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思想转向的意义

以孙中山为例，虽然在信奉卢梭、坚持革命上与梁启超对立，但对德国家主义也相当熟悉，其藏书中有伯伦知理的《国家论》的英译本和俾斯麦的《回忆录》、J.W.Davisr 的《冯?特莱齐克的政治思想》（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H.Von Treitschke）、W.H.Dawson的《德意志城市生活及其政府》（Municipal Life and Government in Germany）、 J.E.Barker的《德国的基础》（The Foundations of Germany）等德国政学论著，对伯伦知理有所吸收，如国家有机体学说：“人为一小天地也，很有以也。然而以之为一小天地，无宁谓一小国家也。盖体内各肺腑分司全体之功用，无异于国家各职司分理全国之政事。”如批评法国大革命：“民权拿去滥用，变成了暴民政治”等等。如推崇德国国家体制：“近几十年来欧洲最有能的政府，就是德国俾士麦当权的政府。在那个时候的德国政府，的确是万能政府。”等等。孙中山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伯伦知理影响还有待研究，但其主要由卢梭而来的民主共和思想确实未能厘清个人自由与国家主义之间的矛盾，其开创的政治实践实际走向了国家权威主义。如果说卢梭的激进民主、人民“公意”等是革命党人成为“人民代表”的根据，而德国国家主义意义上的“国家”则是革命行动的公开目标以及革命成功后统治人民的理由。

4、成也“国家”，败也“国家”

1903年后，梁启超连续十多年秉持“国家主义”思想：“今日欲救中国，惟有昌国家主义，其他民族主义、社会主义，皆当诎于国家主义之下。”这个论断在1906年的两次论战中得到具体展开，其涉及的问题既与德国思想有关，又塑造了20世纪的“政治中国”。

首先是与革命党人有关民族主义的论争。梁认为，排满革命于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有害无益，复仇与救国二决不能相容，复仇则必出于暴动革命；暴动革命，则必继以不完全之共和；不完全之共和，则必至亡国。革命党人把国家等同于民族国家，鉴于汉民族的“中国”已亡于满清的现实，他们断定种族革命是复兴中国的前提。《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发表后，汪精卫著文提出异议。从其《研究民族与政治关系之资料》一文来看，汪的民族思想亦来自伯伦知理：“民族者，自族类的方面言；国民者，自政治的方面言。二者非同物也，而有一共通之问题焉，则同一民族果必为同一之国民否，同一之国民果必为同一之民族否是也。”本来，伯伦知理在民族和国家的关系上并无斩钉截铁的意见，他对民族国家与多民族国家都表赞成，既注意到“国内诸民族，各殊其心，欲相分离”等现象，也承认“合多数之民族为一国家，其弊虽多，其利亦不少。??此等多族混合之国，必须以一强有力之族为中心点，以统御诸族，然后国础乃得坚。”这种含糊的观点为不同理解提供了空间。梁启超主国家主义，重在从“国民”与“民族”的区分上论证其“大民族主义”，对伯伦知理所描述的异族同国而滋生的弊端兴趣不大，认为其与‘今日中国情事，皆不相应。”汪精卫更注意同为一国之民的不同民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民族不同同为国民者，国家之利害与各民族之利害相反，故各顾本族而不顾国家，至其解决之方法，（一）则互不相干而至于分裂；（二）则一民族专揽权力而以压制他族为制。夫如是之国家而欲其政治现象得已改良发达能乎？不能。故吾敢断言曰：种族问题未解决则政治问题必无由解决也。”汪因此对伯伦知理不太重视民族混合各蒙其害的一面表示不满：“陈义甚疏，他日当取他家之学说补正之。”种族革命的旗帜引导了1911年的革命，但在孙中山的《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提出的“五族共和”的思想和中华民国的政治实践中，回荡的却是梁启超的观点。

