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研究综述

清末山东义和团组织渊源研究综述

摘要：在义和团相关问题研究中，义和团的组织及其源流是义和团研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弄清它,将有助于对整个义和团运动的评价。对于义和团组织渊源的研究，能够更好的让人们去了解在清末内外交困的背景下义和团产生的原因以及义和团的影响。

关键词：义和团，组织源流，多元性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发生在19、20世纪之交的义和团运动是震惊世界的大事件。在中国近代史上,很少有什么历史事件,像义和团这样引起过如此长期的众说纷纭的讨论，其中有关义和团组织渊源的研究也是很多，义和团研究也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同时也取得了许多重要成就。在中国90年代初期曾掀起过一段义和团研究的高潮。进人90年代以后,义和团研究无论其深度还是广度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论文发表数量也比较多,中期以后研究势头回落。值得一提的是,90年代举行了几次重要的学术研讨会,如河北廊坊和河北大学分别于1991年、1996年举办了“义和团廊坊大捷研讨会”及“义和团运动与华北社会学术暨直隶总督学术研讨会”,还有青岛大学和山东大学也分别于1990年的7月、10月举办了“义和团运动90周年研讨会”及“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这些研讨会有力地推动了义和团运动的学术研究与交流。

义和团是怎样发展而来,这是研究义和团的学者们较为关注的一个问题,不少论者通过深入发掘史料和进行实地调查,提出了许多颇有见地的说法。但由于义和团的组织比较庞杂,故而形成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研究局面。一种意见认为义和团来自白莲教系统的八卦教。一种意见认为义和团不是来自于白莲教,来和团属于民间秘密结社或拳会组织,与教无关。一种观点认为义和团是众拳会之混合。一种意见认为义和团源于乡团,是团练与义和拳结合的产物。义和团多元性的组织源流的研究，为义和团的性质研究、义和团口号的提出来源和原因内涵及其评价研究、义和团与清政府的关系研究、历史作用研究等方面都具有很重要的作用。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评述：

关于义和团的源流，丁名楠在《义和团运动评价中的几个问题》中说:“义和拳的源流与评价义和团运动的性质有关,团练是清朝腐朽统治的一种支持力量,而秘密结社历来受清政府的查禁。”正是在这种类似“血统论”的思想指导下,学者们去探寻义和团组织方面的祖先,试图以此来帮助论证义和团运动是否具有反封建性质。路遥的《义和团研究述评》则认为从其最初组成来看,它并不单从义和拳发展而来而是由大刀会(金锤罩)、梅花拳、红拳、神拳等众拳会的汇合,其中占主导的组织形态乃是与金钟罩相结合后的神拳,也称神团或金钟罩团。对义和团组织源流的讨论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是说它来自团练或私团,一是说它源自秘密会社或秘密宗教的组织,是白莲教系统八卦教的一支。持前一说者,都否认义和团具有反封建性;而主后一说者,则往往承认它有反封建性。

1951年中国史学会编辑出版了翦伯赞主编的大型资料《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以及周锡瑞所著的《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在这些资料中，有关义和团组织源流的资料非常详实，不仅把义和团起源之地的自然环境详细介绍出来，而且关于团众的来源也做了比较详尽的介绍。有关义和团名称，劳乃宣在《义和拳教门源流考》中写道嘉庆年间，用“义和”两字命名的农民组织不少，大都和八卦教支派离卦教有关。据当时直隶总督那彦成的奏折中所列出的有：青县季八、叶幅时传习义和门教一案，故城县葛立业传习义和门拳棒一案，青县尤明等传习义和门离卦教一案。劳乃宣的《义和拳教门源流考》,载中国史学会主编《义和团》(四),上海神州国光社1951年版。该书对源流研究影响很大,甚至它所使用的“源流”一词也一直被沿用。根据嘉庆十三年的上谕和嘉庆十八年直隶总督那彦成的奏折,断定直、东交界地区名为“义和拳”的反教会组织来源于近100年前的白莲教系统中的离卦教派,属于一直被政府严禁的“邪教”组织。时人的有关叙述也大都称义和团源于八卦教、白莲教等“邪教”。1927年,国外学者施达格出版了可视为第一部研究源流问题的学术著作《中国与西方: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与发展》,反驳了劳乃宣的观点,认为义和团是从乡团一类忠于清政府的地方性武装发展而来。1963年,台湾学

者戴玄之印行《义和团研究》,对“乡团说”进行了进一步的论证。这些著作对源流研究都产生过重要的影响。陈湛若发表的《义和团的前史》一文,较为系统地研究了义和团的组织起源。尽管该文基本接受了劳乃宣的结论,但他的研究思路以及对王伦起义的讨论,启发了后来的研究者。

路遥在《义和团运动初期斗争阶段的几个问题》中认为:“义和团的组织源流比较复杂,但其主要有三:一为从大刀会(金钟罩)组织演变过来；一为从梅花拳——义和拳传播下来；另一则从神拳改变而来。”路遥的研究揭示了义和团源流的多元性,并且第一次把鲁西南大刀会、直鲁交界地区的义和拳和鲁西北的神拳看作义和团形成过程中具有重要影响的主要组织。这一看法对以后的义和团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路遥于1990年出版的《义和拳运动起源探索》，在该书中，作者对义和团运动起源的三个地区之一的冠县十八村和威县沙柳寨一带进行了社会学意义上的仔细研究,考察了这块“飞地”的特殊地理环境、行政管理、经济结构、教会发展和民间结社情况,从而对研究界一直存在争论的梨园屯教案和梅花拳组织都做出了令人信服的论证。路遥在《义和拳教钩沉》中认为:“义和团组织,其表象是拳会、教门和民团的混合,而其核心则是秘密拳教。”

