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对我国八大经济区域的不对称影响-

由于采用的是时间序列数据，为了防止出现伪回归的情况，首先要对各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采用的方法是ADF单位根检验，并且根据SIC准则选择滞后期，检验的结果表1:

检验结果显示，各个数据均为平稳序列。为了验证财政政策是否对各大经济区域的宏观经济产生影响，需要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由于本文关心的是财政政策对于宏观经济的影响，所以只需要关注财政支出是否是房屋新开工面积的格兰杰原因。考虑到采用的是月度数据，因此将滞后期分别选为3期和6期，以分别对应一季度和半年度，检验的结果如表二:检验结果显示，在滞后3期时，财政政策是东北地区、黄河中游、大西北宏观经济的格兰杰原因;在滞后6期时，财政政策是东北地区宏观经济的格兰杰原因。

接下来，进行方差分解，以验证国家财政支出对各大经济区域宏观经济的影响程度。关注滞后6期和滞后12期的方差分解结果，以获得半年期和一年期财政支出对于宏观经济的影响能力(被解释变量均为宏观经济，方差分解的顺序为财政支出在前见表3。):

方差分解的结果显示，财政政策在东北地区、大西北和大西南的影响位居前三位，而对于北部沿海、长江中游和东部沿海的影响位居后三位，6期和12期的结果大致相同，唯一显示出差异的是南部沿海，财政政策对其12期的影响要远高于对于其6期的影响。 综合格兰杰因果检验和方差分解的结果可以发现，中国财政政策存在明显的区域不对称性:财政政策对于东北地区和大西北的作用最强，即格兰杰因果检验可以拒绝，而且财政支出对于该地区宏观经济的影响能力较强;而财政政策对于北部沿海、长江中游和东部沿海的作用最弱，即不能拒绝格兰杰因果检验，而且财政支出对于该地区宏观经济的影响能力较弱。 (四)稳健性检验

在上一部分中，采用房屋新开工面积作为宏观经济的指示变量进行了回归分析，得出中国财政政策存在明显区域不对称性的结论。为了增强结论的稳健性，接下来选择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工业增加值分别作为指示变量，研究财政政策在各大经济区的作用。两者均来自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利用同比增速数据计算得到各月的绝对数，并且利用工作日拆分和季节调整法对数据进行了处理。所有数据均通过了平稳性检验，关注方差分解的结果如表4。

稳健性检验的结果与房屋新开工面积作为宏观经济指示变量的结果类似，财政政策在东北地区、大西南和大西北的影响作用较强，在北部沿海和东部沿海的影响作用较弱。另外，稳健性检验结果也显示，财政政策在长江中游的作用较强，在南部沿海的作用较弱。总体来看，财政政策的区域不对称性比较明显。 (五)对结果的解释

财政政策作用比较明显的区域包括大西南、大西北、长江中游和东北地区。这些地区财政政策作用明显的原因是其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而且多位于中国内陆地区，其对外开放程度比较低、市场化程度不高，所以宏观调控对经济的作用依然十分明显。而三大沿海地区则经济发展快、市场化程度高，宏观调控对经济的影响相对较小。 四、小结与政策建议

本文运用了状态空间模型和VAR模型，研究了财政政策在全国层面的效应以及对于八大经济区域的影响。研究表明，从全国层面来看，中国财政政策的刺激作用从1998年开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时逐步下降，目前已经到了近20年以来的最低点。同时，利用了近年更短间隔的数据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和方差分解，结果显示中国的财政政策存在明显的区域不对称性，对于大西南、大西北、东北地区和长江中游的作用比较明显，而对于三大沿海区域的作用比较微弱。同时，本文也从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化的角度给出了解释。

2013年和2014年中国执行的主要是积极的财政政策，笔者认为财政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应该考虑区域的差异性。对于财政政策作用比较明显的区域，可以较多地使用财政政策以拉动当地的经济发展，例如加大对大西北、大西南、东北地区和长江流域的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以及保障性安居工程等的支持力度，提高这些地区的居民收入促进经济发展;而对于财政政策作用微弱的区域，更应该注重公平的市场环境的构建，加快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进程，清理取消不合理、不合法的收费项目，降低偏高的收费标准，减轻企业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