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90年代文学思潮

对现实进行批评研究结合起来，目的是，通过这些研究，重建人文精神，承担起知识分子的文化责任与道德责任。

大体说来，讨论展开以后，有过三次高潮：第一次高潮是1994年上半年，《读书》杂志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主要有《人文精神：是否可能与如何可能》（张汝伦、王晓明、朱学勤、陈思和）、《人文精神寻踪》（高瑞泉、袁进、张汝伦、李天纲）、《道统、学统与政统》（诈纪霖、陈思和、蔡翔、郜元宝），《我们需要怎样的人文精神》（吴炫、王干、费振钟、王彬彬），《危机？进步？》（曲卫国）。《上海文学》发表了《选择的自由与文化态势》（白桦等），《东方》发表了《人文精神偶感》（王蒙）、《人文关怀：一种知识与叙事》（王晓明）等等，颇有声势。第二次高潮是1994年下半年，《文汇报》以“人文精神与文人操守”为题，发表了张承志、张炜的文章《诗人，你为甚么不愤怒》和徐中玉、张汝伦的文章。后又发表了陈村、王彬彬、张炜、南帆的文章，许多作家、学者、理论家都参与了讨论。第三次高潮是1995年以后，《作家报》、《光明日报》分别以专版持续发表关于人文精神的争鸣文章。

陈思和认为，人文精神本是“知识分子所学所用的根本之道”，“但现在的知识分子要么以学苏秦、张仪去做工具，要么把学术看作自我逃避的场所，这都不是人文精神”。并提出了知识分子的“岗位意识”问题，认为“岗位意识”不是退回书斋去做学问，那是人格上的萎缩，而应是“五四传统”留给我们的使命感和正义感。而现在的知识分子却不知道自己安心立命之处在哪里。他认为人文学者之为人文学者，不能没有社会关注。王晓明指出：“人文学术也好，整个社会的精神生活也好，真正的危机都在知识分子遭受种种摧残之后的精神侏儒化和动物化，而人文精神的枯萎，终极关怀的泯灭，则是侏儒化和动物化的最深刻的表现”，“没有人文精神，不关怀人类的命运和终极，这叫甚么知识分子？”许纪霖从“道统”、“正统”和“学统”的关系上，指出知识分子应以“道”安心立命，但许多知识分子实际上放弃了“道”，放弃了赖以自我确认的那些神圣的使命，这是极为可悲的。朱学勤指出，知识分子应从“道”不从“势”，“道”一入“势”便大失其色，士一入仕，便失去独立人格。他主张知识分子应有自己的价值，独立于意识形态之外，对社会对时代对现实负起应承担的责任和光荣。张炜指出，“文学已经进入了普遍的操作和制作状态??完全地专业化了。”张承志宣称要“以笔为旗”，反抗“文化的低潮和堕落”。

王蒙、王朔、杨争光等则认为，文学走向多元化以来，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调侃不等于媚俗，张艺谋对电影事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谁也不能否认他们作品中的人文精神。所谓文学的“失落”、“危机”都是耸人听闻之词。王蒙认为不能把人文精神神圣化、绝对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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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讨论分歧大的原因还在于对人文精神的不同理解。

