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增长极理论

将成都和重庆为中心的成渝经济区的发展作为西南地区的经济增长极应该是西部地区加快发展的重要战略，由极核拉动外层中心城市发展，形成密集的城市圈；同时在城市圈内建立具有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各类工业园区，形成密集的产业集群，通过产业集群向前向后的联系效应，对整个区域产生幅射带动作用，从而拉动西部经济的快速发展。

三．哪些学者做出过贡献作用

西方学者

1、增长极理论的起源和提出阶段

古典区位理论是经济增长极理论的主要来源。新古典经济学家马歇尔（A.Marshall）是古典区位理论的创始人之一，他在《经济学原理》（1890年）一书中强调必须注重研究“空间的区域变化和市场扩张的周期”，首次提出外部经济和内部经济理论。他指出，可把因任何一种货物的生产规模之扩大而发生的经济分为两类：第一是有赖于这工业的一般发达的经济即外部经济；第二是有赖于从事这工业的个别企业的资源，组织和经营效率的经济即内部经济。前者往往能因许多性质相似的小型企业集中在特定的地方——即通常所说的工业区分布而获得。

杜能（J.Thunen）则是第一个用科学的区位理论解释空间经济活动规律的经济学家，他在《孤立国同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1826年）一书中创立以成本探讨农业配置区域差异的理论。龙哈特（W.Launhurt）和韦伯(A.Weber)创立了系统的工业区位理论，强调运输因素、劳动力费用和集聚因素对工业区域配置的重要影响。另一些与成本学派不同的市场经济学家如谢费尔(Shaffle)，克里斯泰勒(W.Chrastaller)和勒施(A.Losch)提出以市场为中心的市场划分理论和市场网络理论。勒施则在《经济空间秩序》（1939年）一书中，力图把生产区位和市场区位相结合，从而开始了古典区位论向现代区域经济学的转化。总之，古典区位理论为经济增长极理论的产生提供了充沛的思想基础。2

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西方经济学界爆发了关于一国经济平衡增长或不平衡增长的大论战的大论战，经济发展极理论应运而生。法国著名经济学家佩鲁（Francois Perroux，1950）在《经济空间：理论的应用》和《略论发展极的概念》（1955年）等著作中首次提出以“发展极”为标志，以“不平等动力学”或“支配学”为基础的不平衡增长理论，其出发点是抽象的经济空间，以部门分工所决定的产业联系为主要内容。他将经济空间划分为计划空间、极化空间、匀质空间三种类型，从极化空间入手，首倡“极”的概念，论述了“极”的形成和作用机制。继而在论文《略论增长极概念》（1955）中从产业关联及相互依存的角度系统阐述了其增长极理论。他在该文的开篇即提出了关于增长极思想的著名论断：“增长并非同时出现在所有地方，它以不同的强度首先出现于一些点或增长极上，然后通过不同的渠道向外扩散，并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同的终极影响。”3但事实上，佩鲁在该文中并未对“增长极”概念作出明确的界定。直到1961年，佩鲁才在论文《区域推进型企业和推进型区域》中明确提出“增长极是在特定环境中的推进型单元”，4这种推进型单元是与周围经济环境相结合、对另外的经济单元施加不可逆或部分不可逆影响、产生支配效应的推进型单元，包括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为此，他引入了“区域推进型企业”和“推进型区域”等概念，这事实上是佩鲁的增长极理论从抽象的经济空间走向现实的地理空间的初步探讨。

