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经济学案例分析

案例1 帕累托的潜台词

好坏标准取决于价值判断，但价值判断来源于何处？一种看法认为，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不能由人说了算，因为不管什么人都是狭隘的、自私的，因而是有罪的。因此是非标准应该由人以外的神灵来定。这一观点会引导我们去了解神的旨意，从神学或宗教教义中去寻找好坏的标准。与之相反的观点则是人本主义的，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价值判断源于人的要求和愿望。但即使在这一点上取得了一致的看法，分歧仍然是巨大的。因为世上有很多人，每一个人的要求和愿望都是不同的。该以谁的要求和愿望来作为好坏评价的标准呢？一些人认为，世上只有某些人甚至是某个人的要求和愿望是明智的，而其他大多数人则不然。因此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要以那些明智人的理念和意志为标准。与此针锋相对的另一种观点认为，世上的人生来就是平等的，每一个人的要求和愿望都具有合理性，没有好坏之分，应该得到同等的尊重。帕累托是在后一种观念的基础上构建他的规范理论的。帕累托效率包含着这样的潜台词：人的要求和愿望是价值判断的唯一源泉，每一个人的要求和愿望都是合理的，应该得到同等的单重，社会资源怎样配置才好要由所有社会成员的要求和愿望共同来决定。可见帕累托效率决不仅仅是资源配置的一种特定状态，同时也是对一种社会伦理观念的认定。

案例2 中国的收入分配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从20 世纪80 年代后期，一直对个人收入分配变化趋势进行追踪研究，分别于1988年、1995年、2002年展开三次全国范围的住户调查，得出如下结论：

1、中国城乡收入差距世界最高

从1994年开始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出现了下降的趋势，但是从1997年起又逐步扩大。2001年城市居民的人均收入几乎是农村居民的3倍。2002年全国的基尼系数相对于1995年上升了大概两个百分点。如果把非货币因素考虑进去，中国的城乡收认差距是世界上最高的。

2、城乡收入差距仍在扩大

从1995年到2002年，城镇内部的基尼系数的上升幅度最大，农村的基尼系数反而有所下降，然而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却在扩大，城乡之间人均收入比率由1995年的2.8提高到2002年的3.1。

3、高收入人群收入超常增长

全国收入差距的扩大并不是表现为低收入人群收入状况的恶化，而是表现为高收入人群收入的超高速增长。值得欣慰的是，农村的低收入人群组的状况都有某种程度的改善。

4、落后地区收入差距最为明显

从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的相对贡献率来看，西部地区最高，高达58.3 %，而东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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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最低，37％。也就是说，越是相对落后的地区，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越加明显。

资料来源：李实、岳希明（2004 ）。 案例3 民间资本占杭州湾大桥资本金五成

2003年6月3日，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杭州湾跨海大桥70亿元的建设项目贷款举行签字仪式。大桥项目计划总投资118亿元，其中民间资本占了50.26 % ，这是宁波市重大工程建设首次吸纳民间资本参与，表明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体制实现了新的突破。

杭州湾跨海大桥全长36公里，计划项目资本金占35%，宁波和嘉兴两地按 9：1 的比例出资组建项目公司，其余建设资金请银行贷款解决。有关银行在进行全面综合评估后，先后出具了由各总行签发的贷款承诺书，其中国家开发银行承诺贷款40亿元，工商银行20亿元，中国银行和浦发银行各5亿元。基础设施行业一直是民间投资准入的禁区。而作为国务院批准立项的国家特大型基础建设项目，民间资本的大规模参与无疑向人们发出了这样的信号：民间资本正向更多领域伸展。大桥经济利润诱人（25年内回报率12.5 %）是吸引民间资本进入的首要原因。专家分析，从宁波到上海的莘庄，走沪杭甬高速公路约为304公里，从大桥走只有170 公里，而且收费还便宜30元到40元，大桥的竞争力显而易见。据估算，6车道的跨海大桥建成第一年，每日通过标准车量约为4 . 5万辆，2015年增至8万辆，到2027年将增加到9.6万辆，按此计算，25年内投资者年回报率约为12.5％。而且在大桥建成后，几乎没有同类产品可以竞争，使得回报极为稳定。难怪参与杭州湾大桥研究和设计的一家权威单位说，在他们20年来接手的近200座大桥中，杭州湾大桥堪称效益最好。

案例4 太原市污染权交易

2001年10月13日，中国第一个关于二氧化硫排污交易的地方性规章《 太原市二氧化硫排污交易管理办法》发布。在美国未来资源研究所和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的帮助下，太原市开展了二氧化硫排污交易的研究，中外专家共同起草了二氧化硫交易管理办法。该“办法”在太原市经过充分讨论和反复修改，更加符合太原的实际。9 月19 日经太原市政府常务会议讨论通过，成为该市实施二氧化硫排污交易的依据。该办法共29 条，目标是以最低费用实现二氧化硫总量控制。办法规定：“二氧化硫排污交易”，是指在总量控制前提下排污单位之间进行的二氧化硫排放配额的买卖；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二氧化硫排污交易实施统一监督管理；计划、经济、法制、财政、物价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二氧化硫排污交易管理工作；由环保部门下达的年度排放指标中的每一吨二氧化硫允许排放量，即为一个二氧化硫排放配额，配额可以交易，余额可以储存，但不得提前使用。办法还对交易中的具体问题和违规行为处罚做出详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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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http://cydgn.cyol.com/gb/cydgn/content_723642.htm

