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与科学方法（笔谈）

历史研究与科学方法（笔谈）

2008-07-27 方志远 王春瑜 葛金芳 唐宋史研究 点击: 443

历史研究与科学方法（笔谈）

历史研究与科学方法（笔谈）

——历史研究方法论二题 ——治史方法漫谈 ——经济史研究方法论示要

方志远/王春瑜/葛金芳 江西社会科学20076

【主持人语】历史学是一门古老的学问，几乎可以说，人类社会的历史有多悠久，历史学就有多古老，只是形式和内容古今异势而已。历史学又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因为人类一直在创造自己的历史，历史学也必然随着这一过程不断更新自己。人类在认识自然、认识社会、认识自身过程中的每一项成果，都应该是历史学研究或关注的对象。因而，获取这些成果的部分科学理论和方法，也有可能为历史学所采用乃至被改造成为历史学的理论和方法。对这些理论和方法的采用和改造，以及被这些理论和方法所改造或收编，正是历史学不断发展的重要因素和必然过程。客观地说，这个过程也体现在每一个历史研究者的具体研究之中，无论他们自身是否意识到。本期笔谈的三篇文章，都是作者在“历史研究与科学方法”探索过程中的一家之言，当然也不排除可能成为某些共识。

历史研究方法论二题

方志远

方志远（1950—），男，江西师范大学、江西广播电视大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明代政治及制度史、文学史、明清区域社会经济史。（江西

南昌 330022）

历史研究不仅不应排斥而且必须接纳和改造所有积极而有效的理论和方法以为己用，这是历史学不断得以发展的重要原因，“史无定法”正是历史研究这种包容性和创新性的体现。但是，历史研究又有学科性质所决定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即“史有定法”，中国历史研究更有自己的“家法”，它决定了历史学在多学科的相互渗透和影响中的独立性和稳定性。“史有定论”和“史无定论”均指历史学家对历史问题进行研究所得出的认识和看法，而不是指历史本身。一方面，历史是客观存在的，任何人都无法改变；另一方面，历史学家研究的“定论”却有被修正、被颠覆的可能。“史有定论”只是相对的，它代表着认识的阶段性成果，是一切研究的基础和前提；“史无定论”才是绝对的，它代表着认识的无限过程，是推动历史研究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前进的导向和动力。

［关键词］史有定法/史无定法/史有定论/史无定论

［中图分类号］K0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码］1004—518X（2007 ）06—0007—06

必须承认胡适“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① 对我的重要影响。虽然这句话曾经受到严厉的批评，但我认为恰恰代表当时的一些学者对空谈理论的不满。我上大学和读研究生的年代，恰恰又是“理论”遭受普遍质疑的时代。或许是这些原因，使得我比较少关注“理论”而更多注重“实践”，虽然也关注方法却极少谈论方法。其实，当前关于理论和方法问题的研究成果已经十分丰富，各种学术流派并存的局面也正在形成，本文不拟再置赘言，这里仅对历史研究中经常遇到的两对方法论命题略加讨论。

一、“史有定法”与“史无定法”

“史有定法”本来是个无须讨论的问题。每个学科都有本学科在产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赖以生存的研究方法或“本门功夫”。哲学离不开思辨，文学离不开描述，社会学离不开调查，考古学离不开发掘，历史学离不开考证。虽然历史研究同样需要思辨、需要描述，也需要实地调查和实物佐证，但毫无疑问的是，搜集和考证史料即史料学乃是中国历史研究最基本的方法或“本门功夫”。如果不以史料学为基础，却试图以思辨、以描述解决问题，恐怕出来的成果很难说是历史学的主流成果，或许叫哲学或历史哲学、叫文学或者历史文学更为恰当。而且，历史研究以史料学为基本方法，并非是刻意的选择，而是学科性质所导致的自然和必然的选择，因为只有通过对史料的搜集、整理、考证，才能对历史问题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所谓“言必有据”，

此之谓也。傅斯年“史学便是史料学”的主张虽遭非议，但从方法论说，治史必须从治史料始。不治史料而奢谈历史者，非史家也。

史有定法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解释，即每个学者都有自己的学术个性和学术定位，都有自己在工作中积累的经验和养成的习惯，都有受世界观影响而形成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这些，既决定了学者展开研究的“程序”、对史料的认定和取舍，也容易形成表述思想、阐明主张的模式和风格。所谓“文如其人”，此之谓也。