“人文精神”作为一个外来词，与“人文科学”、“人本主义”、“人道主义”都是同一个词。因此，有人把它们当作一回事，其实不然。

“人文精神”不等于人文科学。人文科学本指“人文学科”，人文精神不是一种学科，而是一种思想倾向、一种“主义”。它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因而也称作人本主义。人本主义思想早在古希腊已存在，文艺复兴时期才形成一种思潮；18、19世纪的历史学家始用「人文主义」这一术语概括文艺复兴以人为本的思想倾向。所以，人文精神即人文主义或人本主义的实质内容应以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倾向为依据。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精神实质内容就是高扬人性反对神性，以人道反对神道；肯定人的世俗幸福反对禁欲主义，并以理性作为基础。后来17、l8世纪的启蒙运动倡导的人文主义继承了文艺复兴的传统；l9世纪出现了各种人道主义，主要也是发扬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人性论、人类的爱等思想，但另一方面也与宗教相结合；到了现代，西方人文主义思想一方面坚持以人为本，另一方面又崇尚非理性。可见，人文主义在各个历史时期是有所不同的，但在强调“以人为本”，强调人的价值，强调对人关怀等方面是相同的。今天我们所倡导的人文精神，应该是一种以人为本，对人类命运、幸福与痛苦，对人的存在、价值与尊严的强烈关怀和承担责任的精神。但王蒙等从世俗立场来理解人文精神，就形成了分歧，

二、相关文化思潮

1.道德理想主义：是作家张承志和张炜90年代提倡的，其内涵主要表现在四个层面：一是对古典人文情怀的呼唤；二是对道德人格的现代思索；三是对精神、理想、信仰的坚持；四是对终极、灵魂和宗教情感的呵护。代表作品是张承志的《心灵史》、《清洁的精神》和张炜的《柏慧》、《家族》、《忧愤的归途》等。

2.本土文化论：又被称为文化保守主义或新保守主义。它是对一直占据中国近现代文化主导地位的激进主义文化思潮的质疑、反思和清理。一些学者针对中国现代进程中的偏颇和90年代出现的精神滑坡与道德失范，希望通过弘扬传统文化精神，为当代中国寻找精神价值重建的根基。以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和《国学季刊》为中心，以季羡林、张岱年、汤一介等学者为代表。

本土文化论又发端于海外新儒家思想。现代新儒学是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以接续儒家道统、复兴儒学为己任，力图以儒家学说为主体和本位来吸纳、融合西学，寻求中国社会出路的一种文化思潮。它之所以新，是相对于孔子创立的儒学和宋明理学而言的。孔子通过倡导“仁”即人之道德理性，充实中国文化传统的生命，从而创立了儒学。到战国时代，经孟子、荀子等人的推展，儒学成为显学之一。至西汉经董仲舒的提倡，汉武帝确立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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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由此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此后，魏晋玄学和从印度传入的佛学虽对儒学产生过相当冲击，但并不能从根本上动摇儒学的主流意识形态地位。到了宋明时期，在消化和融合了玄学特别是佛学的思想精华后，儒学前进到了一种新形态——宋明理学（宋明新儒学）。由此，儒学不仅进一步加强了在中国封建社会中的主导地位，而且传入朝鲜、日本、越南，对塑造传统东亚社会的精神产生了重要影响。在80余年的发展历程中，现代新儒学已走过了三个阶段：“五四”时期到1949年是第一阶段，20世纪50—70年代末是第二阶段，80年代以来是第三阶段。

1921年，“五四”新文化运动正以雷霆万钧之势横扫被视为封建保守的儒家思想。在举国上下皆曰“奴儒误国”的思想氛围之中，时任北京大学教师的梁漱溟却出版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悍然打出新孔学的大旗，公开倡导在现代社会复兴孔子儒家学说，现代新儒学由此诞生。新儒学在抗战期间得到了迅速发展。新儒学重要奠基人熊十力创制了“新唯识论”，冯友兰创立了“新理学”，贺麟也进行了建立“新心学”的尝试，钱穆则出版了《国史大纲》等著作。经过抗战期间的发展，新儒学已成为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的主流，其作为中国现代三大思潮之一的学理规模初步奠定。

1949年后，新儒学的发展进入第二阶段，其中心由大陆迁移到港台。围绕“传统与现代化”这一中心主题，新儒学从两个方面作了进一步的理论展开：第一，在现代价值取向、思维框架与话语系统下，对儒学作了理论阐释，从而将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文化用现代学术的面目展现。第二，对如何让现代文化精神在中国文化中扎根并从儒学中发展出科学、民主的问题，从理论上作了探讨。这两方面共同构成了其“本内圣心性之学开出科学、民主新外王”的学理规模。

