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浮宫遇见紫禁城9

拉开祖传的弓，把箭射到中国去。——古罗马诗人 贺拉斯《颂歌》 这是罗浮宫里的绘画，面孔是西洋的，背景是东方的。 这是紫禁城里的作品，不是中国水画，却是西洋油画。 卢浮宫 拿破仑三世寝宫

罗浮宫的房间摆放着中国的青花和彩瓷。 中国北京 故宫

紫禁城的寝宫，呈列着欧洲的西洋钟。

罗浮宫的舞会上，国王和贵族扮成中国人的形象翩翩起舞，紫禁城的行乐图，雍正皇帝带着假发，模仿西洋人的扮相粉墨登场，所有这些发生在三百年前，当时的东方人和西方人就是如此热忱于相互的猜测和模仿，从他们遗留下的资料里，我们发现他们彼此间竟然并不了解，所有的互相欣赏只是源于相遇时的惊讶。 东西对望：

1918竹艺术空间 上海谷文达工作室

谷文达，当代中国先锋艺术代表人物，每年有一半的时间，他呆在上海莫干山路的工作室，另一半时间则在美国，当我们向他问及东西方跨文化的感受时，他向我们展示了一把奇怪的椅子，一半是欧式的一半是中式的。 谷文达：

我感觉明代是一个高峰，那么路易十五也是一个高峰， 我把它们两个结合在一起，那两个椅子尺寸都不一样，经过一段磨合做出来，这个椅子座位上有一个电视屏幕，就是说这个椅子实际上是一个文化思考，你坐在这个椅子上你就想着，两边文化之间的对比和冲撞。 谷文达说这个椅子实际上是他的一个文化思考，坐在椅子上就想着两边文化之间的对比和冲撞，我们带着对这把椅子的奇怪感受，到罗浮宫和紫禁城里去了解三百年前两个文化的那一次有趣的接触，明亮的房间里带着假发的男人，画着美人痣的少妇，可爱的孩子，一家法国人在温馨的氛围里共享早餐，法国画家布歇创作了油画《早餐》，描绘了十八世纪法国贵族家庭闲适的生活场景，画面的背景丰富、豪华。

卢浮宫绘画馆馆藏研究员 Marie Catherine Sahut 评论这幅画道：光线和空间被赋予重要地位，我们看到艺术家画了巨大的窗户，光线透过窗户，照亮了纯粹洛可可风格的装饰。 卢浮宫 拿破仑三世寝宫

这幅画处处体现了布歇那个时代的风尚，C形、S形、漩涡形的造型，明亮轻松的色彩，温婉华丽的气质，爱情享乐的主题，人们把这种浪漫风格叫做洛可可，它的本意就是有着卷曲花纹的贝克装饰工艺，洛可可并不只在绘画中，那个时代，高谈阔论的男子身边，楚楚动人的女子周围从木器到水晶器皿，从地毯到陈列柜到里面的餐具，从前厅到卧室，洛可可温婉华丽的时尚无所不在。在布歇的《早餐》里，我们还发现他们的餐具是昂贵的中国瓷器， 他们的客厅里点缀着中国花瓶，更令人惊讶的是在靠墙的架子上竟然还摆着一尊弥勒佛像，很明显它来自东方

卢浮宫绘画馆馆藏研究员 Marie Catherine Sahut

更确切地它来自中国，中国风始于1710年前后，一直持续到十八世纪五十年代，对中国风的追捧，来自于追求异域风情的兴趣，它是洛可可风格的一部分。 十八世纪的欧洲，为何对中国风情如此向往，他们对中国的兴趣是由来已久，还是一时风潮？早在十六世纪，意大利人马可.波罗通过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将自己的见闻口述成《马可.波罗游记》，游记中，他描述了中国富足的城镇和居民殷实的生活，他说杭州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城市，那里的居民每天把事情做完，就带着妻子家人到一个大湖上，把一天的光阴都消磨完，生活惬意而快乐。《马可.波罗游记》激起了欧洲人对东方特别是对中国的热烈向往，大量冒险家和传教士涌向中国。于是，在他们的渲染下，中国成了一个梦幻的过度，是一个鲜