但是，任何研究方法乃至表述方法都不断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受到其他方法的挑战，都需要不断融入新的因素、接纳新的方法，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发展和完善。特别是近百年来，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相互渗透，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相互影响，西方历史学、海外中国学的各种流派及其理论和方法也通过各种途径对中国内地学术界产生强势冲击，不管人们承不承认，历史研究已经进入各种学说并存的时代，“史无定法”成为共识也就十分自然了。

英国学者艾·哈登在《人类学史》的导论中说：

人类学科学范围之广以及它们与其他科学的分界线的模糊，使得对它们进行定义和分类成了一件特别困难的事情。但研究工作是没有也不顾及界限的。那些对此产生忧虑的，不应该是研究者，而应该是图书管理员和目录学者，因为他们经常搞不清楚应该把卡片放到哪个目录箱里，或者把书放在哪个书架上。[1](P3)不仅仅是哈登所说的人类学，历史学又何尝不是如此。

以“技术”为例。历史研究和其他社会学科的研究一样，都需要技术。但历史研究采用的技术往往并不由历史学家发明，而是“借用”其他学科的技术或成果。孟森先生在广泛考辨史料的同时，借用了医学知识，根据顺治帝死前的种种记载，认定顺治帝其实是得“天花”而死，从而排除了“出家”说[2]。

美国学者施坚雅将苏州城1229年的石刻全图与1945年的航拍图对照，发现“城市形式异常稳定”[3](P17)。中国历史学界长期以来都是采用“抄卡片”的方式来收集和积累资料，但当计算机技术和各种数据库、系统软件开发出来以后，恐怕没有任何有条件的学者会坚持拒绝使用。运用数据库也正在取代“抄卡片”成为历史学的“本门功夫”之一。而现代考古学之区别于古物学和金石学，就是因为它受到自然科学如地质学、脊椎动物学等的影响并直接采用了这些学科的成果和技术。美国化学家利比

所发明的放射性碳测定即碳14测定技术，更成了考古学家进行绝对年代测定的基本手段，成为考古学的“定法”和“本门功夫”。

就“理论”来说。在中国，历史学是一门古老的学问。但是，近百年的中国历史学已经被或正在被海外的理论和方法改造或收编多次。第一次开始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被来自日本和西欧的“资产阶级历史学”改造和收编，于是有了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等人的新史学。第二次开始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被来自德国和俄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改造或收编，于是有了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等人的新史学。而目前，正面临着第三次被改造或收编，这就是以美国为中心的挟带着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及诸多自然科学成果等利器的海外中国历史学。事实上，已经有不少大陆学者主动接受了改造和收编，并做出了重要的成果。这种状况的发生，不能不说是历史悠久的中国历史学的悲哀②。但从另一个角度说，又是中国历史学的幸事。因为在每一次被改造和被收编、反改造和反收编的过程中，都给中国历史学注入了新的科学因素乃至产生了革命性的进步。

可见，“史无定法”几乎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但也应该仅此而已，否则，将走向它的反面。马克思的一句话曾令历史学者自豪不已：“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4](P21)

但是，某些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自居的人却表达了一个令历史学者困惑的认识：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之前，历史学称不上是科学。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更是煞有介事地宣告：施坚雅关于中国农村社会“基层市场共同体”的结论，“原意不过是要矫正人类学家只着眼于小社团的倾向，但结果几乎完全消灭了他的对手。”[5](P22—23) 应该说， 这种说法令人困惑不已，它并没有把握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精髓。

其实，所谓“科学”方法相对地说更是一个时代范畴。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这个时代的科学观和研究方法。谁能说司马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方法在两千年前不是科学的方法？如果我们不承认“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是在探求社会变更、历史发展的规律，如果我们动辄质疑前人的成果和研究方法的科学性，谁敢保证我们的后人不来质疑我们今天称之为科学的东西的科学性？同样，施坚雅对于近世中国农村社会的研究固然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恐怕他自己也不会认为“几乎完全消灭了他的对手”。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个学术流派、没有任何一种“科学方法”是可以包治百病的，也没有任何一种曾经被证明行之有效的方法会“彻底退出”的。所有曾经产生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