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泽泉：社会学在中国 研究进展及其热点问题

社会学在中国

——研究进展及其热点问题

中国社会学的研究与发展受到两个元素的强劲推动，一是社会学学术发展本身蕴涵着一种内在的推动力，表现为社会学不同的学派、范式和发展策略之间在相互竞争、论战、甚至隔阂和对抗的同时，不断对话与沟通，碰撞与融合，综合创新，从中剥离出最具共性的意涵与实质性的内容，形成了共同的话语场域、共同关注的论题、共享性的概念、理论和方法体系，促成了社会学学科的现代性整合。二是现代性的全球化、信息化的全面渗透，全球性启示着现代性的重写，引发了现代化的转向，这就要求现代社会学在研究层次、思维方式、研究范式和理论形态上摆脱了原来的局限性，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从全球化语境出发，真切地把握现代性社会发展的社会真问题，关注社会变迁过程中出现的新的社会现象，关注新的社会热点问题，2004年社会学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体现在继续关注全球化背景下的社会弱势群体（流动人口、下岗失业工人、城市被拆迁的贫困群体、女性等）、乡村社会以及三农问题、城市化和城市贫困问题、社会结构和社会分层的新特点、区域经济发展新走向、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网络社会中的新动向、全球网络中的社会风险等。

一、 乡村社会和农村贫困问题研究

乡村社会问题仍然是现代社会学研究中的一个焦点问题，乡村社会和三农问题，仍然是现代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所不得不面对的瓶颈，很多社会学者在原有理论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乡村的现代性以普遍而精微的方式进行了跟踪式的观察，对乡村社会问题现象、结构制度和社会行动主体，给予辨析、诊断和解释性理解，通过大量的经验事实，呈现出其新的动向和存在的现实问题，并提出其社会对策。李培林、朱庆芳等认为目前农村的主要问题有：农民纯收入增长缓慢；教育卫生经费匮乏，农民科技文化素质低；劳动力转移困难；乡镇机构臃肿、负债严重；农村社会保障水平低；农村生态破坏加速、污染严重。

石垒提出目前学术界在农村问题根源的讨论中存在“主流模式”和“另类模式”两种话语形式。“主流模式”存在两种设问形式，即发展性问题和体制性问题，发展性问题认为国家工业化与现代化必然带来农村的衰退现象，是一个不可规避的问题；体制性问题认为主要在于计划经济的城乡二元分治制度，主张破除城乡二元分割的制度性壁垒。例如：洪大用、马芳馨认为城乡二元分割是中国农村存面污染问题日趋严重的深层社会原因，长期的城乡二元分割延缓了中国城市化进程，大量人口滞留在农村，加剧农村人口与资源的紧张关系，使城乡差距扩大，很多农民处于贫困状态，无力顾及污染控制，这种制度带来大量农村精英流向城市，削弱了消除面污染的能力，加上中国环保工作重点放在大城市、大工业和大工程上，长期忽视农村环境保护，使得环保政策、环保机构和人员设施严重供应不足。石垒提出，主流模式无法对解决问题的效力做出解释，另类模式强调中国国情的特殊性，寻求另类发展模式。贺雪峰提出应着眼于长期发展的乡村建设运动，进行农村社会制度和文化的重建，创造一种于农村社区和农民需要相适

应的社会文化制度和价值系统。目前也有大量学者借鉴韩国经验提出“新村运动”，即运用意识型态动员，以往政府选择的牺牲农民利益的经济现代化战略模式在国家经济现代化基本完成后，应回馈农村，通过“以工哺农”支持乡村发展，作者提出应采取主流模式和另类模式在乡村建设的实践中并存的策略。