花盛开，财富遍地，人民享乐的所在。

1513年，伴随着东方航线的开辟，欧洲各国的商船驶向中国，丝绸、瓷器、茶叶成为最主要的商品，1600年至1680年的八十年间，仅荷兰的东印度公司输入欧洲的中国瓷器就达1600万件，同欧洲其他国家相比，法国对中国文化和艺术的热情是全欧洲最高的。 卢浮宫 拿破仑三世寝宫

十八世纪的第一个元旦，法国王室举办化妆舞会，参加者都化妆成中国人，那是当时最时尚的装扮，而戏剧中正上演着法国人根据中国故事改编的《赵氏孤儿》。 法国 枫丹白露宫中国厅

法国宫廷上流社会对中国瓷器、器的购置量巨大，王公和贵族的家里，满是来自中国的瓷器和装饰品。在思想界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在《哲学辞典》中，这样注释中国：在欧洲，我们没有一个民族的古老文化可以被证明，是能和中华帝国的相媲美。当时，法国是欧洲的时尚与艺术中心，各国上流社会都以讲法语为荣，一切时尚向法国看齐，于是追求中国风情的品味，也风靡了整个欧洲，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艺术家也将目光投向了遥远的东方，猜想着那里如天堂般的景象。当弥勒佛端坐在法国贵族家里的时候，北京紫禁城里，西洋的钟表在在装点着中国皇帝的寝宫。 故宫 钟表馆

故宫的钟表馆里陈列着近两百件造型精美、做工考究的清代宫廷钟表，反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钟表，是中国皇帝最喜欢的时髦玩具，它既是计时器，又是装饰品。既是高档玩物，又是精美的艺术杰作。但是，无论这些高档万物背后，展示了怎样的西方先进科技。在中国皇帝的眼中，不过是雕虫小技。把这些带进紫禁城来的，正是欧洲的传教士。

公元1584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他带来了一张图。这张叫做《舆地山海全图》的世界地图，颠覆了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让人们了解到几千年来心中根深蒂固的天下，原来只是整个世界的一个部分，中国并不是世界的中心。从此，自认为是天朝上国的中国皇帝，一面紧闭国门，一面不自主地把视野投向了世界另一端。1688年，路易十四派遣了六位法国传教士，带着三十件科学仪器和书籍前往中国，康熙皇帝接受了这些非同寻常的礼品，并当即决定，让这六位传教士入宫，担任自己的科学顾问。九年后，康熙皇帝派遣其中的一位白晋回到法国，送给路易十四三百多卷中文书，白晋还一并献上自己写的《康熙帝传》。兴奋的路易十四当即命白晋花一万法郎，为康熙皇帝筹办礼品，还亲自给康熙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在信里路易十四称康熙为最高贵、最卓越、最强大、最高尚的帝王，而把自己的名字冠以深切的、热爱的、诚挚朋友等字样。信里的字里行间传递着相互了解的热烈希望，虽然这封信最终没有发出，被永久的封存在宫廷档案中，但它却见证了东西方第一次热烈的相遇。

中国 北京 故宫

三百年前，康熙与路易十四的对话，还带着初次相遇强烈的新鲜与好奇，三百年后的今天自称两栖动物的谷文达，也许更能体会东方与西方真正对话的感受。2009年，谷文达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办了大型装置展览——茶宫。他用了五千多个红灯笼将比利时的一座大楼紧紧包裹起来。 谷文达：