案例5 北京申奥的关键一票

1991年2月22日，北京市向中国奥委会正式提出承办2000 年奥运会的申请。4月1日北京2000年奥运会申办委员会正式成立。12月4日，北京向国际奥委会呈交了承办2000年奥运会申请书。1993年1月11日北京正式向国际奥委会呈交了《申办报告》。3月，国际奥委会一行12人在北京进行了为期3天的考察，临走时留下一句“祝你们好运”。萨马兰奇先生对北京的祝愿并没有成为现实。北京时间9月24日凌晨2时30分，萨马兰奇宣布，悉尼获得2000年第27届奥运会的举办权。在前3轮投票中，北京的得票数为32、37和40票，悉尼为30、30和37票。最后一轮投票中，悉尼和北京的得票数为45和43，悉尼获得2000 年奥运会主办权，北京以2票之差落选。后来，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很轻松地在第二轮投票过程中就以56票的过半票数胜出了。 资料来源：根据新浪网有关资料整理。

案例6 专家谈中国的行政成本

2003 年5月26日，中央电视台晚7点“新闻联播”的头条是不足1 分钟的口播新闻：国家主席胡锦涛离京出访俄罗斯等国并参加国际会议。这次国家领导人出访取消送迎仪式、减少代表团人员和交通工具等，对减少政府日常行政开支有多大影响？记者专门向财政部预算司咨询的结果是：在中央预算中，对这一类支出并没有单项成本核算，而且这一支出在整个政府行政支出中“所占比重很小”。而首都社会经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辛向阳认为，行政成本改革的举措对政府行政支出的影响是巨大的。他对《财经时报》重申：“目前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关健不再是精简哪一机构和哪些人，而是将成本概念引入行政管理和改革中。”而降低行政成本并不需要在体制层面上做大手术。“行政管理中被忽略的小细节，带来的往往是巨领的隐形行政成本。”他举例说，北京郊区某县改为区时，需要更换公章上百万个；一枚公章的成本低则几十元，高则过百元，总支出就要以千万元计。“类似巨额的隐形成本人们常常视而不见。一些地方官员更热衷于做大

文章，做形象工程；而减少、消除这类行政管理中的隐形成本，同样需要建立相应的处理机制。”

政府履行监管职能的成本有多大？“中国是全世界行政成本最高的国家。\政治和行政问题专家、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杜刚建接受《财经时报》采访时说，行政审批制度是造成高成本的主要原因之一；繁琐的行政审批程序使政府机构设置臃肿，人员增加，不仅直接导致政府行政效率低下，更因行政经费开支庞大而带来了行政效益的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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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目前看，中国政府降低行政成本的突破口应该是减少行政审批－这是有效途径，又具有可操作性。”杜刚建、辛向阳两位行政研究专家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资料来源：杨眉.中国行政成本全世界最高.国家主席带头压缩，原载《 财经时报》。

案例7 教育券制度与浙江长兴县案例

教育券（Education voucher ）制度，是1976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 弗里德曼于20 世纪50年代提出的。弗里德曼是针对美国公立学校系统办学质量和效率低下的现实，希望通过教育券制度，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提高教育质量。实施教育券制度，即政府把原来直接投入公立学校的教育经费按照生均单位成本折算以后，以面额固定的有价证券（即教育券）的形式直接发放给家庭或学生，学生凭教育券自由选择政府所认可的学校（公立学校或私立学校）就读，教育券可以冲抵全部或部分学费，学校凭收到的教育券到政府部门换取教育经费。教育券制度的推行，给家长和学生更多的选择，也给公立学校更多的压力。私立学校通过获取教育券，可以获得原先难以从政府那里获得的教育经费，与公立学校进行竞争可以在更加公平的基础之上进行。

2000年11月，浙江省长兴县教育局局长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考察时学到了“教育券”这一概念，这个“拿来主义”使该县于2001年夏天出台了“教育券使用办法”：向就读民办学校的新生，发放面值500元的“教育券”，向就读公办或民办职业学校的学生，发放面值300元的“教育券”。入学后教育局根据教育券金额将经费直接发给相应学校。2002年，“教育券”的发放范围又扩大到贫困家庭学生。当年秋天，全县351名贫困家庭的初中生、小学生，分别领到了面值300元和200元的“教育券”，贫困学生无一辍学。实行这项制度以来，长兴县已发放总额达221万元的“教育券”，共有5046 名学生受益。

长兴县教育局局长表示，推行“教育券”制度的初衷，是给予民办学校和职业学校平等的待遇和发展机会，鼓励社会力量办学、调控普通高中和职业教育的招生比例。他认为，民办学校实际上也承担了一部分义务教育的责任。政府对义务教育的投入面向每个学龄儿童，就读民办学校同样应该享受政府的教育福利。

浙江省教育厅于2002年12月初在长兴县召开了专题研讨会。目前，浙江省教育厅已经发文在全省推广“教育券”。国内“教育券”的实施对象也从基础教育中的各类民办中小学、职业学校扩展到教师培训、市民教育等领域。

资料来源：郭雀屏，2003 .“教育券”风暴冲击杭州．中国教育先锋网，2003 。

案例8 智利的个人账户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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