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精神与日本人的质量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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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精神与日本人的质量意识

张星久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

课程前言

日本发生9.0级大地震，震惊了世界，而日本的房屋质量，却在这一次大地震中，又拿了一个高分，“质量”二字可以说是每个人高度关注的字眼，而提到质量意识，我们的邻国日本确实有着非常突出的表现，重视质量的背后反映的是什么样的社会文化环境、人生观和世界观？那么究竟如何观察日本的家庭，乃至日本的社会环境？总结日本的文化精神，透视日本人质量意识的形成，有关这样一些问题，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张星久教授，大家欢迎。欢迎张先生第一次做客《世纪大讲堂》，是吧？

张星久：对，您好。

王鲁湘：下面我们看一下大屏幕，一个介绍张先生的短片。

张星久，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地方政治研究中心主任。生于1956年的张星久在高中毕业后，曾在农村劳动4年。1978年考入武汉大学历史系，先后获历史学硕士，法学博士。1994年赴日本同志社大学任客座研究员，2005年至2006年任日本创价大学客座研究员。张星久教授多年致力于政治制度、政治文化比较研究方面的教学与研究，被称为武汉大学“四大名嘴”之一。

王鲁湘：这一次日本的这个大地震，对于您这个曾经有过在日本担任客座教授的经历的人来说，肯定和我们很多没去过日本的，或者没有在日本工作过的人，可能有点不一样。您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张星久：就是他那种自律，面对灾难那种克制，那样一种没有手忙脚乱的那样一种镇静的精神，这是给我印象很深的。

王鲁湘：印象很深。那么我们从镜头画面上看到，这一次日本的大地震，其实对建筑物造成的破坏不严重，倒是次生灾害海啸过来以后，大水一冲，然后那些木质的房屋，纷纷都变成了一个一个的木头结构，但是真正的大的建筑，似乎也没有受到很大的损害，是吧？

张星久：对对，政府指定的建好的避难所，这些学校、公共场所、体育馆都是完好的。那么我第一次在日本经历过阪神大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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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鲁湘：1995年。

张星久：当天17号那天晚上，我们刚刚从机场回来，阪神大地震，也差不多的感受，但是震过以后没有什么，房子没有什么反应，就是晃得很厉害了。

王鲁湘：日本人的这样一种苛刻的质量意识是怎么来的呢？

张星久：这个当然就是说起来很复杂，那么也有后来的制度的规训，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制度的规训，我们后面要讨论，它还是要在一个民族的这种心理习惯，民族的这种生活方式、价值观，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

王鲁湘：对。

张星久：对事情的敬业精神，对社会、对生活的这种职分的精神，天职的观念，对一些规则的敬畏感，像这些等等，我觉得都是和后来的现代制度都很好地结合起来了。王鲁湘：那么我们现在就欢迎张教授给我们演讲，今天他要演讲的主题就是《文化精神与日本人的质量意识》，大家欢迎。

张星久：那么世界上有两个以质量闻名的民族，一个是德意志民族，一个是日本民族。 因为从情理上看，一个社会成员提供优质的服务、优质的产品，那就是说自然我们会联想到，这样一个成员、这样一个民族，那它一定是尊重规则，我们所说的守规则，对标准意识比较恪守。另外对于整体的利益、对于整体的荣誉感应该是比较强。还有它的勤奋、敬业的精神，吃苦奉献的精神，还有那种追求完美境界的一丝不苟的精神等等，所以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成员，已拥有了这样的观念，就可能做出很好的产品。

那么这样一种看法，既是一种合乎常情常理的推断，同时也得到现在很多这个，我们说学术界的一些学理上的支撑，比如在新制度主义政治学、新制度主义经济学那里，就是强调这种制度固然非常重要，但是一个民族形成的制度，它如果要想有生命力的话，最重要的还是取决于它背后的价值观、它的道德规范等等，这个叫做内在的规则和非正式的制度，另外比如说，在文化人类学里面，有一派，非常重视这种文化传统、文化模式对它的民族精神和行为的这种制约影响。

一、日本的文化传统和自然环境

（一）日本的政治社会制度

我们首先梳理一下日本的文化传统和自然环境。那么提到日本的这个历史文化传统，首先不能不说它的政治社会制度，如果和传统的中国相比的话，那么它一个最大的不同点就是，它是以天皇为核心的君主制，其中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日本的天皇它是作为神本身的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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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格位上，日本的天皇是和神相通的，它本身就是神。

但是在中国的观念里面，君主本身不是神，他是天的代理人，所谓代天理民，那么因此在这样一个制度下面，那么没有办法或者说不大容易产生像中国的这种王朝革命的思想，所以它会形成一种万世一系的这样一个天皇制度。

这个分界使得人们，对天皇的这种秩序应该说是毫无保留地接受或认同的，不会像在中国的观念下面天人合一，而且在这个君主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天道。

