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讲《德意志意识形态》

人和自然间狭隘关系的制约，被完全包裹在“需要”里而具有非独立的动物性质，或者说，这只是“被意识到的本能”。只是“由于生产效率的提高、需要的增长以及作为前二者基础的人口的增多，这种绵羊的、或部落的意识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提高”。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把意识的发展和相对独立过程同分工的发展和真正形成相联系，从而不仅论述了意识的相对性，也论证了分工的历史性。在马克思看来，纯粹“自然地产生”的分工源于性别、天赋、需要等等的差异，其实算不上真正的分工，因为其间并不包含着“交换”意义，因而也不具有社会差别的意义。“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开始成为真实的分工。”“与此相适应的是思想家、僧侣的最初形式。” 可见，意识的独立和支配地位的形成，不仅是分工的结果，也是分工的基本形式。马克思正是通过论证意识、分工等对“第一个历史活动”的历史依从性，奠立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础。

因此，作为唯物史观前提的“现实的个人”，处在自然和历史的交汇点上，是自然进化的终结和历史创造的开端，因而也就成为一切历史过程和社会关系的前提。在他的身上，浓缩着人和自然、个体和类的最简单、最基本和最普遍的关系，而任何力图撇开或越过这种关系的“人” 说到这里，可以明白，为什么在马克思看来，以往的历史观实质上是“没有前提的”，问题在于它们都把历史中形成的人和人的关系当作无需加以说明和考察的当然前提，因而它们都这样那样地用“自然”割断了“历史”，或者说，把“历史”当作了“自然”。我们看到，青年黑格尔派和国民经济学在对待资本主义的态度上大相径庭，然而在思想方法和历史观上却颇为一致。在国民经济学看来，资本主义是“永恒的自然秩序”，私有制、交换、分工及由此产生的竞争等是人的天性，因而是历史的当然前提。因此，在它那里，只有财富的积累和变化，只有“物”的历史，而没有社会关系的更替，没有“人”的历史。而在青年黑格尔派（尤其是费尔巴哈人道主义）看来，资本主义是违反自然的，非人道的，因为合乎人道就是合乎自然，因而人道和人的自由就成为历史的当然前提。

因此，在他们那里，只有精神史、认识史、宗教史、道德史，而没有物质生产活动的历史。他们都没有认识到，无论是资本主义或是人的自由发展，都是历史的发展阶段，都是具体的社会形式，而不是历史的前提。把这些当作历史前提和出发点，必然导致错误的历史观。

说到这里，可以明白，为什么在马克思看来，以往的历史观实质上是“没有前提的”，问题在于它们都把历史中形成的人和人的关系当作无需加以说明和考察的当然前提，因而它们都这样那样地用“自然”割断了“历史”，或者说，把“历史”当作了“自然”。我们看到，青年黑格尔派和国民经济学在对待资本主义的态度上大相径庭，然而在思想方法和历史观上却颇为一致。在国民经济学看来，资本主义是“永恒的自然秩序”，私有制、交换、分工及由此产生的竞争等是人的天性，因而是历史的当然前提。因此，在它那里，只有财富的积累和变化，只有“物”的历史，而没有社会关系的更替，没有“人”的历史。而在青年黑格尔派（尤其是费尔巴哈人道主义）看来，资本主义是违反自然的，非人道的，因为合乎人道就是合乎自然，因而人道和人的自由就成为历史的当然前提。因此，在他们那里，只有精神史、认识史、宗教史、道德史，而没有物质生产活动的历史。他们都没有认识到，无论是资本主义或是人的自由发展，都是历史的发展阶段，都是具体的社会形式，而不是历史的前提。把这些当作历史前提和出发点，必然导致错误的历史观。

可见，把握“现实的个人”这一概念，有两个关节点：一是自然和历史，另一个是个体和类。“现实的个人”不是“自然人”，他的生存条件连同他的本性（或“自然”）都是其实践的结果，因而他是历史的；然而“现实的个人”又不等同于“现存的个人”，或者说，“现存的个人”只是“现实的个人”的一种形态，前者总是被历史超越的，而后者则是一切历史活动的绝对前提，是不可能被历史所超越的。同样，“现实的个人”不是“孤立的个人”，不是“唯一者”，而是必然要与他人形成各种联系并因而总是属于一定社会形态的个人。事实上，在马克思看来，“孤立的个人”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产物。“现实的个人”也不是没有个体性的共性人，而总是以有着非常具体个性的自主活动类型为其表现形式。或者说，“现实的个人”是真正科学抽象意义上的人，是人和自然、个人和类之间最基本、最本质关系的规定。因此，它是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的有机统一。

把“现实的个人”作为唯物史观的前提，一方面确立了人的自我创造、自我生成的历史主体地位，从而避免了把人和“历史”加以割裂，使人沦为“历史”之工具的偏向，另一方面也奠立了人的历史制约性的科学根据，从而避免了把人和“自然”加以割裂，用“历史”冒充“自然”甚至完全取代自然的偏含着历史进化过程的基本矛盾和可以简单抽象的要素，因此，它不

