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的理与情

法律的“理”与“情”

“法律”这两个汉字是很有讲究的。首先“法”与“律”是分开的。“法”是什么意呢？中国古代对“法”的看法主要有两种，一来是公平，公正。相传这个字来自古代一种神兽，每有狱断，都会用角去顶撞有罪之人。这样的神话代表了古代人民对一种公正严明的判决的向往。还有一种解释是“效法”，按照某一个标准去做什么东西。

“律”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写在纸上的成文条款，一定要去遵循的某种规定。所谓“金科玉律”，“律”估计就跟“法典”有很大的重叠概念。“法律”联用是现代汉语的事情了，这样也正好体现了人们对法律的要求“绝对公正，绝对服从”。事实上法律的效用和判决的概念并不是单从中国来的，恰恰想法，法律内容是什么，有什么效用，这是西方人擅长的理论。

西方人的法律基本上分成了两个法系：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

大陆法系特点是“照本宣科”，什么行为在符合本本上记载的什么特点，对应本本上判决什么罪名。这个法系可能与罗马法最初诞生在欧洲大陆有关，后来拿破仑皇帝的民法典的普遍运用更增加了这一法系的影响。所以后来欧洲大陆革命之后，国家权力往往都是由法律确定而来的，本本上说的东西，谁都要遵循的。

英美法系则不是这个样子，虽然他们也受罗马法这个本源的影响，但是毕竟是地处偏远岛屿，对外扩张迅速，对新事物新情况见识的更多，本本上的东西不一定都能适用；美国更明显，到一个新大陆，一切都是新的。怎么保证判决的合理和人民的普遍接受呢？他们想出了一个案例判决法，只要这个事情之前有类似

的先例，之前那个怎么判生效了，这个就可以这么判。这样的确是能更快的更新法律，更好的适应新的环境。

比较这两个法系，似乎大陆法系更合理，更科学，但是英美法系却更有生命力，也能被民众接受。换句话说，大陆法系更加“合理”，而英美法系则明显多了很多“合情”的成分。这就意味着什么呢，本本上的东西是死的，是人要他变成活的；判决的人是活的，不能让死了的东西限制了活的。法律的“合理”首先不能也不可能完全体现在那几万字的本本上，而不“合情”的法律似乎并非那么容易收人接受。

也就是说，无论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都要考虑到一个“合情合理”，所以大陆的法系会有不同于本本的判决，也会随着时代的变革变更本本上的条款；英美法系则更加开放而自由。这也就是在法律哲学上都需要提到的一个很玄乎有很重要的东西：主客观相统一。

对于人民来说，法律这种东西最终要的不是他有什么内容，而是他能让有罪的人受到应有的惩罚，所以这个“罪名”是个很重要的东西。因为有罪就有相应的罚，什么罪名对应着什么惩罚，大家都认同，这样很“合理”，但是有没有“数罪并罚”，“从轻发落”的事情呢？有的。外国有这样的情况，他们叫主客观相统一。中国则由于中庸思想和黄老学说的模糊概念，起初罪罚并不是很分明的。感觉罪很大就是杀头的罪，罪没那么大可能就是挨打的罪。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法是不分家的，政治管理者也是法律的制定者和执行者，所以这人说他有罪，想怎么罚就怎么罚，并非很在乎罪名。那么中国古代的法又是什么样子的呢？

其实我国古代法律的发展颇有意思。最初是炎黄时期，到尧舜禹时期，这个时期的罪就是有罪的，罚什么是看执法者和人民。史书记载下的那个时代，人民

还是蛮有意识的，执法者也是蛮道德的，执法的结果很公正，但是并没有条款的约束。夏商时期，部落传统得到保存，这个时候也有甲骨文，金文什么的了，史实让我们知道占卜和统治者裁决是诉讼判定的一大标准。

然后呢？周朝的时候发现统治者经常乱搞，不“合情合理”，那咋办呢，他怕自己的子孙也有这样的败类，所以制定了礼乐。希望人们遵循礼乐，一方面规定了等级，有利于自己的统治，另一方面也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法律的作用。

春秋战国时期，产生了相当完备的思想体系：儒家和法家。这两个流派产生了鲜明的差异。希望用人心和情来治理国家，相信人性本善，靠着礼来治理国家和相信人性本恶，相信用刑才能治理国家的法家。

实际上这也是法律执行上的“情理”之争，是深深植入思想根部的。一方面，中国的恶统治者希望以儒家的思想让人们循规蹈矩，而用法家的手段惩治不法之人，显然是“阳儒阴法”的帝王之术。这样的判决思想统治了中国几千年。

总而言之，法律始终是要“情理结合”，“合情合理”，以理服人，以情动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是。要求真正“内圣外王”的统治者不如自己拥有良好的法律素养，懂得什么是法律的理和什么是情。

这些就是这门课教给我的东西，法律的思想和演变其实就是人类思维的一次一次的进步和探索，与哲学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基本知识给了我探究法律和人类历史的垫脚砖。这些探索“夜正长，路也正长”，值得付出时间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