灯笼对中国人来说，它是一个司空见惯的东西，但是它的震慑力在于这个灯笼离开了中国自己的环境到了西方环境，它和西方的建筑，西方的城市氛围，引起了一个对话。

谷文达常说他的头上有三个紧箍咒，一个是中国化，一个是西化，一个是中西合璧。他希望自己的作品能突破这三道枷锁，创作出全新的感觉。

谷文达：我在中国的时候从来没有感觉到我是个中国人，离开中国以后发现，醒过来到睡觉前一直在对话之中。

两百多年前，另一个人也和谷文达一样，他每天都生活在两种不同文化的对话中，他叫郎世宁。自1715年进京以来，郎世宁在宫廷中整整画了五十年，历经了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期间他不断调整西方优化技巧，主动迎合中国皇帝的审美要求，创造出中西合璧的新方法，这种画法在中国画师中也传播开来。这幅《桐荫仕女图》屏风就是当时的宫廷画家学习油画技法后创作的，它也是现存最早的中国油画作品之一。这是乾隆年间绘制的圆明园画册，十八世纪初，在营造圆明园的时候，乾隆皇帝特命郎世宁和法国传教士蒋友仁在这里建造了这组西洋建筑。倦勤斋，紫禁城宁寿宫花园中一座奢华别致的住所，整座建筑将西洋的透视技巧和中国的装潢技术巧妙的融合在一起，西侧四个房间里采用的一百七十平米的通景画正是由郎世宁借鉴欧洲教堂天顶画和全景画的形式制作的。 郎世宁在中国的皇家画院，尝试着将中国油画技巧融入中国山水的时候，法国宫廷的首席画师布歇也在作品中尝试着加入中国风情，一种不一样的中西合璧的作品风靡当时的法国。 从巴黎乘坐高速火车两个半小时就可以到达法国东部的贝桑松，这座名不见经传的边境小城紧邻瑞士，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法国 贝桑松美术馆

1742年，布歇在沙龙上展出了中国题材的系列作品，中国皇帝上朝，中国市集，中国花园，中国捕鱼风光，这组中国系列油画，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包菲挂毯厂将这些作品制成了挂毯，很快它们就被贵族们疯狂的抢购一空，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些图录和绘画中，布歇处理的不同题材，它结合了新颖与传统，有时采用版画的古老样式，将它们叠加在新颖的东方图像中。

仔细观赏布歇这一组中国风情作品，却发现他呈现了一个我们并不熟悉的中国，虽然展现的是饮茶，表演，划舟，垂钓等。最典型的中国场景，也常常把伞盖这种中国人最常用的物件描绘在画面中，但在每一福画里面，都会出现棕榈树，这种树在中国并不常见，在中国画中也很少出现。但在布歇的画里，中国人仿佛永远生活在棕榈树下。再看画中的人物，不仅长相奇特像是中西混血，连服装和发式也千奇百怪，与真实的中国大相径庭，布歇笔下这种似是而非的中国场景，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当布歇描绘着中国如梦似幻的场景时，中国皇帝也正在让画师把自己描绘成欧洲的贵族。去上山打虎。这是雍正皇帝的行乐图，雍正一会儿是一个手执弓箭的波斯武士，一会儿是一个从黑猿手中接过桃子的突厥王子，一会儿是正在召唤神龙的道教法师，一会儿又是一个在河滨做着白日梦的渔夫，但最多的时候他还是以汉族文人的身份和形象出现，这个满族皇帝好像在上演着单人的化妆舞会，作为唯一的参与者，他不停的更换衣裳充当各国人物和各种角色。当东方帝王享受西方艺术带来的乐趣时，西方的贵族则在家里欣赏着布歇描绘的中国。可是，布歇笔下的中国男女总是高鼻阔眼，笔下的中国植物总有着热带风情，布歇为什么刻画出这样的中国。 布歇的时代正式巴洛克艺术向洛可可风格转变的时代，有着浓重宗教色彩的巴洛克艺术宗教题材占有主导地位，到了路易十五时代，这种庄严宏大的风格，显然与当时上流社会追求的生活气息格格不入，贵族沉浸在纵情享乐之中，这全都归功于太阳王路易十四，为了掌握所有的权力，他把贵族全部留在宫廷中，只赋予金钱不给权力，让他们逍遥无事，更没有闲情去过问政治。久而久之，这种策略确实起到了作用。贵族的男人和女人变得只会擦粉画痣，戴假发，朗诵诗歌，他们已经完全习惯于奢华、无聊而又忧郁的生活。他们不会把真花放在家里，因为看到花朵枯萎，他们会觉得自己的青春也随那花瓣一起飘逝了，这种气息被当时权倾一时的蓬巴杜侯爵夫人推向极致，它是路易十五众多情妇中最著名的一位，被誉为洛可可之母，凡是她喜欢的每一种面包，每一道菜肴，每一个马车造型，每一种扇子花色，每一种化妆品，在当时都会成为时尚。在蓬巴杜夫人引领的洛可可风潮中，布歇很快抛开宗教的严肃与宏大，把主题锁定在爱情，于是在布歇的画中，女神在恋爱，厨娘在调情，连牧羊人都不在放牧，而在追求异性。画中人的姿态永远都是斜倚着，他们的爱没有压力没有担忧，