有关民族主义的观点反映了梁对国家统一的关注，而关社会主义的论辩则表达了他其对国家富强的向往。社会主义作为自由竞争的反动，且其学说成于德国，梁启超本应与之相契，但

从中国家利益看来，生产比分配，也即经济自由比经济平等更为重要。在孙中山等人提出在中国进行“社会革命”的论点后，梁有多篇文章回应，核心是中国不必、不可、也不能行社会革命。所谓“不必行”，“盖欧人今日之社会革命论，全由现今经济社会组织不完善而来；而欧人现今经济社会组织之不完善，又由于工业革命前之经济社会组织不完善而来。我国现今之经济社会组织，虽未可云完善，然比诸工业革命前之欧洲国，故优之于彼。故今后生产问题，虽有进化，而分配问题，仍可循此进化之轨以行，而两度之革命，殆皆可以不起也。”所谓“不可行”，社会革命以缩小贫富差距、平均分配为目的，而“今日是中所急当研究者，乃生产问题，非分配问题也。何则？生产问题者，国际竞争问题也；分配问题，国内竞争问题也。生产问题能解决与否，则国家存亡系焉。生产问题不解决，则后此将无复分配问题容我解决也。”所谓“不能行”，社会革命的所要解决的绝不仅仅是孙中山等人说的土地问题，更重要的是要解决资本问题，以其平均分配，世界大同，这一点，即使在欧美诸国也难实行，何况既无能负责的政府、又无合格的人民的中国？总之，中国面临的主要任务是经济发展而不是社会革命。“我中国今日欲解决此至危险极之问题，惟有奖励资本家，使举其所贮蓄者，结合焉，而采百余年来西人所发明之新生产方法以从事于生产，国家由珍惜而保护之，使其事业可以发达以与外抗，使他之资本家闻其风，羡其利，而相率以图结集。

从各方面以抵当外竞之潮流，庶或有济。”在梁看来，社会主义的主旨是社会公正而非国家建构，非中国所急需，但他并不主张经济上的自由放任，而强调政府干预的必要性，其社会经济政策介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是一种有限制的市场经济，一种有节制的资本主义。张灏指出：梁所提倡的社会经济政策，“与俾斯麦时代德国确立的政策十分相似。换言之，梁设想的是这样一种经济制度，在这种制度里，小型的私人企业占支配地位，但它们受政府的各种社会主义政策”的有效调节，不仅避免通常伴随资本主义制度出现的国内的社会冲突和压迫，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有利于开发全国的各种经济资源，以便在国际舞台的竞争中取胜。梁认为，现代西方资本主义有两块基石，以詹姆斯?瓦特和亚当?斯密为代表。他的看法是保留瓦特的工艺学，而用德国的社会改良主义取代亚当?斯密的不干涉理论。这便是梁最后采取的立场，以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纯粹的资本主义相对立。”梁取之于社会主义的，是政府的作用；取之于资本主义的，是自由竞争可以导致经济势力的增长，前者是手段，后者目的，一切都是围绕着国家，而德国则是其范例。社会主义确实没有立即在中国成为现实，但无论是国民政府的政策还是中国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想，其中都有社会主义的鲜明烙印。1949年后，共产党冲破了“不必行”、“不可行”、“不能行”的禁区，以解决土地问题为动员而实现了社会主义。所以这些，似乎都是对梁的否定。但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实际上也是把重心由分配转向生产，而允许一部人先富起来以及对民营企业从允许到倡导的政策，也大体接近梁当年的构想。

“国家主义”虽是梁假道日本而引入的德国学说，但与中国情境却有内在的契合。其实，梁在理解和发挥时又坚持“脱离理想而入现实界”的原则，其国家“有机论”的内涵之一就是改革须与民族历史、国民心理、经济组织的关联。几乎每一个重大问题，即使他在理论上或情感认可，但在仔细分析后都强调它不“施诸今日之中国”，梁清楚中国与现代世界的距离，总是强调渐进改良、分阶段、按步骤而反对跳跃式革命、反对毕其功于一役的一揽子解决的方案。1903年他认为中国与其共和不如君主立宪；1906年又再退一步主张与其君主立宪不如“开明专制”。证之以完成了的“共和革命”的中国一再跌入连开明专制都不如的野蛮专制，不能不承认即使梁放弃了的主张中也包含着真实的内容。