在中国人的观念里面，一个君主如果代表人民的意志，为人民谋福祉，也就意味着代表了天道，意味着得到天的肯定和眷顾，那么我当然可以服从他，可是当一个君主如果说他残忍害民，不能履行上天赋予他为民谋福利的这种职责的时候，那么这个君主就不合格，就可能遭到上天的抛弃，所以在中国这个观念下面，天命这只是一层，天命之下还有就是如果君主不符合这个天命，人民就可以叫做替天行道、举行革命。在中国的民间俗语里面，帝王本无种，明年到我家，这样一种思想，在日本它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抛开这些其他的复杂因素和评价的话，那么这个天皇制度至少对后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遗产或者好处，对日本走向现代社会以后，和现代的法治精神衔接的时候，有一个什么就是它有助于日本人民形成对某种至上权威的敬畏感，这种终极的敬畏感和秩序感，那么用有的学者的话来讲，容易形成一种绝对的精神。

另外一个就是日本在这种天皇体制下，它的这种贵族等级制度，那么也对于日本进入现代社会以后，那么形成它的一些服从意识、它的规则意识、忠诚意识，也有一定的积极影响。

我们知道日本在天皇制度下面，是由幕府实际掌握权力，在幕府下面有各个藩、各种贵族，最低等的比如说武士，那么形成一个严格的贵族等级秩序，那么在贵族之下存在着士农工商四民，在日本的传统社会里面，也还有很多类似的更低的等级，比如贱民，因为贵族制度它是一种硬化了的制度，它可以形成这种对抗专制国家权力扩张的一种，有效的屏障和机制，所以造成这种权力的多元化，对于后来的资本主义发展，它是形成了一种空隙的。

那么在中国的话，一方面当然是高高在上的皇帝，那么在皇帝之下，好像人人都可以平等，尤其在秦汉以后，秦汉最初是策论，通过考试，后来到尤其唐代以后，科举考试兴起，朝为牧牛郎，暮登天子堂，只要考试成功，就可以入仕做官，甚至出现很多布衣卿相。

一个贫民百姓当了皇帝、当了宰相，它打破了这种阶层阶级的严格的封闭、僵化，为这个社会的流动开放创造了条件。这个非常好，从这一点上固然很好。

又比如说一个人的社会身份，只要有了钱，在唐宋以后就可以买地，买地就可以成为地主，买地以后供应自己的孩子读书，求取功名，就可以进入官僚集团，成为统治阶级，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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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社会从这一点上是开放的。

日本的贵族这种等级制度下面，它就不会存在这个。它不会因为你的王权好恶，因为你的专制国家的是否膨胀改变他的身份。这是一个，我们说的容易形成这种多元化的政治格局，来对抗这种专制国家的成长，发展出来比较强大的社会自治的力量，在这点上它是有作用的。

另外一个当然贵族制度，贵族最讲究等级，讲究下级、低级对上级的绝对的服从意识，讲究契约关系。因为我们一旦形成这样一种领主和臣民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就要信守契约，信守我们的承诺，就要履行义务，所以发展出来一些这种契约精神、服从精神。

我们讨论日本的社会政治制度的时候，还要看到乡村社会制度，它的乡村社会也很像欧洲社会，日本人有很多人就认为，他们虽然在地缘上是一个东亚社会，但是他们在精神上，在他的社会生活上更像一个欧洲社会，因为它在社会制度各方面和欧洲非常相近，所以日本的这种乡村社会，它也很早地就发展出来比中国远为明显的这种共同体的特征。

中国的乡村社会，虽然也是聚族而居，但是它还是一种基本上是习惯性的、心理性的，它没有像日本那么强的共同体内的规则意识和封闭的排外意识。

【导视】政治制度与历史传统造就的自治精神，在现代社会如何呈现与变化，环境之困、武士道传统、菊花崇拜，文化传统又如何造就质量意识??

但是这个也是，它在日本的现代的民主宪政制度的框架确定之后，这些自治制度又很好地跟现代的民主宪政精神结合起来，所以我们看在现代的日本，有这么强大的自治精神，有这么强大的社会自治力量，所以在日本至少我经历的神户大地震这个时期，一个多星期里面没有政府，全日本的人都在往神户涌入，自发地有的骑自行车，自行车骑不到就步行，到那里去自救。那么所有的超市、银行都倒在地下，你看连接地下冒出来的水管子破裂冒出来的水都是要排队，它具有高度的组织性。

所以你会在日本会生活长了，在它的社区你会看到，日本的（社区）真是做到了守望相助，就是你搬家搬到这个地方去以后，你到了地方跟周围的邻居打个招呼，将来回国了，你房子就有人照顾。你刚进一个地方，周围自然就会一帮乡邻过来跟你问候一下，然后会给你一些辅导，牛奶怎么订、垃圾怎么放，所以在它这个村舍的共同体基础上，发展出来现在的自治，所以这些方面的话，有了这样一个它的传统生活，这样一个社会组织力量的运作，使得日本人的团体意识，自治的意识也是非常强的。

（二）日本的自然环境

其次我们看日本，就是它的自然环境，这个大家都很熟悉，日本的国土狭小，资源相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