布歇不厌其烦的用画笔去描绘大力神与女王的亲吻，战神与爱神的凝望，女神出浴，美人梳妆。布歇把这种裸露着丰艳的身体，充满情色与暧昧的场景，描绘得淋漓尽致。 卢浮宫绘画馆馆藏研究员 Marie Catherine Sahut

布歇被称为描绘优雅的画家，描绘女人的画家。布歇表现的是幸福美好，感性的爱的世界，背景总是理想化的。同样优雅精致，人物表情几乎都是一样的，把视角集中对准谈情说爱的男女，布歇并不是第一人，开此先河的是洛可可的先驱——华托。发舟西苔岛是华托的代表作品。

卢浮宫绘画馆馆藏研究员 Marie Catherine Sahut

这幅画描绘了理想化的风景，西苔岛的风景。那是维纳斯所在的希腊小岛，在当时时髦的流行语中，在当时的流行语中相当于做爱。

山坡上的三对男女，分别表现了爱情中三个不同的阶段，追求，接受，犹疑。而山坡下进入热恋的男男女女已经兴高采烈的准备前往西苔岛，岛上的人似乎不是普通人而是训练有素的演员，他们摆着各种造型行走在梦幻中，这种优雅的感觉好像是宫廷的一种舞蹈，充满盛装与调情，现实如此空虚，幻想中的极乐世界又在哪里，也许不曾拥有。没有去过的地方，正是美好的，异域风情成了人人心之向往，于是华托.布歇和更多的洛可可画家，将视野投向了梦幻的中国，布歇笔下的中国人物每一个男人都风度翩翩，每一个女人都风情万种，这优雅的仪态，戏剧化的人物造型，是不是有些似曾相识，正如很多学者指出的那样，布歇所描述的与其说是中国，不如说是路易十五的宫廷，画面上的男女就是扮成中国人的廷臣与贵妇，他们装模作样，醉生梦死，将优雅与唯美发挥到了极致。 贝桑松美术考古博物馆馆长 Emmanuel Guigon：

现在我们似乎是在中国，但这是虚构的中国，梦幻的中国，想像的中国，于是我们就处在东方与西方之间一种拼凑，一种梦想，一种混合。

布歇一生没有到过中国，但大量的中国舶来品和传教士出版的各色书籍插图给了他创作的灵感，这些元素交织着想象，让他呈现出一个个似是而非的中国场景，棕榈树、波罗形的建筑便时常出现在这些场景中，在欧洲文化里，棕榈树象征着航海，象征着遥远的地方。于是在他们画中，遥远而浪漫的中国总是长满了棕榈树，菠萝造型和建筑的搭配组合，主要是源于欧洲人对塔的误解，欧洲人误以为中国的塔是源于菠萝的造型，所以在建筑物上总会出现菠萝。这种误读，是十八世纪欧洲艺术中中国风的典型特征，遥远的距离，充满险阻的航线，极少数人代言的交流，种种限制导致十八世纪东西方对彼此认识的不足，而更重要的原因来自于解读者的一种主动误取，选我所爱，弃我所恶，甚至对方不是那般模样，都宁愿把他想象成那样，这是一个充满了惊奇、误解、冲突、反省和再认识的过程，这一过程在三百年后的今天仍在继续。

谷文达试图用他的作品来表现中西文化的误读。在美国，谷文达看到东方学的教科书里唐诗的内容被翻译了，但是原有的发音韵律却失去了。由此，他产生了一个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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