正由于梁不是教条主义、理想主义，所以他可以与时俱进。民国建立后，他原则上仍主君宪，

却没有放弃国家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还认为此次战争是“民族国家”的战争，“彼德国者，实今世国家之模范。国家主义如消灭斯已耳，此主义苟一日存在者，则此模范国断不容陷于劣败之一。??使德国而败，则历史上进化原则，自今其可以摧弃矣。”但民国元年发表的《新中国建设问题》一文表明他对共和国事实上的承认，此后一反袁世凯称帝，二反张勋复辟，有参与“再造共和”的光辉记录。1916年德国败象已露，他不但主张中国参战，而且开始反省信奉十多年的国家主义。先是于1920年指出俾斯麦以君主制而非共和制的方式完成国家统一是“绕道而走”，19世纪的国家主义是偏离了近代常规竞争状态的“病态”：“考欧洲所以致此者，乃因其社会上政治上固有基础，而自然发展以成者。其固有基础与中国不同，故中国不能效法欧洲。在此百年中可谓在一种不自然之状态中，中国效法此种病态，故不能成功。”接着是同年10月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自我检讨：“??梁启超居东，渐染欧、日俗论，乃盛倡偏狭的国家主义，惭其死友矣。”再次是1922年断定“国家主义之苗，常利用人类交相妒恶之感情以藻溉之，而日趋蕃硕。故愈发达，而现代社会杌陧不安之象乃愈著”，而传统中国的“反国家主义”、“超国家主义”的政治实践“所得优足偿所失而有余”。最后是回归早期的“天下”观：中国“自有文化以来，始终未尝认国家为人类最高团体，其政治论常以全人类为其对象。故目的在平天下，而国家不过与家族同为组成‘天下’之一阶段。”

成也国家，败也国家。但中国还在建国之中，直到“民国元年”，梁仍然感到：“一年来，只见有个人，不见有团体，不见有国家。”1915年在《中国立国大方针》中又确认国人最大的目标在“组织”、“建设”一个“完全的国家”。所以梁后期的“天下主义”是一种修正过的“天下主义”：“虽然，此在过去为然耳，降及近世，而怀此观念之中国人，遂一败涂地。盖吾人与世界人类相接触，不过在最近百数十年间；而此百数十年，乃正国家主义当当阳称尊之唯一时代，吾人逆溯以泳，几灭顶焉。??自今以往，凡畴昔当阳称尊之说，皆竺一一鞫讯之后而新赋予以评价，此千年间潦倒沉沦之超国家主义——即平天下主义、世界主义，非向外妒恶对抗主义——在全人类文化中应占何等位置，正未易言。”确未易言。如果我们把19世纪中叶以来的中西遭遇看作是全球化的一个阶段，谁能说经历无数冲突和悲剧后，“天下主义”、“世界主义”不会成全人类的信仰？

不过，在20世纪，中国面临的仍然是建立民族国家的使命，“天下主义”云云显然迂阔高远，德国式的“国家主义”又已然失败，结论也许是梁启超1920年提倡的“世界主义的国家”——“国是要爱的，不能拿顽固偏狭的旧思想，当是爱国，因为今世国家，不是这样能够发达出来。我们的爱国，一面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个人，一面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世界。”陈独秀后来把这一点说得更清楚：尽管“第衡之吾国国情，国民犹在散沙时代，因时制宜，国家主义，实为吾人目前自救之良方。”但前提是必须区分真假“国家”：“真国家者，牺牲个人一部分之权利，以保全体国民之权利也。伪国家者，牺牲全体国民之权利，以奉一人也。”假如国家建构必须牺牲个人自由的话，只有真国家才有这样的权利。当然，理论上是这样说，实际政治生活中只有政府所代表的国家，由于现代中国在国家建构上一再遭遇困境，甚至亡国灭种的都随时可能，所以现代中国政治文化的主流是不是以个人自由否定国家权威，而是国家权威抑制个人权利，有时甚至这种国家并非“真”国家，因此梁启超1903年的转向实际成为中国政治文化的不详预言，国家建构与个人权利一再被对立起来，其最突出的表现之一，就是30年代的法西斯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