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几位前期新儒家重要代表人物相继去世和一些后辈逐渐登上学术舞台，新儒学的发展进入第三阶段。这一时期，随着东西方文化发展走势和国内外形势的变化，现代新儒学的存在境遇亦发生了相当的变化。在国内，改革开放时代的到来，使中国文化建设出现了一个更为理性的社会文化氛围。在国际上，西方文化中心论的时代正在过去，民族文化多元发展的历史合理性得到了更有力的肯定；在全球性的反思现代化的过程中，国际学界对中国文化表现出了更大的理论兴趣。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文化氛围中，新儒学得到了新的发展契机。

概括而言，新儒学具有以下主要理论特点：

（1）崇儒尊孔、谋求儒学之现代复兴的基本理论立场。新儒家认为，以孔孟荀为代表的先秦儒学是第一期儒学，其意义在于彰显了人之所以为人的道德理性，并为中国文化确立了文化理想。第二期儒学消化了玄学与佛学的宋明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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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意义在于复活了先秦儒家的智慧，重新畅通了民族文化的生命之流。现代新儒学是第三期儒学，其基本的历史任务是承续儒家传统的生命精神，根本改变近代以来儒学趋于衰微的存在境遇，重新恢复儒学的活力，以使其对现代人生与社会具有影响乃至主导作用。这是新儒家数十年来孜孜以求的基本目标。 （2）民族文化本位的基本理论立足点。新儒学是作为西化派的理论对立面出现的。与西化派仅仅以时代性来衡论中国文化不同，新儒家则更强调文化的民族性。在他们看来，文化的民族性才是文化现代化的前提。如果丢掉了中国文化的民族特质，那么，即使建成了所谓的现代文化，那也只能是使中国“陷入文化上的殖民地”。为此，他们根本反对西化派民族文化虚无主义的理论主张，强调必须树立民族文化精神的主体性，以我为主地吸纳外来文化，通过儒家价值系统的内在转化来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化。

（3）援西入儒的学理路数。新儒家认识到，在现时代，“只有吸收、转化利用、陶焙西洋文化才能形成新的儒家思想，新的民族文化”。为此，他们积极倡导通过“援西学入儒学”、“儒化（华化）西洋文化”来实现儒学的现代重建。由此，援西入儒构成了现代新儒学在思想资源上区别于宋明新儒学的一个重要标志。当然，对于新儒家而言，吸收西学是以儒家思想为主体和本位，是服从于儒家思想现代重建之需要的。

（4）返本开新的思想纲领。内圣外王是儒家传统的义理纲维。它强调内圣道德心性是本，外王事功为末，外王是内圣的延伸。现代新儒家秉承这一精神，提出了返本开新的思想纲领。所谓返本，就是返儒学内在心性之本；所谓开新，就是开现代科学、民主之新。在新儒家看来，科学与民主尽管表现的领域与方式有所不同，但都是认知主体的产物，在本质上都根源于科学理性精神。 （5）寻求宗教精神、哲学精神与科学精神的内在统一。新儒家认为，这种统一既是中国文化生命进一步开展的需要，也是时代精神的内在要求。他们明确肯定中国文化至今依然富有生命力，并将其看作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现今中国文化的时代使命是完成融摄中西文化精神的大综合。在新儒家看来，现代社会是一个相对主义被推向极端，人类精神“无根无向”的时代。为挽此颓势，必须超越相对主义，为人类“重立大本”，通过将关联于不同精神层面的宗教、哲学与科学统贯为一，来为现代人确立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价值之源，从根本上改变当代人所面临的“支离破碎”、“分崩离析”的存在境遇。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现代新儒学所代表的是中国现代文化中的保守主义思潮，它的理论中存在着明显的唯心主义的世界观与历史观，中体西用的文化心态、泛道德主义的理论取向以及倡导“儒家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等缺失。但同时，我们也应当承认，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新儒学对于抗击民族文化虚无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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