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术史

不再累赘，《皇帝四经·道原》在描述“道”的本质与形体时这样说：“恒先之初，迥同虚设。虚同为一，一恒而止。湿湿梦梦，未有明晦。”①指出“道”的本质是自然万物之源，存在于天、地、人之前；它的形体是混沌一体，摸不着，看不到的存在物，说明黄老思想是以“道”为基础的。⑥

前面讲到老子《道德经》言“内圣”多于“外王”，到了黄老之学则由“内圣”转向“外王”。《皇帝四经》大致成书于战国后期晚于《老子》，统一是其强调的主要思想之一，这必然与当大分裂时代背景有关，也反映出士人渴望统一。《黄帝四经·十六经》中说“唯王者能兼复（覆）载天下，物曲成焉。”②《道原》说：“抱道执度，天下可一也。”③只有得“道”成圣者，才能统一天下，大一统的时代要求天下统一除圣王不可为，必须用“外王”之道。《黄帝四经·法经》中论述了“道生法”和法治的治国理念，“法者，引得失以绳，而明曲直者也。”④后来申不害提倡“术”，慎到重“势”，韩非子重“法”，思想都来源于《法经》，这种法、术、势的治国理论，实质是当时各国为实现大一统采取的一种必要性手段，也是达到“外王”的工具。他们所讲的“法”于现在的法相差甚远。但法治和“无为而治”的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尤其是西汉初和唐初推行黄老之学 ，创造了“文景之治”和“贞观之治”两大治世，这是黄老学说吸收法家、儒家的的优点取得的成就，同时也佐证了道家学说并不是完全偏向出世，也主张入世。

4、魏晋玄学的“内圣外王”

魏晋玄学是中国魏晋时期以老庄思想为骨干并糅合了儒、佛两教的学术思

潮，由于继承老庄思想，又称为新道家。玄学家同样提倡“内圣外王之道”，王弼的《论语释疑》“圣人有则天之德，所以称唯尧则之者，唯尧于时全则天之道也。荡荡，无形无名之称也??故则天成化，道同自然，不私其子而君其臣，凶者自罚，善者自功，功成而不立其誉，罚加而不任其刑，百姓日用而不知其所以然，夫又何可名也！”⑤虽为《论语》作注，但从“天之道”、“道同自然”可以看出是道家的主体思想，他把尧帝当成“内圣外王”的典范。王弼还对魏晋玄学家所争论的核心问题“自然”与“名教”的关系做出解释，他说：“名教本于

①③《皇帝四经·道原》 ②《黄帝四经·十六经》 ④《黄帝四经·法经》 ⑤王弼的《论语释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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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也就是把自然的天道放在儒家倡导的封建纲常名教之前，同时人道（指儒家伦理纲常）又包含于天道。

阮籍和嵇康则更加激进，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把“名教”和“自然”对立起来，这与当时的魏晋统治者宣传仁义、道德，又不断破坏“名教”不无关系，他们努力寻找“名教”与“自然”的结合点，比如嵇康在《六言诗十首》其一中所言：“惟上古尧舜。二人功德齐均。不以天下私亲。高尚简朴慈顺。宁济四海蒸民。”①“功”为“外王”之功，天下一统；“德”为“内圣”之德，修养身心。希望能遇到像尧舜一样功德兼备的君王，然而现实是西晋王室高谈儒教修身养德，却大肆排斥异己之虚伪，反而弃“名教”而任“自然”。⑦

到郭象时，他注重“名教”与“自然”的融合。他在《庄子序注》中说：“神器独化于玄冥之境”②。“神器”是国家统治，即“名教”；“玄冥之境”是玄妙高深的“道”，即“自然”。所以“无心而顺有者应为帝王”。“无心”则合乎自然之道，“顺有”则可保有名教，他所描述“内圣外王之道”的社会，就是要超越现实又回归现实。正如他提出“游外以宏内”③，超越现实追求“至人”和“神人”的境界，但又要返回现实的帝王统治之道，用圣人之道推行王道，这不正是他融合“名教”与“自然”而“游外以宏内”吗？这也正是他做《庄子序注》所要“明内圣外王之道”的最高理想。

三、“内圣外王”的现实意义

“内圣外王”这一传统核心思想不仅对中国古代人格修养和社会政治产生深刻影响，对当代社会仍有积极意义。从个体来说，每个人不仅要有崇高道德修养，还要外扬这种道德之美去服务社会、国家，与我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共通；从国家民族方面而言，“内圣”就是不断学习和保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外王”就是把传统文化弘扬于世界，当然我们并不是要用东方文明征服西方文明，而是要“和而不同”，这样才能真正发扬我们中华民族“内圣外王”之精神。

①嵇康《六言诗十首》其一 ②③郭象《庄子序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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