佩鲁认为经济空间存在着若干中心、力场或极，产生类似“磁极”作用的各种离心力和向心力，从而产生相互联合的一定范围的“场”，并总是处于非平衡状况的极化过程之中。

在他看来，一国经济是由各种“经济空间”构成，它或者是“计划内容”或政策运用的经济空间形式，统计学意义的均质的经济空间形式；或者是作为“势力范围”、“力场”和“增长中心”的经济空间形式。佩鲁着重分析了最后一种经济空间形式。在他看来，经济增长是在不同部门、行业或地区，按不同速度不平衡地增长的。由于佩鲁继承了熊彼特的创新理论，认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创新，而创新总倾向于集中在推进型产业。因此，佩鲁的“增长极”是指某些计划空间中的“推进型产业”(主导产业)或有创新能力的企业——企业家的创新是发展进程的主要动因——在一些地区或城市的集聚和优先发展，从而形成恰似“磁场极”的多功能的经济活动中心，亦即增长极。它不仅促进自身发展，产生“城市化趋向”，并且以其吸引和扩散作用进一步推动其它地区的发展，从而形成经济区域和经济网络。佩鲁把这种吸引和扩散效应归结为技术的创新和扩散，资本的集中和输出，规模经济效益和集聚经济效益(城市化趋势)，并对发展极的形成条件作了概括：必须要有一批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和企业家，必须具有规模经济效益，还应具备良好的投资环境和生产环境。

佩鲁的发展极理论虽然涉及产业和企业的不平衡发展，但最终归结为城市和区域的不平衡发展，并且强调聚集和吸引效应、扩散效应以及地理、区位和中心优势。他的理论打上了克里斯塔勒(W.Christnller)的“中心地理论”的烙印。因而佩鲁的发展极理论也被称为“地理性发展极”和“增长中心”理论(N.汉森语)。

但是，佩鲁的发展极理论还存在两大缺陷：一是将发展极建立在抽象的经济空间基础上缺乏可操作性，需要量化、模型化和实用化；二是过分强调发展极的正面效应，而对负面效应不置一词。后来的经济学家其中包括他的弟子对此做了弥补和修正。

增长极不可避免地要与地理空间发生联系，而佩鲁本人对增长极的论述却是产业间的联系，忽视增长极的地理空间特征，成为佩鲁增长极理论在实际应用中的一大缺陷。法国经济学家布代维尔（J.R.Boudeville）最早将佩鲁的增长极概念地理化。他认为经济空间不仅包含了经济变量之间的结构关系，也包括了经济现象的区位关系或地域结构关系。因此，增长极概念有两种含义：一是在地理意义上特指区位条件优越的地区；二是在经济意义上特指推进型主导产业部门。

布代维尔特别强调经济空间的区域特征，认为：“经济空间是经济变量通过一个描述经济过程的数学变量在地理空间的应用。”5 因此，经济空间将涉及到地理空间中有关经济特征、经济关系和经济计划的区位问题。他还对空间(Space)和区域(Region)进行了区分：“经济区域是一个连续的、地方化的地域(Area)，而经济空间却不是。”这样，布代维尔也像佩鲁—样认为，从经济的观点来看存在着三种类型的空间：匀质空间、极化空间和计划空间；区域也相应地划分成三种类型：匀质区域、极化区域和计划区域。不难看出，增长极由抽象空间转换成地理空间或区域背景无疑是因为极化空间和极化区域。对布代维尔来说，极化空间主要体现为要素的相互依存性，这一概念与城市等级概念紧密相关，它特别适合于研究城市中心及其相互关系。这样，通过空间概念的转换，就把增长极概念同极化空间和极化区域中的节点，即城镇相联系起来。

布代维尔作为功能学派增长极的主要代表人物在其《区域经济规划问题》(1966年)中写道：“增长极是配置在城区的一组扩张性产业，它能通过其影响范围而引导经济活动的进一步发展。”这实际上强调了增长极的产业“极化效应”，即推进型产业的建立或产品的增加会导致原区域中未曾配置的其他产业活动的出现。如布代维尔指出，由推进型产业所诱导的经济活动，会投入到推进型产业的“上游”（Upstream）供应者，或者作为其产品的“下游”（Downstream）使用者。他认为，增长极是区域配置中不断扩大的工业综合体，通过里昂惕夫乘数效应和极化效应对区域经济产生影响，即推进型产业可以对其他产业产生后向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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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向联系效应，各种劳务或资本等要素得以优化配置，并随着整个产业的扩张，这一地区变得对投资更有吸引力，从而形成地区产业的累积增长效应。在这里布代维尔实际上已经指明了极化区域累积增长的必备条件：计划区域内的主导产业及其创新，主导产业与相关产业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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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计划区域内。

