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债危机的台前幕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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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鸿兵：这个工作也是非常复杂，其中有一个好像瑞士这个旅游学院的，有一个教授曾经做过类似的分析，那么他实际上是把全世界所有跨国公司，13000多家跨国公司进行了梳理，然后从股权关系，从投资关系，进行了一个非常庞大的数据分析，得出的结论就是，现在各国经济的主干部分，实际上就由133家公司所主导，这篇，这个他的这个报告，实际上到时候如果你有兴趣，可以仔细去研究一下，因为这个工作量确实是非常大，但是已经有人做了，所以如果你感兴趣可以下去找一下这个报告。

现场观众：感谢宋老师，然后我想问一下就是您提到欧债危机，然后可以倒逼改革，然后但是对于强国来说的话，它们肯定不情愿把它们手中的权力上交出去，最后只能说是强国控制弱国，那么对于那些比较厉害的国家的话，您是有什么看法？

宋鸿兵：其实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因为我们一般在理解欧债危机我们经常容易陷入一个误区。比如说欧债危机闹得越凶，美国越高兴，或者美国一出问题，欧洲越高兴，这是从一个主权国家的思路，在理解资本，但资本不是这样，资本是无国界的，所以资本是不谈祖国的，对于我如果是掌握钱的人，我无所谓是属于欧洲人还是美国人，这对我来说不重要，我们这些人，有钱人的共同利益最重要。所以这些人往往是跨国界的，事实上他们也确实是跨国界的，如果你看我第二本书专门讲了，发源于19世纪17个最主的金融家族，那么到现在他们实际上遍布世界各地，有人在瑞士，有的在美国，有的在加拿大，有的在欧洲，但他们的利益是捆绑在一起的，他们是为了共同的目标，也就是为了共同的资本的利益，互相联合，互相去做事。

所以当我们说到当欧洲出了问题，美国一定高兴的时候，那是谁高兴，其实我们不能说美国所有人都高兴，或者说认为所有的，这个欧盟之间的这个博弈，是必然是非黑即白，不是这样，实际上在美国也好，在欧洲也好，任何一个国家内部，始终存在着两股力量，我称之为一股是国际主义力量，就是资本的利益，他们代表一方，一部分是主权国家的力量，或者叫民族主义力量，这是第二种力量。那么有一部分人是代表民族主义情绪的，掌握着政权，他可能是总理，可能是议长，可能是议员，还有一部分人是代表资本利益的，他也是议会的议员，他也是这个副总理等等，那么这两些人，这两拨人在开会的时候，在媒体面前或者在任何政府谈话过程之中，你都会觉得他们的利益其实是不一致的，但是我们通常看不到这一点，我们把德国人归成德国人，法国人归成法国人，美国人归成美国人，但是我觉得首先我们要做一个纵向的切分，这些人背后是代表资本的呢，还是代表所谓的这个国家利益的，这两种利益我认为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可能我们最重要是，首先要有一种思路上的突破，不要被传统的主权意识，中国人最常拥有的一种，传统的孤行的概念，觉得一切都是，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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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那就一定会为中国办事，是日本人就一定会为日本人办事，但是我告诉你，有钱人全世界有钱人他们的想法是一致的，他们之间共同利益，超过他跟本国的其他公民的共同利益，这就是一个全新的世界，或者说一个资本主导的世界，会朝那个方向发展。

王鲁湘：好，后面那一位。

现场观众：您曾经提到过，就是用亚元来代替人民币的国际化，然后把亚洲各国的经济利益捆绑在一起，然后实现区域内的稳定，但是呢就是正如您所说的，就是欧元它的推动是有一个以通婚为手段，建立起来这一个金融的顶级，这种家族联盟，然后以此作为一个核心动力，来推动一个欧元的一个持续的不断的一个前进发展。但是它亚洲呢，由于各国的地理环境，人文各方面，包括政治有很大的问题，包括像中国和日本之间，中国和印度之间等等，这些历史纠葛还没有解决，那么也缺乏一个他们这种金融顶级的这种家族的原动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去推动，这种亚元的这种发展呢？谢谢。

宋鸿兵：那么实际上，中日韩和中国和印度，或者东南亚的国家的这种矛盾，很多人说由于这种矛盾，所以我们无法整合，但是我觉得中日之间的关系，包括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关系，和整个亚洲之间的彼此这种关系，你要跟欧洲历史上比，比欧洲300年以来爆发的战争，那亚洲少多了，亚洲国家彼此爆发战争实在是有限，但欧洲打了多少年仗，宗教战争，包括后来民族国家战争，一战、二战，死的人太多了，比亚洲死的人多得多，所以说不是说各个国家有宿仇，比如说中日之间有这个历史的这种，有历史上这种血仇，就不能够整合在一起，不是这么说，因为欧洲也有类似情况，那么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为什么我提出了用亚元去做这个事情或者叫推动亚元去做这个事情，或者叫推动亚元，其实也是从欧盟的诞生的历史中，我们可以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如果欧洲人在60年前，就已经构想出了一个非常好的机制，这个机制现在发展到现在，虽然有种种的问题，但它逼近解决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欧洲战后再也没有爆发战争，这一点是肯定的吧，但是亚洲到目前为止，我们说不好我们始终，或者整个亚洲就没有建立起一套永久和平机制，这难道不是个大问题吗？因为任何一个国家发展，首要的前提是你周边和平，安定的环境，如果你跟日本打，如果你跟印度打，如果你跟菲律宾打，如果你跟南亚的这些国家打，无论出于什么样理由，无论谁对谁错，最后倒霉的，吃亏的都是参加战争的双方。那么为什么，亚洲国家这些人的政治智慧就比欧洲人差了这么多呢，因为欧洲人在60年前，已经设计出一套架构，能够永久地解决和平问题，而我们亚洲没有，我觉得这个是提供给中国一个非常大的政治智慧的挑战，有没有这样的政治智慧，有没有这个中国历史上，号称是两千政治智慧累积，我们跟欧洲人比，我觉得我们还不如他们，人家60年前就有了政治智慧，我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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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仍然不具备。所以这是我提出为什么要走亚元之路，这样的一个主要原因，亚洲国家要坐在一起谈也不好谈，怎么办？还是一样啊，欧洲人在前头已经走了60年了，中间所经历的很多经验、教训，你可以直接拿来用，这是后发优势这样的一种体现，但你提到有个问题很关键，哪些人做事是有利益的，有一大帮，有共同利益人坐在一起，中国、日本、韩国或者东南亚这些国家，这个利益共同点怎么找，谁来推动，这是一个巨大的问题。

王鲁湘：众所周知，欧债危机折射出的是欧元区体制的深层问题，它反映出欧元区货币一体化，与财政各自为政的脱节，欧盟协商与决策机制的缓慢和效率问题，欧洲高福利社会政策带来的弊端等等。对于如何走出欧债危机，各类专家也都众说纷纭，有的建议加速建设欧洲联盟，成立经济联合政府，有的则开始为退出欧元区做应急准备，无论开出何种药方，他们都不得不面临这样一个尴尬的处境，今天欧元区最大的矛盾，是欧洲公民从最初支持欧盟建设迅速走向反对欧盟建设本身。

宋鸿兵先生在他的演讲中，阐释了欧债危机背后的问题，并为我们梳理了欧盟的前生后世，揭示出了欧债危机的实质，是货币权力与国家主权的博弈，并预测了欧洲危机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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