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映：语言转向之后

陈嘉映：语言转向之后

提交者: 人文与社会 日期: 2011/03/04 阅读: 75 来源:江苏社会科学2009.5, pp. 26-33

摘要:“语言转向”的核心意义在于坚持哲学之为概念考察，以抵抗把哲学转变为伪实证科学的倾向。然而，这一努力被广泛理解为应将哲学问题视作语言问题，引使人们把哲学混淆于语言学和语义学。本文通过明确哲学的反身性质，划清哲学和语言学、语义学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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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义学上的发现”

19世纪20世纪之交开始的语言转向带来的结果，最简要地可以表述为：所谓哲学问题，其实是语言问题。这个表述含有不少可疑之处，但很多大哲学家的想法可以大致这样概括。

威廉·詹姆士在《实用主义》第二讲中讲了个小故事。詹姆士与一些朋友去郊游，朋友们为一个“形而上学”问题起了一场争论。他们设想，树上有一只松鼠，游人张三站在树的另一面，他想看见那只松鼠，就绕树转过去，但他转，松鼠也绕着树转，无论他怎样转，松鼠总在树的另一面。问题是：张三是不是在绕着松鼠转？朋友们请詹姆士裁决，他裁决说，答是或不是，要看你实际上说“绕着转”是什么意思：若它是说顺次处在某物的东南西北，那么应该答“是”，若是说顺次处在某物的正面、左面、后面、右面，则应回答“否”。

詹姆士把这个故事跟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连在一起。在詹姆士看来，世界是一还是多，是命定的还是自由的，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这些问题都与是否绕着松鼠转同类。于是，他就可以主张用这种“实用主义方法”来解决争执不下的形而上学问题了①。

罗素在评论苏格拉底方法时说：我们讨论“什么是正义”这样的问题，并不是因为我们对所讨论的事情缺少知识从而不能达到正确的结论，而是没有找到一种适当的逻辑来讨论我们已经知道的事情，要确定什么是正义，所需考察的是我们使用正义这个词以及某些相关词的方式。“我们所作的只不过是一桩语义学上的发现，而不是一桩伦理学上的发现。”②

维特根斯坦的表述可说更加精细：

我们不分析现象（例如思想），而分析概念（例如思想的概念），因而就是分析语词的应用。③

我们的探究面对的不是现象，??我们思索我们关于现象所做的陈述的方式。因此奥古斯丁也在思索关于事件的持续，关于事件的过去、现在或未来的各式各样的陈述。（这些当然不是关于时间、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哲学命题。）

因此，我们的考察是语法性的考察。④

蒯因所谓的语义上行［semantic ascent］也是一例。语义上行的要点是把关于事质差异的讨论转变为关于语词差异的讨论。在蒯因看来，语义上行策略有助于我们避免很多无谓的争论，例如，关于外部世界是否存在的问题曾在哲学史上争论不休，而且似乎也争不出什么结果，但若我们转而讨论我们是在什么意义上在何种系统中使用存在这个词，问题就容易得到澄清。

语言或概念vs.事质

上面几位哲学家大致都在谈论一种两分，一边是语言或概念，另一边是事质。维特根斯坦说：

必须问的不是：什么是意象［Vorstellung］，或具有意象的时候发生的是什么；而是“意象”一词是怎样用的。但这不是说我要谈论的只是语词。因为，若说我的问题谈论的是“意象”这个词，那么在同样的程度上追问意象本质的问题谈论的也是“意象”这个词。而我说的只是，这个问题不是可以通过指向什么东西得到解释的——无论对于具有意象的那个人还是对于别人都是这样；这也不是可以通过对任何过程的描述得到解释的。意象是什么这个问题所询问的也是一种语词解释；但它引导我们期待一种错误的回答方式。⑤

我们必须问的不是：什么是意象、感知、意识、思想、实在、真理、时间，而是意象、感知、意识、思想、实在、真理、时间这些词是怎样用的。

我首先想说明，维特根斯坦在这里并不是提出一个建议或命令，而是在说明哲学实际上在做什么、能做什么。我们怎么“研究”真理呢？真理不是一物；不像白鱀豚，我们可以捉两条来，养在拦住的江湾里，就近观察它的活动、习性，甚至解剖它，查看它的五脏六腑。但你不可能这样研究真理，你不可能把“真理”拿来观察、实验。所谓“研究”真理，只能是说，研究在种种情况中，我们是怎么确定某物某事为真的。而这话似乎又可以说成，我们在哪些情况下正当地使用“真”这个词。