2、增长极理论的发展阶段

（1）对增长极理论研究的扩展和推动

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G.Myradal）是增长极理论的重要推动者。他早在1944年出版的《进退维谷的美国：黑人问题和现代民主》中提出“循环的或累积的因果关系”原理，即“累积的地区增长和下降”理论，并在《经济理论和不发达地区》（1957年）和《亚洲戏剧：各国贫困问题考察》(1968年)等著述中，使用“回波”和“扩散”的概念，说明经济发达地区(发展极)对其它落后地区的双重作用和影响，并指出经济发展过程在空间上并不是同时产生和均匀扩散的，而是从一些条件较好的地区开始，一旦这些区域由于初始优势而比其它区域超前发展，这些区域就能通过累积因果过程不断积累有利因素，从而进一步强化和加剧了区域间的不平衡。由此而形成了“地理上的二元经济结构”论以及相应的政策主张，丰富和发展了区域经济增长极理论。在缪尔达尔看来，社会经济发展过程是个动态的非均衡发展过程，其各种因素(包括产出与收入、生产和生活水平、制度和政策等六大因素)相互作用、互为因果、循环累积。任何一个因素“起始的变化”会引致其它因素相应变化，并促成初始因素的“第二级强化运动”，如此循环往复的累积导致经济过程沿初始因素发展的方向发展。缪尔达尔进而提出两种循环积累因果运动及其正负效应：一种是发达地区(增长极)对周围落后地区的阻碍作用或不利影响，即“回波效应”，促成各种生产要素向发展极的回流和聚集，产生一种扩大两大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运动趋势；另一种是对周围落后地区的推动作用或有利影响，即“扩散效应”，促成各种生产要素在一定发展阶段上从发展极向周围欠发达地区的扩散，因而产生一种缩小两大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运动趋势。他强调指出：市场机制的作用总是倾向于扩大而不是缩小地区间的差距，这就意味着回波效应大于扩散效应，从而形成“地理上的二元经济结构”。后来的学者把这种情况归结为经济自由主义占上风的“自发的发展极”现象。相反地，缪尔达尔寄希望于政府采取积极的干预政策(不应消极等待发达地区或发展极的“扩散效应”) 来刺激发展极周围落后地区的发展，填补累积性因果循环所造成的经济差距。后来的学者把这种情况归结为国家干预主义占上风的“诱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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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极”现象，这是缪尔达尔增长极理论的精髓。

地理学派的最早阐述者是美国经济学家赫希曼(A.O.Hirschman)，他在产业经济理论意义上的阐释进一步深化了增长极理论的意义。他在其代表作《经济发展战略》(1958年)中曾谈到：“经济进步并不同时在每一处出现，而一旦出现，巨大的动力将会使得经济增长围绕最初出发点集中”，对于任何具有较高收人水平的经济来说，它“必定而且将会在一个或几个区域实力中心首先发展；而在发展过程中，增长点或增长极出现的必要性意味着增长在国际间与区际间的不平等是增长本身不可避免的伴生物和条件。”9这种观点可以看作是佩鲁增长极思想在区域中的直接翻版，这里所说的“增长极”或“增长点”基本上指的是极化空间或极化区域中的节点，即城市等地理单元。这样，“增长极”或“增长点”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就变成了城市中心对周围腹地的影响。

同缪尔达尔的分析一样，赫希曼也认识到了“极”的增长可以对当地产生负效应即“极化效应”(Polarized Effect)，以及正效应“涓滴效应”(Trickling—down effect)。极化效应使得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之间的差距拉大，而涓滴效应使得二者的差距缩小。但与缪尔