古学斌、张和清、杨锡聪认为，农村的贫困在地方国家和经济干预加剧的情形下现在出现农村贫困加剧的现象。贫困地区地方政府对农村社会的干预依然很频繁，基层干部依然用一种强制性手段去实现对农民干预的目标。所在地民众并没有因改革开放摆脱政府的经济干预，相反他们面临着新的困扰，使得本身已经脆弱的农业经济面临破产，民众的生计受到威胁。中国政府强调扶贫应以发动群众积极性为目标从而促成“造血”的效果，在现实上却是自上而下的动员，地方群众没有机会参与表达他们的需要和对扶贫项目的意见。在自上而下的动员模式中，扶贫项目不单引起地方政府与民众的冲突，甚至令贫困民众陷入困境，甚或造成“返贫”的现实。目前全国扶贫开发的形势依然十分严峻。主要表现为解决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速度明显趋缓，贫困人口与其他人口的收入差距有拉大的趋势，贫困人口绝对量的增加更是彰示了“三农”问题的严重，贫困人口增加，既有原有贫困人口持续贫困，也有原来脱贫人口重新返贫以及本非贫困人口陷入贫困等多种情况。 朱晓阳提出，中国的贫困和反贫困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出现的一种与政治性建构有关的政府行为，小额信贷和劳动力转移这些扶贫措施不能使穷人脱离贫困，社会控制战略和反贫困战略只会使穷人被标示和亚文化化，使他们更牢固地钳闭在贫困之中，这种理想距离实践的模式很远，给完全消除贫困的战略开具任何药方是不可能的，更关键在于对贫困人口加强生命求助，和再建构社区，建立包括穷人和其它社区成员在内的共同体，要增强的不是使穷人离心于社区的结构性和组织形因素，而是增强那些社区中有利于社区对他们接纳和整合的因素。 当前农民维权活动也是一个重要的话语，于建嵘提出在当代中国农民维权活动中，上访仍是农民抗争的最重要形式之一，而且表现出的新的特征和功能，形成了一些新型的更具有主动性的抗争方式和手段。集体上访一般针对具体事件而发生的，由抗争精英发动，通过会议统一议题；参加的也不是一般的群众而是自称为“上访代表”或“减负代表”的抗争精英或谈判的领袖；在规模上出现了全县性的联盟,并具有明确的组织性；宣传成为目前中部地区农村最为常见的抗争方式。抗争精英通过宣传中央的地方有关政策，运用多种多样的宣传形式，获取合法性、支持和参与；阻收也是一种更为主动的抗争形式，即抗争精英通过直接阻挠乡(镇)村干部收取税费的行动来制止乱摊乱派的一种抗争方式；诉讼和逼退是最近10年来农民常用的抗争形式，即农民抗争精英根据法律规定，就农民负担等问题向法院提起诉讼；静坐和示威，是作为一种具有胁迫性的抗争行为方式在严重的事件得不到处理时而不断出现。 毛丹和王萍提出，由于村级组织的实际的农地调控权的扩大，导致了农户承包地被频繁调整，但村级组织已经成为汲取财力、扮演农村的公共权威，组织和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基本资源或条件。而现有的物权法动议取消了农地调控权。这种动议缺乏考虑既有的法律、法规的整理协调、村民自治的制度结果以及农村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基础和财力问题，在农村基层引发了严重的问题。

二、 社会弱势群体和城市贫困问题研究

以农民、流动农民工、失业下岗工人、残疾人员等为主体的社会弱势群体仍然是是今年社会学研究的热点问题，研究仍然集中在这些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发展困境，拖欠农民工的工资是2004年一个大家比较关注的社会问题；很多学者今年继续关注与弱势群体相关的下岗失业问题与在就业政策、城市贫困问题与社会救助政策、城乡分割问题与统筹发展政策等；同时，很多学者开始关注全球化背景下的弱势群体的面临的新生的贫困因素，关注全球化处境下的基本的政策取向。

社会弱势群体中出现了许多以往缺乏关注的群体。三峡农村移民的研究也是今年研究的一个焦点，风笑天对三峡农村移民的社会适应展开了一系列社会调查，农村移民对新生活的适应，首先从日常生活开始，然后是生产劳动、经济发展，最后是主观感受、心理融合以及社区认同的自我归属感，影响农村移民社会适应状况的因素有移民搬迁的时间、搬迁的方式、安置地政府的关心。移民在社会适应过程中所面临的经济贫困的风险问题、如何尽快实现从日常生活适应到劳动生产适应再到心理归属适应的跨越问题、跨省外迁移民的社会适应和社会支持网络的重建问题都是值得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农民工问题也仍然是今年社会学研究的焦点问题，农民工问题仍然集中体现在农民工在城市中缺乏合法的社会身份、缺乏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缺乏当地社会关系资源、缺乏体制惯性的保障、缺乏必要的人力资本等层面，这也是2004年政治文明和社会进步绕不过的话题。刘林平、郭志坚通过对外来女工的调查发现，国有企业在“人身权利”和“工资克扣” 方面存在比较严重的问题；规模较大的企业为外来女工提供较好待遇，但在人身权利方面却欠佳；由于外来女工的工作岗位、时间和金钱的限制，使她们获得新的社会关系非常困难。王毅杰、童星在流动农民工的社会支持网研究中发现，流动农民工的社会支持网规模不仅小于城市居民，也小于农村居民。

张海东在文中也提出，影响城市居民对社会不平等的态度因素在于其意识倾向，即地位追求意识和平均主义意识，二影响这种意识倾向的因素是收教育程度、社会关系网络以及职业地位因素、个人收入和参照群体，党员身份、是否来自国有企业并不直接影响城市居民的对社会的不平等的态度和意识倾向，影响和决定人们对社会不平等的态度因素，归根到底是人们的意识倾向和获得的物质利益。

