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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哲学有求真质疑的传统
……哲学通过质疑传统形成了自己的传统，其目标不是维持传统，而是寻求真理。对既有观念的批判、不同观念对何为真理的争论，是哲学传统的应有之义。与之相应，哲学家团体与宗教团体、政治团体、利益集团之类，不是同类名称。哲学家团体不是由他们的共同知识、共同结论界定的，而是由他们的共同探讨方式界定的。后世的“科学家团体”仍是这个意义上的团体。后来者质疑、反驳其前辈，不是某个传统的中断，而恰恰构成了哲学思考的大统。在哲学—科学领域内，学派的意义极其有限，完全不能与不同的文化传统、神话传统、宗教传统相提并论。但即使在一个较弱的意义上说到学派，标识一个学派的仍是其探索方式的相似，而不是其结论的一致。
（陈嘉映：《哲学 科学 常识》东方出版社2007年2月第一版 54页 ）
我们先来看一个外国典故。
亚里士多德从17岁开始入师门，跟随柏拉图达20年之久。亚里士多德对老师是很崇敬的，师徒二人也是很好的朋友。然而在追求真理的征程中，亚里士多德非常勇敢、坚决地批评老师，在哲学思想的内容和方法上都同柏拉图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于是有些人就指责他背叛了老师，亚里士多德对此回敬了一句流传至今的名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同属轴心时代，孔子的学生有可能说出“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话来吗？可能性很小，或者没有。孔子最赏识的学生是颜回。颜回对孔子崇拜得五体投地，亦步亦趋，“终日不违如愚”。据我看这是个“五分加绵羊”式的学生，我没看出他学术上有任何独到之处，也没看出他如何发展了老师的思想。就算他英年早逝，总该露出点创造性的苗头来吧？看不出。因此可以认为，从孔子开始，我们实际上就缺乏“真理高于老师”的传统。我们的老师，从孔子开始，就不鼓励学生超越老师，我们的学生，以不反对老师的意见为尊师。
这种传统显然不是学术传统，而有点像党派和政治集团的传统。难怪近代有人（好像是章太炎）指出，孔子带一群学生，实际上那是一个政治团体，一个党派。这话有道理。孔子与其说是个学者，不如说更像个政治家，他是随时准备去
做官的，孔子言论的政治性远远大于学术性。难怪孔子也被人称为“素王”（在野的皇上）。我想这与我国后世形成“官”本位的意识形态也大有关系。
回到教育来。西方人在两千多年前就能把“尊师”和“求真”看成两回事，而且把“真”放在第一位，这确实让人惊讶。我说过，我们的传统文化是把“善”放在第一位的。“尊师”是“善”的表现，所以追求真理就比较次要了。在这种思想体系中的人，当然说不出“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这种话。那太狂妄了。 韩愈说“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这已经是很开明的话了。韩愈可已经是唐朝人了，据春秋时代，一千多年了。
所以我从来不收徒弟，虽然有不少老师表示要拜我为师。在中国，只要人家拜你为师，那就完了，从此他也不自由，你也不自由了，从此大家就要捆绑在一起思考了。文艺界所谓“拜师学艺”，“关门弟子”，“真传弟子”，我每听说都感觉丝丝悲哀。教育界的拜师，则更让我沮丧。想起亚里士多德的名言，你很容易明白我国近代为何落后了。我们的尊师模式，应付科学之外的东西或许还行，拿来对待科学，这种封闭式模式肯定就不行了。科学是六亲不认的，它只求真。
2009，10，19
（18）两种错误
在哲学—科学的发展中，充满了错误和失败的例子，实则，错误和失败远多于成功。在我们今天看来，阴阳五行理论是一种错误的理论。然而，亚里士多德关于天体不动的理论也是错的，笛卡尔的以太漩涡理论也是错的。就是牛顿、达尔文，尽管他们的理论整体上得到了肯定，但其中照样有很多错误，例如达尔文的获得性遗传。但我们似乎不能因此把阴阳五行叫作科学，或把亚里士多德和笛卡尔叫作伪科学。我们能感到牛顿物理学对亚里士多德物理学有一种继承关系，但没有哪门科学和阴阳五行有这样的继承关系。不是正确和错误把亚里士多德、笛卡尔和牛顿的哲学——科学传统和阴阳五行区分开，而是一种广泛意义上的科学精神。