仅是一切历史活动的前提，也是科学历史观的逻辑起点。说到底，“现实的个人”就是从事物质生产活动或劳动的人。这种人和劳动活动一样，“是人类生活的永久的自然条件，所以，不以人类生活的形式为转移，而宁可说是人类生活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

三、唯物史观的核心：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矛盾

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是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形成的，然而这种批判本身就经历了不断地清算道德化批判或空想式批判的过程。我们在前面说过，赞成资本主义和反对资本主义的人都以人性和人道为尺度，不仅问题扯不清，而且反对资本主义的必然居下风，因为无论如何，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是个历史事实。比如说，反资本主义的将其罪恶归咎于其反人性，而赞成资本主义的人则毫不脸红地声称人性本来就如此，何来反人性？于是，一 个用人的本性（自然）批判资本主义，一个用同样的东西保护资本主义。显然，重要的问题就在于弄清什么是人的自然。费尔巴哈以人性或人的本体存在作为自己哲学的特征，无疑有其独特性。他的著名原则是：必须把人和自然、人和人的统一作为哲学的最高原则。他对“异化”的界定，对资本主义反人道性质的判断，以至对宗教和思辨哲学的批判，都是从这里寻找根据的。然而为什么人和自然、人和人统一是最高原则，是“本体”，这个问题他并没有解决。他只能求助于“类”这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人纯粹自然地联系在起来的共同性”，而“类”的感性形式除了“爱”，他却再也说不出多少话了。

当马克思把其哲学的出发点转向实践、转向生产劳动时，人和自然、人和人的统一问题就再也不是浪漫的想象，而是历史的真实。但是，对实践、劳动等本身也有个如何把握的问题。我们知道，对“实践”可以作唯心主义的解释，将其视为“意志的活动”，而康德、黑格尔、青年黑格尔派的许多人都是这样理解的；对“实践”也可以作经验论的把握，将其视为直观的个体实践，而国民经济学工业唯物主义、实用主义以至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伯恩 施坦主义等则都持类似立场。因此，固然不能用幻想代替现实，以道德尺度衡量历史，然而要立足现实、面对现实并以科学的态度对待资本主义，却已决不是经验直观的结果。费尔巴哈和国民经济学在实践问题上似乎很对立，前者坚决排斥实践，而后者则坚决从实践出发，前者把实践视为违反人性的活动，后者则把实践视为合乎人性的行为，然而实际上，他们对实践的看法

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即从直的”活动的意义，即不了解实践的革命本性。这样，他们或者撇开实践去另行寻找变革的力量（如费尔巴哈），或者守住实践以认同于资本主义制度（如国民经济学）。说到底，他们所理解的实践，其实只是资本主义条件下实践的具体社会形式。

可见，问题的症结在于：尽管实践（以生产、劳动、交往等形式表现）是人类生存的永恒基础，然而实践的社会形式却又是历史的、具体的、非永恒的，它集历史动力和变革对象于一身。从直观的观点出发，要么无法将实践的两重性区分开来，尤其无法将蕴藏其中的革命性剥离出来，要么把两者绝对对立起来。比如说对工业，要么不加区分地加以赞扬，结果把对工业的赞扬变成了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赞扬，这就是马克思所称之为的“经 济学的工业唯物主义”观点；要么不加区分地加以否定，结果把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批判变成了对于工业和社会化大生产的否定，这也就是马克思所称之为的“感伤的、怀旧的浪漫主义”立场。由此可见，对实践两重性（自然物质性和社会历史性以及相类似的许多两重性）的科学区分，是唯物史观创立的关键所在。

马克思正是通过对工业两重性的区分及其相互联系的探讨，奠定了科学的实践观点，并因而奠定了整个唯物史观的基础。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矛盾的揭示，就是上述探讨的卓越成果。它最早反映在马克思年初写的《评弗? 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文中。在那里，马克思坚决反对把作为生产力的工业和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工业混为一谈，并初步分析了二者间决定和被决定的关系。他认为“现今不仅单个的商人，单个的工厂主，而且工业和商业的国家，也是从肮脏的买卖利益来看待工业的”，但是，还可以从“完全不同的观点来看待工业。工业可以被看作是大作坊，在这里人第一次占有他自己的和自然的力量，使自己对象化，为自己创造人的生活的条件”。这两种不同的工业观实际上来源于工业的两个不同方面，即“工业唤起的力量同工业本身即同工业给这种力量所提供的目前的生存条件”的区分。在马克思看来，“工业所唤起的力量”包括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就是一种新的生产力，而“工业本身”则是资本主义的社会环境、经济组织和生存条件。马克思严厉地批判了种种把工业的两个不同方面混为一谈的谬见，同时也探讨了两者之间的联系。他断言，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工业的这层资本主义外壳肯定 要被“炸毁”。

但是，在上述手稿中，马克思对于生产力决定社会关系变更的机制还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