关于义和团的产生渊源及特点。路遥在《“义和拳教”钩沉》中,考察了义和拳的组织演变及它同义和团之间的历史联系,指出乾嘉年间五伦起义中的“义和(合)拳”可以称为“义和拳教”,光绪年间的“义和拳”同它有着不可分割的历史联系和组织的传承关系1。欧阳跃峰的《“义和拳”更名“义和团”探析》,认为“义和拳”改称“义和团”不仅与19世纪末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之间民族矛盾的日益激化有关,还与清朝统治者特别是山东地方官员大力倡导办团练有关o。阮芳纪的《义和团发生和特点》,认为义和团发生的条件是列强的侵略、清政府的暴政、民教冲突、水旱灾害、经济波动等天灾人祸,运动具有分散性、自发性及正义性的特点?。林敦奎在《社会灾荒与义和团运动》一文中认为:义和团的发展与灾荒有紧密的联系,连年的自然灾害使灾民大量加人义和团,于是义和团在民族危机与自然灾害结合起来的特殊历史环境下得到了迅速发展 。陈振江的《华北游民社

会与义和团运动》,对义和团时期的华北游民社会作了考察。他认为在义和团运动中,华北游民及半游民无产者充当了义和团运动的骨干与首领,他们一方面敢于斗争、敢于任事,另一方面又存在一定的盲目性、破坏性。张红军在《略论民俗信仰与义和团运动的关系》一文中认为:民俗信仰既是义和团运动产生发展的文化背景之一,又是义和团运动中重要的精神武器。张士闪的《从梅花桩拳派看义和拳运动的民俗因素》,通过对梅花桩拳派“文场”、“武场”的考察,指出梅花桩拳派民俗是一个不断扩张的开放系统,不能笼统地将梅花桩拳及义和拳看作一个教派。义和团运动是梅花桩民俗群体作为一种比较独立的传统文化载体。欧阳跃峰的《文化冲突与反洋教斗争—中国近代教案的文化透视》,指出:农民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载体,传统的忧患意识、爱国主义精神激励着他们为反抗帝国主义侵略、挽救民族危机而发起大规模的义和团运动；林敦奎在《社会灾荒与义和团运动》中认为:义和团的发展与灾荒有紧密的联系,连年的自然灾害使灾民大量加人义和团,于是义和团在民族危机与自然灾害结合起来的特殊历史环境下得到了迅速发展 。陈振江的《华北游民社会与义和团运动》,对义和团时期的华北游民社会作了考察。他认为在义和团运动中,华北游民及半游民无产者充当了义和团运动的骨干与首领,他们一方面敢于斗争、敢于任事,另一方面又存在一定的盲目性、破坏性。戚其章在《近代教案与义和拳运动的兴起》中认为:在长达半个世纪的过程中,尽管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的教案有着不同的特点,但它们的根本性质没有改变,在国际国内各种矛盾激化下,民教冲突最终演变为义和团运动。周育民的《义和团兴起初嘉祥县民教冲突形态研究》,通过对1899年嘉祥县民教冲突分析指出:由于山东农村的社会结构中没有强有力的家族组织,山东地区乡村的家庭血缘关系因社会贫富分化而相当松弛,使得民教冲突得以在家族内部乃至家庭内部这样深刻的社会层面上展开

三、总结：

七八十年代之交,一度中断的源流研究又引起了研究者们的关注,并且成为义和团研究的热点之一。义和团组织起源的多元性成为研究者的共识,源流问题上的“白莲教说”和“乡团说”的简单理解已经

被抛弃。学者们广泛利用各种资料,推动研究的进展。对白莲教、八卦教、义和拳等组织之间的关系以及各教派内部组织状况进行了更加深入的考察。一些学者从不同角度否定了白莲教起源说；有的学者探讨了义和拳与八卦教、白莲教在历史渊源、活动形迹和信仰体系方面的不同；学者周海青在《山东义和团组织的源流及其发展》中提出了民间秘密教派的文武场问题,认为与历史上的白莲教、八卦教有密切关系的义和拳、神拳、大刀会等组织,都属于八卦教的武场。 有关义和团组织渊源的研究可以说是如百家争鸣一般，针对不同的方面的研究及论文相继发表。虽然说文献众多，然而细看下来，有关清末山东义和团组织渊源的文献相对来看就少了很多了，但是对于这些文献需要去仔细研究，以便从中汲取、借鉴相关知识和经验。此外，再结合《清实录》以及《那彦成奏疏》等清末档案资料中的相关记载来进行对比研究，以便更好的达到研究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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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张红军.略论民俗信仰与义和团运动的关系[J].民俗研究,19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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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林敦奎.社会灾荒与义和团运动[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1,(4). [17]路遥.义和团研究述评[J].近代史研究,198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