（陈嘉映：《哲学 科学 常识》东方出版社2007年2月第一版 55页 ）
有两种错误。一种错误错得明明白白，也就比较容易纠正，另一种错误错得糊里糊涂，甚至搞不清错没错，也就很难纠正。科学的错误属于第一种，阴阳五行之类的错误属于第二种。
比如我是个风水先生。某人家为老太爷准备后事，要选一个合适的阴宅，把我请去了。我指着一派山峦对他们说：“你们看！这里前面是一座高山，两侧左右各一座矮一点的山，合起来不就是一把太师椅吗？阴宅选在这里，后代必定发达。”这家人听了我的话，把阴宅选在这里了。过几年，如果他家真的大富大贵，他们自然会奉我为神明，替我当义务宣传员。如果这家遇到了不幸，我也不怕，我随便找个理由就可以为自己解脱。比如我可以说：“我发现左边那座山下面有人挖了一条渠，这不等于把椅子挖掉一条腿吗？难怪你们家不幸。”于是这家人更佩服我了，赶紧找挖渠的人家打架去了。
所以说，阴阳五行这类理论属于“滑头理论”，它缺乏确定的衡量标准，云山雾罩，可以由着人乱说。其实按这种理论行事，无论成功与否，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都是一个“说不清”。
能够明确地加以检验，这是科学的大优点。科学让你对也对个明白，错也错个明白，所以即使十分迷信的人，在生活中的绝大多数事情上，也还是会相信科学，不然他非神经病不可。
科学与伪科学，是两股道上跑的车。（09，10，19）
（19）两种思路
……相对而言，理论求真的精神在西方历史中就格外突出。各个文明都发展出了某种宇宙论，同时也往往很关心天文观测，然而，除了希腊人，谁也没有把关于宇宙的空间结构的理论建立在天文观测的数据上。罗马士兵闯进阿基米德家的时候，他正在研究沙盘上的一个几何图形，他在罗马士兵的刀光戈影下张开双臂试图护住沙盘，口中喊道“不要动我的图！”这是一则动人的传说，不知是记述还是虚构，反正这句“不要动我的图！”流传千古，也值得流传千古。因为它体现了一种极为典型的西方精神，很难套在别种文化上。稍稍回想一下我们脑子里的历史故事，就明白这个传说不是孤立的。宗教法庭宣判伽利略为异端之后，伽利略传下另一句名言：……但地球仍在转动。每个民族都供奉过舍生取义的仁人志
士，为真理献身也不单单见于西人。齐太史秉笔直书“崔杼弑庄公”，崔杼把他杀了，轮到他弟弟来写，仍然写“崔杼弑庄公”，把这个弟弟也杀了，轮到小弟弟来写，“少弟复书”，崔杼终于“舍之”。中国人特别在历史真实方面较真。中国人会为历史之真、为人之真、会为形形色色的忠孝节义杀身成仁，对于宇宙论的真却不很关心。太阳绕着地球转还是地球绕着太阳转，这种事情无关乎君臣大义，无关孝悌名节，无关乎任何主义，当然更与世俗利益无涉，却会有西方人为之赴汤蹈火。爱理论真理——这似乎是希腊人—西方人独有的激情。这种追求真理轮的激情把西方人送上了哲学—科学之路。
（陈嘉映：《哲学 科学 常识》东方出版社2007年2月第一版 56—57页 ）
我国也有很多震铄古今的名言：留取丹心照汗青，只留清白在人间，杀了我一个，自有后来人。都很伟大。不过确实，都着眼于大义，我们确实极少有阿基米德和伽利略那样的名言广为流传。
愚以为我们古人追求的“真”（忠孝节义，君臣大义）本质上是“善”，关注的都是人际关系、社会生活。这是中国文化的基本思路。西方也有这种思路，但是却也有另一种思路——关心自然界之真超过关心人事，这是我们没有的或者很少有。所以他们的文化逼出了近代科学，而我们则不能。
我们这种思路吃亏了吗？有史以来，至少一千多年我们没有吃亏，中华民族曾长期领先世界。但是近代确实吃亏了，落后了，挨打了。按五四先贤的归纳，我们差就差在四个字上：民主，科学。我不知道过一万年之后，我们传统的“善”字挂帅的思路会不会重领风骚，但我认为，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坚持此种思路还会吃亏，所以我们现在只好做些调整。我们必须有一些人像西方人那样死心眼，把发现自然规律看得比生命还重要，如此我们才能超越西方的科学技术。
然而我这种想法的出发点还是“善”（为了民族复兴），这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09，10，20）
董隆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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