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毅 施一公

不利（留下负面印象）。饶毅是我认识的华人中为数不多的认认真真花时间、花精力为维护华裔乃至亚裔科学家的权益而付诸实际行动的科学家。

2003年，饶毅写了一封长信给美国的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学会ASBMB（American Society for Biochemistry andMolecular Biology），善意地提醒他们：在ASBMB长达一百多年的历史上还很少有亚裔的领导，其主办的学术刊物中也缺乏亚裔主编和副主编。后来，Duke大学的王小凡教授作为华裔教授的杰出代表受聘JBC（Journal of Biological Chemistry）副主编，也成为JBC历史上第一位华人副主编。王小凡的聘任也许与饶毅的呼吁不无关系。有意思的是：小凡恰好是另一位为了华人和亚裔利益不懈努力的热心科学家！小凡上任之后，又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力帮助中国学者，包括推荐一批有水平的中国科学家出任JBC编委，用实际行动改善亚裔科学家在国际上的学术地位。同样，饶毅也写信给拥有三万多名会员的美国神经科学会(Society for Neuroscience，SfN)，指出该学会的上百个各种各样的领导位置上，没有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学者教授。结果该会在当年的理事会上紧急增补了NIH的鲁白进入干部遴选委员会（负责各级委员会的提名工作），斯坦福大学的骆利群进入年会程序委员会（负责下一年年会演讲人的挑选工作）。

饶毅还用同样的方法给CELL主编Vivian Siegel写信，建议她增加亚裔科学家在Associate Editors里的比例、特别是鼓励她邀请来自中国大陆的学者加盟Board of Associate Editors。果然，这一建议也得到了CELL的采纳，来自耶鲁大学的许田教授成为第一位来自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赴美留学生中产生的

Associate Editor。类似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应该说，饶毅在客观上帮助了一大批在美国的亚裔生物学家。我相信，在美国，因为饶毅所作所为而受益的亚裔科学家不在少数，可能其中绝大多数人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甚至一些人可能还对饶毅印象不佳。

这两件事情已经足以让我佩服饶毅的大度、正义、与智慧，而随后发生的一件事更让我从心里感佩，也凸显了饶毅的专业态度（Professionalism）和民族大义。2005年，美国神经科学学会邀请达赖喇嘛到神经科学大会演讲，有一大批华裔神经生物学家对此极为反感，但SfN的领导层对他们的抗议置之不理。于是，饶毅与当时担任全美华裔神经科学家协会主席的鲁白协同作战，在外部给SfN施加压力，组织了包括非华裔在内的大批神经生物学家签名反对邀请达赖、反对将宗教带入学术。在内部与SfN领导层沟通，指出问题的严重性。最终SfN领导层承认此事欠考虑，同意在SfN网站上发表饶毅牵头的关于达赖事件的公开信，并要求达赖组织保证在大会演讲过程中不谈政治或宗教。这件事情在美国学术界引发了一场激烈的辩论；由于一些位高权重的科学家支持达赖演讲，这件事情应该说对饶毅本人学术生涯的发展起到了不小的负面作用，至今还有一些美国科学家对此耿耿于怀。但这件事以及相关的一系列事情让我意识到：饶毅是一个坚持原则、仗义执言的人，也是一位志同道合的朋友！

盟友饶毅：2005及以后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与饶毅的接触逐渐增多；了解加深，我在2005年前后意识到自己和饶毅在许许多多的原则问题上看法非常相似，包括对亚裔在美国发展的玻璃天花板的问题、对中国国内科技和教育发展的看法、对中国科研文化和学术界的看法、甚至包括一些政治观点。不知不觉之间，即便在全职回国前，我们已经开始联合做事。其中一个例子是2005年底在科罗拉多州Boulder举行的华人生物学家协会（Chinese Biological Investigators Society）的年会上，饶毅和我作为辩论的同一方，针对是否存在亚裔玻璃天花板的问题以及如何应对这一问题与另一方展开激烈讨论。我俩的共同观点是：这一现象普遍存在，我们要对美国学术界和全社会大声疾呼、让大家关注和解决这一问题，而且要利用所有的机会影响身边的科学家帮助我们一起改进亚裔的处境。当时，在华人生物学家协会的会员中，有相当一部分人不承认这种现象的存在或不愿意采取任何行动。

从2005年开始，我也加入到以饶毅为代表的一批同仁的努力中来。每一次我外出讲学或开会，都会向美国同事和朋友们讲述亚裔遭受的不公平待遇；每次在普林斯顿大学接待有影响力的科学家，我更是抓住机会陈述其是。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2006年我负责接待来访的哈佛医学院教授、当代著名的分子生物学家Tom Maniatis，我决定争取他的支持。在我的办公室里，我准备用30分钟与他讨论这一问题；刚刚对他讲述了5分钟，他就打断我的陈述并赞成道：“一公，你不需要说服我，亚裔的玻璃天花板太明显了！在七十年代末的哈佛大学已经有很多很多亚裔学生，可能百分之二十、三十，但是三十年之后的今天，每当我去参加系主任会议或高级领导的会议时，几乎找不到亚裔的影子！他们（指以前哈佛的亚裔学生）都去哪儿啦？！”随后的时间里Tom给我出了一些主意，关于

如何应对亚裔玻璃天花板的事情；同时，他也非常赞成我们让美国同行意识到该问题严重性的做法，认为这是解决问题的必经之路。

在以饶毅为代表的一些同道的努力下，美国的一些学术团体、一大批教授专家开始意识到亚裔所面临的尴尬处境：一方面学术成绩出色、经济状况良好，另一方面在职场面临难以升迁的困境。而对于这个问题的普遍认识，让很多在美工作的华裔学者受益。2011年6月，在谢晓亮主持的北京大学生物动态光学成像中心（BIOPIC）的学术委员会会议上，我又遇见了Tom Maniatis教授，他告诉我，美国科学院已经意识到亚裔没有得到合理代表的问题，并已经由一些资深科学家成立了一个专门提名委员会（Special Nominating Committee），推动美国的亚裔优秀学者入选美国科学院。2012年，一批亚裔学者通过这个委员会顺利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其中也包括几位杰出的华裔科学家。

饶毅在2007年9月正式辞去西北大学的终身讲席教授职位、担任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我在清华的实验室于2007年4月开始正式运行，次年辞去普林斯顿的终身教职、负责清华大学生命学科的规划和人才引进。我们在2007-2010年的三年中联系密切，几乎每周都有不止一次的交流，甚至一天之内沟通几次。我们在原则性的问题和观点上几乎没有任何分歧，在操作层面上密切配合、尽力加强清华与北大之间的合作和发展，成为理念和事业上的盟友。

兄长饶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