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国”里的漫画家1950年代的丰子恺

“君子国”里的漫画家——1950年代的丰子恺

这两幅画作被同时刊登在新政权下出版的丰子恺第一部个人画集《丰子恺画集》中，丰子恺试 图通过将1935年竖起铁栅栏冷漠隔离的邻人，与1958年热情交换报纸的邻居进行新旧对比，展现共产党新政权对道德的提升这幅题为《交换看报》的漫画初看起来平淡无奇，两个身穿毛式中山装的人站在阳台上，隔着一面墙壁亲切地交换手中的报纸，脸上还挂着热情洋溢的微笑。尽管建筑和人物都不过是寥寥数笔，勾勒大概，但画家却特别着意描述了一个细节，也是赋予整幅漫画精神内涵的点睛之笔——两份报纸分别是《人民日报》和《解放日报》。

考虑到这幅漫画刊发于“大跃进”热情似火的1958年，我们就不难理解其中蕴含的文宣意味，但相比起这一年喷涌而出的宣传画上那些充斥着“一个萝卜千斤重，两头毛驴拉不动”之类的夸张标语，这幅漫画出现的两份报纸上的小字标题，可以说是微不足道。但对漫画的创作者，刚刚当选为上海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丰子恺来说，这幅《交换看报》恐怕已经是他在文宣工作上的极限了。

在整个1958年里，丰子恺都在试图调整个人兴趣与国家政治之间的关系。作为一名数十年来虔心茹素的佛教居士，丰子恺一直以来都在秘密从事他的《护生画集》的绘画工作，

这套画册的目的只有一个，通过这些画作来唤起人们爱惜生灵的慈悲之心。而另一方面，作为一名国家干部的丰子恺，则不得不按照党的指示履行他的政治义务，用他的画笔，为如火如荼的“大跃进”和其他政治思想宣传工作挥毫泼墨。 在1963年出版的第一本经官方认可的丰子恺个人作品集中，这些明显出于政治宣传目的创作的画作几乎都被排斥在外。丰子恺在1958年创作的那些歌颂“大跃进”的画作一张也没有被选入，而带有宣传意味的画作，也只有这幅《交换看报》。

在画集中，这幅画和丰子恺在23年前创作的另一幅名为《邻人》的画放在一起。这幅早先的漫画上，同样画了两个站在阳台上的邻居，但这两个人却互不闻问，阳台之间甚至还加装了一道铁栅栏。毫无疑问，丰子恺想通过这种今昔之间的对比向读者说明：正是中共的新政权将人与人之间冷漠的“旧社会”变为一种和睦共处的道德新社会，人们解除了彼此之间的隔阂，彼此微笑，分享同一张报纸。

正如丰子恺在1961年新年前夕发表的文章所宣称的那样：“‘万恶社会’已经变成‘君子国’了”——但对真实生活在这个“君子国”中的丰子恺来说，一切也许并不像这些热情洋溢的画作和那句单纯的口号那么简单。解放：“君子国”来了

1949年“君子国”的降临，新政权上台伊始便将恢复秩序作

为首要任务，其宣传的“共产主义人人互助合作”的思想，在丰子恺看来，似乎也与他一直笃信的佛家极乐净土和传统士人心目中理想的“大同世界”别无二致。

因此，仅仅初尝新政权之味的三个月后，丰子恺就兴奋地给他的好友夏宗禹写信，这位曾经自称“不教课、不演讲、不开会”的“三不”先生，激动地告知他的朋友，自己已经一改过去深居简出的习惯，更多地加入到由中共主导的社会活动之中，甚至“我的私生活也已‘解放’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解放心态”贯穿了丰子恺的整个1950年代，只要得到触发的机会，丰子恺总是不吝表现自己这种欢愉之心。

尽管，丰子恺这位一向温和的漫画家，无法完全按照官方要求的那样成为“一个阶级斗争的坚强战士，一个党在政治思想战线上，用漫画作斗争武器的近卫军”，但他同样在自己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做出了自己的努力。为了表现新政权的气象一新，他一改过去只用黑墨白纸的绘画方式，而是使用鲜艳的彩色来表现新政权治下的社会生活丰富多彩。这种彩色的绘画方式，在表现革命中国必不可少的红色时显得特别有效。几乎丰子恺绘制的所有涉及到政治宣传色彩的画作中，都少不了这种革命的红色，它需要被仔细地填涂在小孩子脖子的红领巾上、手里举着的红色标语上，以及空中飘扬的红旗上。这类涂上了革命红色的画作，几乎占据了丰子恺在50

年代创作画作的2/3，但在丰子恺自己编订的画集中，它们只占很小的一部分。

丰子恺与新政权的合作如此亲密，为这名曾经竭力远离政治的人带来了不少政治上的荣誉和地位。新政权成立伊始，他就作为社会贤达而列名“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到1960年6月，他又就任上海中国画院院长，两年后，他成为上海市美术家协会主席，从而登上上海艺术界的顶峰。

毫无疑问，这些官方的认可与优待，使丰子恺对这个新生的政权产生了强烈的归属感，尽管过去的丰子恺对这些名誉头衔弃如敝屣，但如今却似乎甘之如饴，他拥抱解放，用自己的方式赞颂共产党所取得的卓越成就和新社会天堂一般完美的景象，这个新政权建立的“君子国”看来使他乐不思蜀，甚至表态与过去的自己进行斩钉截铁的切割。左图：丰子 恺为庆 祝“大跃进”运动而绘制的漫画，画中到处都是革命的红色，这幅画正是丰子恺自己“决心书”中工作“大跃进”的产品。右图：这幅《剪冬青的联想》作于1949年左右，收入在丰子恺的《护生画集》第三集中，尽管丰子恺在绘画时的本意是批评园丁对植物自然美的破坏，但大多数研究者都认为，1962年丰子恺在上海文艺界代表大会上关于大剪刀的讲话，实际上回应了这幅画的内容。 批判：“君子国”的另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