三、 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问题

在社会保障问题上，郑杭生、李迎生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需要国家和社会给予弱势群体以高度的关注与支持。社会政策的着眼点必须从基本物质生活的补偿转到消除社会排斥、促进就业、保障教育机会均等、加强社会整合上。郑功成认为，目前的社会保障制度尚未定型，整个社会保障政策仍处于选择阶段。中国需要一个没有漏洞和使人在遭遇生活困境时免于绝望的社会保障安全网，应通过立法来明晰主体各方的社会保障责任，建立综合性的城市社会救助系统，迅速、全面地推进社会保险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责任共担机制，分类、分层地保障农民工等流动人口的权益,积极推进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 景天魁提出，以往建立的社会保障制度再基本理念上是模糊的，在制度设计上是存在缺陷的，它提出“底线公平”的概念，即保证公民生存、解决基本的温饱问题、满足谋生所必要的基本条件，以“底线公平”为基础来讨论社会保障制度的

内在调节机制。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公共卫生和医疗救助制度，都对实现底线公平具有重大意义，在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内部的层次关系上，底线公平是基础层次，由政府来负责；其它制度可以置身于“底线公平”的基础上，由社会、个人或采取市场机制来实现。 毕天云通过论述表征，在形成福利制度和福利模式差异的原因中，文化就是一个重要的变量，文化价值观和社会文化（文化起源论）催生了一个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社会文化构成社会福利的背景（文化背景论），如工作伦理、社会公正、勤奋节俭、简朴的美德、互助的集体精神等；社会福利的产生受“异域文化”的影响（文化传播论）不同社会或国家的福利制度和模式差异是由他们各自的福利文化所决定的（福利文化论）；存在着整体文化决定论、单项文化决定论、意识形态决定论的多重体系（文化决定论）。

四、 社会结构和分层、社会流动和社会政策研究

200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 “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提出现阶段的中国社会结构中虽然出现了贫富分化，但相当多的社会成员的社会位置是上移的；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通过社会流动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这是社会地位机会增多、社会地位结构开放的结果。社会阶层地位既有代际间的“循环”，也有“再生”，这就有可能缓冲贫富分化所导致的大规模社会利益冲突。李强认为在社会结构中形成了一个“底层社会”而不是“市民社会”，他们以违规、违法方式与社会相对抗，其部分行动者在一定程度上显现出“刁民”习性，引致社会犯罪率急剧上升。

2004年，学者们延续了这一议题并继续予以深拓。陆学艺认为，阶层的重组、聚类、定型，是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中的明显趋势，计划经济时代留下来的制度性障碍，如户籍制度、就业制度、人事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仍在阻碍人们向上流动获得更高层次社会地位。处于较为优势地位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中，子女代际继承性明显增强，而同代内的流动明显减少，出多进少；可处于经济社会位置较低阶层的子女进入较高阶层的门槛明显增高，两者间的社会流动障碍在强化；社会的经济资源、组织资源和文化资源有向上层积聚的趋势。公正、合理、开放的现代化社会流动格局尚未形成，后致性因素对社会流动机制的影响逐渐扩大，社会流动渠道多元化，能力主义原则在社会经济地位获得上的作用日益显著；国家制度性政策安排对个人、阶层的社会地位的获得仍具有相当大的作用。现代社会流动机制及现代社会流动模式正在逐步形成（中国青年报，2004年7月20日）。

中产阶级也是今年的一个研究焦点，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周晓虹成立以王建平、许荣、连连、陈曙红、王奕红等为代表的的中产阶级课题研究小组，取得了具有突破性的阶段性成果。他们对中产阶的阶级的界定、成员构成、阶层意义、发展趋势和成长轨迹、中产阶层生活方式形成的消费空间、中产阶级身份认同、中产阶级的文化品味展开了一系列社会调查和研究。周晓虹提出，有关中国大陆中产阶级的研究，构成了世界范围内后工业语境中的一个共同话题。政治的清明和宽松，国家和社会关系的重新调整，使得市民生活在相当的程度上从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分离出来，公共领域在一定范围内的出现；经济的持续稳固的发展，经济结构的调整、第三产业规模的扩大，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以及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文化

的多样化和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转变为中产阶级尤其是新中产阶级的出现和成长提供的文化和精神基础，构成了中国中产阶级出现和成长的重要条件。中国新兴的中产阶级也明显表现出了政治后卫的倾向，这种后卫倾向并不意味着中产阶级不拥护现代化进程中民主政治的推进，而是说他们一般都赞成以渐进而不是动荡的方式推进这种民主，与中产阶级后卫的政治姿态相比，他们在消费上则是前卫的，中国中产阶级不仅在消费上走在其他阶层的前列，更重要的是他们形成了相对理性和具有超前意识的现代消费观念。

李姿姿以个体劳动者协会为举证来对社团内部权力和交换关系展开研究，发现大部分社团内部都存在借助行政性权威来建立自己对会员的权力，且大部分社团内部存在着行政交换，对成员利益考虑太少，而对政府要求考虑过多，导致协会与会员的距离拉大，社团与政府关系的理顺在于社团减弱对行政机构的依赖性，将验关投向社会和自身取寻找发展动力。

2004年之后，我们即将跨入2005年，社会学仍将不遗余力，关注社会发展，为创造一个健康的社会而耕耘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