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渐进式改革的特征与经验

求、调整结构、加强管理等多种手段加以治理，是温和的而非激烈的稳定措施。实行这种将改革、发展和稳定相统一的宏观经济政策，可以大幅度地增加国民收入，创造较多的就业机会，提高各经济主体对改革的承受力，防止因破产、失业和收入下降而产生的社会动荡，为改革的深入推进创造良好的物质基础和社会环境，这既有利于发展，也有利于改革和稳定。而改革的逐步推进又可以增强经济的活力和动力，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改革、发展与稳定之间形成的这种良性循环关系，是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一个根本保证。 七、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 经济与政治是不可分离的。苏东激进式改革与中国渐进式改革的差别从根本上来说是政治性的，是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的差别。中国渐进式改革是以社会主义制度为基础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因而，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注意保持政治秩序的相对稳定和政治体制的相对集中，并在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框架内逐步改革现行的政治体制，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而苏东激进式改革则是以西方式的多元政治作为政治制度的基础的。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中国的政治结构和政治体制改革战略对于渐进式改革的成功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1.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过程中，随着经济和社会结构的急剧变化，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个领域的矛盾和冲突不断加剧，不稳定因素日益增多。政治上的相对稳定和集中，有利于防止社会的失控和解体，为改革和发展创造一个正常的社会环境，减少改革中由于摩擦和冲突引起的损耗。而政治的多元化则可能加剧和扩大各种矛盾与冲突，破坏政治与社会的稳定。

2.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各阶层、各地区、各集团之间存在着利益上的矛盾，有些改革措施往往只对一部分人有利，而可能使另一部分人受损；还有一些改革措施能使部分人受益，却使整个社会受损，或者可以使社会受益，而使部分人受损。所有这些矛盾如果都通过协商谈判或货币交换的方式来解决，不仅成本极高，而且在许多情况下根本无法解决。在这种情况下，通过政府的动员强制和政治上的劝导，可以降低改革的成本，减少改革的阻力，推动改革的顺利进行。

3.权威是一种特殊的组织资源，它的行使在特殊场合是没有成本的，因为权威的授予可以先于它的作用，可以是稳定的和持久的，可以容纳大量的行为范畴。而当需要一种反应时，则常常无须任何报偿、任何惩罚、任何操纵，甚至无须任何说服。渐进式改革充分利用了党和政府在长期革命和建设中形成的政治权威，有效地协调改革中出现的各种矛盾，组织实施各项改革措施。

4.在政治秩序相对稳定的条件下推进改革，使政府可以对经济与社会、改革与发展、眼前与长远、国内与国外等重大的全局性问题进行统一的协调、合理的安排，排除政治动荡对经济建设的各种干扰，组织动员社会的各种力量，调动国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资源，集中精力搞好经济建设。

5.根据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要求来决定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和步骤，而不是根据政治体制民主化和多元化的要求来决定经济改革的战略，这不仅符合经济发展的规律，而且也符合政治发展的规律。只有在生产力不断进步、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的条件下，才能逐步建立起成熟的社会主义民主政体和良好的政治秩序。脱离开一定的经济基础强制推行某种政治制度和模式，必然会造成生产力的巨大破坏。

强调政治上的稳定和适当的集中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意义。事实上，对于政治体制改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从一开始就给予了高度重视，党政分开、政企分开、行政分权、机构改革都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这些改革对于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推进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同时表明，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民主和法律制度的不健全，会助长严重的官僚主义和腐败现

象，引起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在一定条件下会使改革陷入困境，甚至会导致社会主义改革的失败。因此，在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必须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把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

八、文化传统与改革的路径

如何正确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是改革需要解决好的一个重要问题。在这一问题上存在着两种倾向：保守主义的进化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往往把文化传统当作决定社会变迁的根本因素，而西方的主流经济学家们则常常完全忽视文化传统的深刻影响。这两种观点都是片面的。改革首先是对传统的一种否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事事拘泥于传统，就不可能表现出任何伟大的首创精神，就不可能成功地打开现代化的大门。但是，传统与现代又不是截然对立的。在所有的传统中都有着现代的要素。反之，即使是最现代的社会也不是没有传统的东西，紧随着国家发展而来的文化架构常常是新与旧的综合，传统的力量在许多情况下不是结构变迁的障碍，反而有可能转化为一种决定性的要素，使落后国家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寻求这种恰当的平衡，也是中国渐进式改革获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从总体上看，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是有利于渐进式改革的。从消极的方面看，由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家族主义为核心、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因而与市场经济的发展存在着根本矛盾，传统文化中的一些落后因素如契约观念淡薄、小生产意识、官本位思想和保守僵化等都阻碍着市场化进程，这就要求市场化改革只有采取渐进的方式才能被人们所接受，才比较容易推进。从积极的方面看，传统文化中的一些内容经过改造和发展可以转化为积极因素，推动市场化与现代化的实现。例如，传统文化中包含着节俭、适中、反对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的积极因素，这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传统文化中的秩序观念和权威观念，不仅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政治的集中，还可以降低政府管理的成本；中国文化对于教育的重视，是提高国民素质和改善人力资本的重要动力，等等。这些因素对于改革与发展的顺利进行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文化传统的这种影响不是孤立的，而是在与经济和政治结构相互联系的整体结构中发生作用的。因而，脱离开一定的社会条件，这种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就会发生变化。 九、小政府还是强政府