反对形而上学

上述几段引语已经提示我们，区分语言研究［或概念研究］和事质研究，与反形而上学紧密相连。维特根斯坦说：

哲学研究：概念研究。形而上学的根本之处：没弄清楚事实研究和概念研究的区别。形而上学问题总带有事实问题的外表，尽管那原本是概念问题。⑥

我们要问的不是意象这种东西，而是意象这个词，这个说法，其一般背景是事质研究［事实研究］和语言研究［概念研究］的区分，进一步说，是科学与哲学的区分。近代哲学的很多根本问题，在科学与哲学分野的大背景下来看，才能看得更清楚。这是因为，philosophia曾为一切知识的总称，在牛顿革命之前，我们现在称作科学和哲学的这两样东西始终是混在一起的。今天，哲学与科学各司其职。确切理解哲学和科学的区别当然并不容易，不过，我们能够做出大致的区分。例如，从前，人们会说，哲学提供世界的整体图画或整体结构；今天人们不会这样说了，人们要想知道哪些星星离得远哪些离得近，要想知道宇宙一开始是什么样子，怎么发展到今天的样子，他们去问霍金，不去问维特根斯坦。即使今天仍然没有完整的生理学－心理学感知理论，但我们大致知道生理学－心理学以何种方式工作来研究感知。科学家研究感知的生理－心理过程、机制，他在实验室里工作，寻找新的事实，通过对机制的掌握来说明这些事实。这些事情，哲学家干不了，他如果也研究感知，他不是研究视网膜、神经传导等等，他研究看、看见、看作、错觉、幻觉这些概念之间的分合，研究看、听、感知这些概念及其联系。阿尔斯顿总论说：“传统上人们总是觉得，概念分析的工作无论怎么重要，那毕竟是一项初步的工作，哲学家的终极任务是获取对世界的基本结构的充分理解、获取关于人类活动和社会组织的一套充分的标准。”但是在我们的时代，人们已经不再相信这些任务可以由哲学家坐在沙发上完成，也许还只有概念分析适合于哲学家去做⑦。生理学－心理学不是通过语言分析来研究感知的，实际上，如果我们的语言不敷用，科学家就创造他们自己的语言。

宽泛地说，科学是事实研究或事质研究，而哲学家若把自己的工作即概念考察误当作或混同于事质研究，那么，他不是把哲学变成了科学，而是幻造出了一种东西：形而上学。例如，“什么是正义”本来是个语言－概念问题，形而上学却把正义视作某种像银河系那样现成存在在那里的东西，仿佛它是宇宙中的一种存在物，仿佛我们是在研究这种存在物，掌握它的本质和属性等等，并力求获得关于这一存在物的终极的、惟一的真理。

常听说，现代哲学反对形而上学。人们对“形而上学”有多种理解，所谓反对形而上学也有种种意义上的反对。上引维特根斯坦的理解只是其中的一种，但在我看，它的确是澄清形而上学概念的一个深刻视角。

语义学？

区分语言研究［或概念研究］和事质研究，看来的确意义重大，因为它引导我们把哲学与物理学区分开来。然而，这样理解的“语言转向”，也带来一种麻烦，这个麻烦，简言之，就是：怎么把哲学与语言学区分开来？

上文说到詹姆士的裁决，其大意是，“绕着转”有［至少］两种含义，澄清此点，我们就不会再为“张三是不是在绕着松鼠转？”这种问题起无谓的纷争，与此相似，也不再会为“世界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这类“形而上学问题”起无谓的纷争。这似乎意味着，大量甚至所有哲学问题，可以靠查字典加以解决，或最多是要求我们编一本更完备的字典。

罗素说，苏格拉底追问“什么是正义”，最后得到的“是一桩语义学上的发现，而不是一桩伦理学上的发现”。然而，除了苏格拉底那样的追问方式，我们在伦理学中还能有什么其他的追问方式呢？如果没有，是否意味着，所谓伦理学，其实只是一些“语义学上的发现”？

维特根斯坦说，我们必须问的不是：什么是意象；而是意象一词是怎样用的。他接着说：“但这不是说我要谈论的只是语词。”然而，谈论“意象一词是怎样用的”怎么区分于“谈论的只是语词”？

以上这些问题互相关联，我们可以把这些问题笼统概括为：哲学如何区别于语义学或语言学？20世纪哲学家倾向于把自己的研究称作逻辑语法、哲学语法，但逻辑语法、哲学语法怎样区别于普通语法？

这些疑问或问题，本来就是一些需要探讨的问题，只是，由于发生了语言转向，厘清哲学和语义学的区别就变得格外重要。因为，从上面所引的一些重要语录来理解语言转向，难免会觉得，语言转向转到头来，似乎不过在主张：所谓哲学问题、形而上学问题，其实是语义问题。那么，所谓语言转向，实为语言学转向；实际上也的确常有人把linguistic turn译作“语言学转向”。

语言转向之前，容易混淆的是哲学与物理学类型的科学，语言转向之后，哲学和语言学却似乎变得难以区分了。霍金在他那本科普著作中引用了“本世纪最著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