假男可假女冒充。《大明律》规定：女家妄冒，杖八十，男家可追还聘礼；男家妄冒者，加一等。未成婚者仍依原定，已成婚者离异。

明代有一怪风俗：京师专门有人家，嫁妇女为外家人妻妾，初看时以美貌的女子相看，临娶时以丑女调换，名曰“戳包儿”。[19]（P88） 甚至有以幼男诈为女子嫁人为妇者，成化间就有这样一件案例，为男方觉察，送到官府。事实上，此条律文在施行中，往往重事实婚，已成婚者，多将错就错。这类案件被文人演绎成了一段又一段的佳话。冯梦龙一则小说记有书生钱生借住表兄家中，因兄貌丑，代往相亲、迎亲，因雨滞留洞房，表兄告到官府。县令判钱生与女成婚。[3]（卷7） 此为男方妄冒引起诉讼在当时司法实践中处理的现实反映。

（二）男方解聘

如果女方无过错男方解除婚约，一般不能收回聘礼，且法律要追究男方悔婚之罪（杖八十）。究其原因不外乎聘财的归属问题：男方悔婚，聘财落入女方之手，女方家长又可将女另许他人，以一女得两份聘礼，女方自然不会有异议，同时也可算作对男方毁约行为的惩罚。但是司法实践中，案例多为男方悔约另娶后，反于女方“再婚”后诉诸官府，告女方悔婚。而法官审理案件时，只依据律条“女方悔婚再嫁他人者，归前夫”。景泰年间就有一例：都

督吕毅男瑛与指挥使葛覃妹定婚，后瑛调职山海卫，别娶他女成婚。葛覃无奈在妹妹三十岁以上时将其嫁与一南京千户，已生儿育女。吕于是告葛氏悔婚，两家打了多年的官司。[20]（P4562） 此案中虽然原告吕瑛悔婚在先，但法官并没有追究其悔婚的责任。排除此案司法运作中的非正常因素，可以推断：男家悔婚另娶不一定受到法律的制裁，反可以凭婚约导致后婚无效。

（三）女方解聘

如果男方没有悔约，而女方欲解聘，应首先征得对方同意，由男方写立“休书”，并退还男方聘礼，才算正式解除婚约。或可直接退还聘礼，但如未索要休书，无文书可据，往往引起纠纷。万历年间吏部侍郎赵用贤女儿曾与御史吴之彦男定婚，后因二者政见不同，吴与赵绝婚，赵遂封还原聘礼，吴御史接受后没有索要休书。后此事成为党争事由，辅臣就此责备赵“绝婚轻易”。[21]（P490） 可见女方欲解除婚约必须依照规定的程式进行。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女方贪图聘财，悔约、一女两聘的案例非常常见。明律根据两种不同情况分别加以调整；未成婚的，杖70，已成婚的，杖80.后来与女方定婚的，知情与同罪，财礼入宫，不知者不追还财礼。至于女子归属，法律规定：女归前夫，前夫不愿者从后夫，但要倍追财礼给还前夫。

明清律学家对法规中女子归属问题颇有异议，薛允升认为：“此条便觉混淆不清”，认为“无应行离异之文”，应“仍许后夫为婿”，“谓已成婚者，亦应追归前夫，则不近情理矣”，[22]（P326） 反映了明清时期对此类案件的基本看法。实际上地方官在审案时，一般依据“未成婚者归前夫，已成婚者归后夫”的原则。明末宁波府推官李清即据此断案，案情如下：

沈应用年暮无嗣，以宗侄沈之龙为嗣，以养女楼氏许婚。沈应用死后，其妻转将女许给胡家，得聘礼十二两。

李清认为楼氏固“有主罗敷”，幸与胡男未及成婚，故为楼沈二人主婚，并还胡氏聘礼十二两。此案关键在于楼氏女“幸黄花未折”——后婚并未成事实，所以维持前约。[11]（P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