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从本质上看是一个由集中到分散、由集权到分权、由管制到自由、由一元化到多元化的转化过程，这是对中国几千年来形成的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体制的根本否定。但是，在否定传统集权体制的时候，有不少人却走到另一个极端，即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完全归结为经济的市场化和自由化，对于经济生活中存在的广泛的政府调节持完全否定的态度。他们认为，政府的规模越小越好，职能越少越好，政府除了保护产权、制定竞争规则以外，不应当管更多的事情，改革的指导思想应当是“大市场、小政府”。这种思路对于打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治体制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它并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而且存在很大片面性。实际上，判断政府优劣的标准不在于规模的大小和职能的多少，而在于它在社会整体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就市场经济而言，政府规模过大，权力过分集中，往往会导致严重的官僚主义，抑制经济和社会的活力。但政府规模也不是越小越好，在早期资本主义向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国家所承担的社会职能是越来越多了而不是越来越少了，政府规模是扩大了而不是缩小了。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政府的强弱对于国家的强盛和社会的发展来说，已经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 资本主义的最初发展，完全是一种自发秩序的产物，它既不害怕外部的压力，也不需担忧内部的解体。因而，政府的强弱也许并不十分重要。但是，对于一个后进的国家来讲，这一点却成了至关重要的事情，因为一个软弱无能的政府不可能打开现代化的大门。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曾经指出的那样，尽管程度各不相同，所有不发

达国家都属于“软政权”，没有更多的社会纪律，发展将遇到巨大的困难，在任何情况下都会被拖延。因此，所有不发达国家都必须努力加强和硬化其政权，使它们的法律更具有效力，使它们的行政更具效率，特别是更少腐败，否则社会的现代化将没有希望。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经验和教训证明：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能使经济繁荣、政治通达、社会稳定、法制严明、国家昌盛、人民安居乐业，而一个软弱的政府则会使经济停滞、政治腐败、社会混乱、法制松驰、国家孱弱；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能有效地代表公众的利益，抑制个别集团和个别地区利益的过分膨胀，而一个软弱的政府则无力阻止个别集团和个别地区利益的过分膨胀，以至于他们的利益凌驾于社会之上；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能有效地领导和组织经济和社会的转型与变迁，实现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而一个软弱的政府则无力克服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和冲突，使现代化的事业中途夭折；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能保证国家的独立、统一和领土完整，而一个软弱的政府则会使国家内不能保证国家的统一，外不能保证国家的独立。中国的现代化需要的是强政府而不是弱政府，20年来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不仅得益于资源配置的市场化，而且也离不开稳定的社会环境、有效的宏观调控、适当的行政干预、明智的战略和策略，以及强有力的组织和协调。只有把有效的市场机制和有效的政府调节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实现经济和社会现代化的目标。 十、中国经验的普遍性与特殊性 对于中国改革经验的意义，经济学界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以萨克斯为代表的一批西方学者认为，中国的成功主要得益于一系列有利的初始条件，如落后的半工业化的经济结构、独特的文化传统、松散的以横向联系为基础的传统体制、政治上的相对稳定等。这些有利的初始条件使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可以按照渐进的方式逐步推进，因而中国的改革不具有普遍意义，它是一种特殊环境的产物。同时，他们强调，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功是十分有限的，中国的改革正在陷入困境，而这种困境正是由于没有实行彻底的自由化路线所导致的。而一些支持渐进主义观点的人则认为，中国的改革道路是一条代价低、风险小，又能及时带来收益的成功的道路，它具有内在逻辑上的有序性和不可逆性，可以使“分两步跨越同一条鸿沟”成为现实，有利于保持改革过程中速度和稳定两种要求之间的平衡，因而获得了巨大成功。而苏联和东欧国家由于选择了相反的改革方式，产生了巨大的摩擦成本和社会动荡，因而迄今没有带来经济增长和经济收益。既然改革中国家的传统经济体制及其弊端都是相同的，改革的道路也应该是相通的，所以，中国改革的经验具有普遍意义。这两种观点都把普遍性与特殊性不恰当地对立起来了。

中国的渐进式改革道路首先是中国的特殊国情的产物，是中国人自己的创造，是特殊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特殊的历史文化传统以及特殊的改革路线的产物，正如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经验不可能完全适用于中国一样，中国改革的经验也不一定完全适用于苏联和东欧国家。例如，中国的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分地区推进的改革方式在苏联很可能会面临更大的分裂主义力量；中国的改革目标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而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改革目标则是向西方模式靠拢；权威主义和秩序观念可以与东方文化融合在一起，而同与无政府主义传统相联系的俄罗斯却格格不入；双轨过渡、增量改革和局部推进的改革方式在经济政治危机极其严重的、政府权威丧失殆尽的情况下已经没有可能性，等等。但是，共性寓于个性之中，中国改革的特殊经验也同时必然包含着普遍性的意义。如经济体制改革中应当重视政治和社会的稳定，应当把自觉性与自发性、局部与整体、改革与发展结合起来，在市场化和自由化的过程中应当尽可能地利用传统的组织资源，改革不能仅从理性和主观愿望出发，而应当从各国的实际出发，等等。反过来说，激进式改革首先也是苏联和东欧国家内部经济、政治和历史条件演化的产物，是特殊的，而不是普遍的。但是，在这种改革方式中同样也包含了转型过程中的普遍因素，如宏观的稳定化、微观的自由化等，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借鉴。 总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是包括了

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深刻变迁的整体性过程，而且这种整体性的变化又是在工业化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双重约束中进行的，因此，仅仅从市场化的方式方法的角度是无法全面认识中国的改革经验的，只有用整体的、历史的分析方法，从主观与客观、历史与现实、个人与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的统一中，才能比较深入全面地把握中国渐进式改革的内在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