达尔得出结论不同的是，赫希曼认为：从长期来看，地理上的涓滴效应将足以缩小区域之间的差异。因为增长的累积性集中并不会无限地进行，一旦厂商在国家领土的一部分生根，它显然会产生一种力量来作用于领土的其他部分。这种趋势的不可避免性部分地是由于增长中的“极”会产生聚集不经济，从而促使工业的分散而产生的。此外，国家是一只新型的“看不见的手”，也具有—种内在的均衡稳定机制。10

如果赫希曼的分析能够成立，就意味着工业投资在大城市的集中，除增加那里的增长动力外，也会对国家或区域的其他部分产生有利的“涓滴效应”，从而可以得出把增长极战略作为完成国家或区域经济增长目标的最佳手段的结论。

在产业经济方面，与佩鲁有所不同的是，作为平衡发展理论的主要批评者的赫希曼则强调经济部门或产业的不平衡发展，并强调“关联效应”和资源优化配置效应。在他看来，发展中国家应集中有限的资源和资本，优先发展少数“主导部门”尤其是“直接生产性活动”部门。如何选择优先发展的产业和部门呢？赫希曼提出“关联效应”原理。这是其不平衡增长理论的核心。在他看来，“关联效应”应该是各个产业部门中客观存在的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的关联度，并可用该产业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来度量。因此，优先投资和发展的产业必定是关联效应最大的产业，也是该产业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最大的产业，都能通过该产业的扩张和优先增长，逐步扩大对其他相关产业的投资，带动后向联系部门、前向联系部门和整个产业部门的发展，从而在总体上实现经济增长。

（2）经济增长极理论步入政策化和实用化阶段

1945-1957年长达十二年的资本主义经济的繁荣造成了两大严重后果，一是大城市出现过度增长、产业结构恶化和聚集不经济现象；二是周围地区的衰退和收入差距的扩大证明了增长极理论的准确性。因此急于改变这种状况的发达国家以及一些发展中国家纷纷将这一理论付诸于实践。因此，经济增长极理论的政策化和实用化成了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主要代表有威廉姆森（J.Williamson）的《地区非均衡和国家发展进程》（1965年），弗里德曼(Friedman)的《区域政策》（1966年），胡佛(Hoover)的《区域经济导论》（1972年），汉森(Hansen)主编的《区域开发中的增长极》（1972年），利奥伊德(Lioyd)的《空间区位》（1977年），还有艾萨尔德（W.Isard）的《区域分析方法》（1960年）和《区域科学导论》（1975年）等著述，为国家干预区域经济提供了可具操作性的政策理论和方法，奠定了包括增长极理论在内的西方区域经济学的基础。12

美国城市与区域规划学家约翰·弗里德曼(John Friedmann)在其代表作《极化发展的通论》(1972年)一文中试图将极化发展理论思想提炼为一种普遍适应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空间规划基础的“通论”。这种“通论”实际是建立在其“核心一外围”理论模式的基础之上。所谓“核心一外围”理论，是在考虑到区际不平衡较长期的演变趋势基础上，将经济系统空间结构划分为核心和外围两部分，二者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二元空间结构。核心区发展条件较优越，而外围区发展条件较差，经济发展必然伴随着各生产要素从外围区向核心区的净转移。在经济发展初始阶段，二元结构十分明显，表现为一种单核结构；随着经济进入起飞阶段，单核结构逐渐为多核结构替代。

弗里德曼通过将创新因素引入空间系统，从而将政治因素引入区域发展过程的分析之中，并把各具体地区的变量看成是一个更大系统的组成部分而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他指出，发展作为创新的一种继续在积累的过程中出现，它总是起源于信息场中为数不多的变革中心，创新总是从这些中心由上而下、由里而外地向创新潜能较低的地方扩展。创新变革的中心称之为核心区，特定空间系统内的所有其他地区称之为外围区。核心区和外围区共同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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