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说自由主义就是主张自由，我说你该洗洗睡了！

你说自由主义就是主张自由，我说你该洗洗睡了！

陈寅恪先生说“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学术思想”，这话未尝不可以表述为“一时代有一时代的学术思想之反动”。

出于对毛主席时代集体主义精神的反动，自由主义成为了后毛时代全国人民的精神图腾。知识分子全力鼓吹它，大抵仍是要给深受专制思想毒害的中国人民“补课”。

科耶夫说，古希腊罗马政治哲人只关心城邦的自由（即正义），而非个人自由。严复则称，“自由”在传统汉语中只是虚词，而“Liberty”在西方人那里却是实词。

无论是城邦，还是家国天下，古代哲人关注的是自己在政治秩序中的位置，不可能有我们今天十分强调的“自由”。以个人自由为伦理学的起点，既不是中国人的传统，也不是古希腊人、古罗马人的传统，而起源于犹太—基督教的神学传统。

举例而言，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那里，伦理学关注的是怎样让有德性的人获得与他德性相匹配的幸福。而罗马神学家、教父哲学家奥古斯丁，却斥其为“幸福生活指南”，对他而言，现实的问题是，如何解

释亚当、夏娃偷吃禁果？在奥古斯丁看来，这是源于人的自由意志（Free will）。自由意志本是上帝对人的特别恩惠，人却用它来犯罪。所以人有原罪，不加引导的自由意志也会倾向于堕落。

而1784年，康德在《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中，开篇就把启蒙定义为“不加外部引导而敢于运用自己的理性”。实践层面的理性，就是自由意志。自由意志是人本有的，换言之，是先天的。启蒙就是要排除一切宗教、政治的引导，回到先天的自由意志那里去。

康德从来没说，依照自由意志做事就是善行。他只是强调，即便自由意志让我们作恶，也会达到善的历史结局，这是“历史与道德的二律背反”。

我们中国人没有这样的宗教背景，当然也很难体会西方人对于自由的理解，无论是不受约束意义上的“Free”，还是具有政治解放意味的“Liberty”，对自由主义的理解更不免出现偏差了。

我记得自己曾问过一位说起“自由主义”就激动得血脉喷张的女生，“何为自由主义？”她答曰：“自由主义嘛，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大抵只要主张个人自由的思想，都是自由主义。”这使我感到，往往对一种学术思想越是迷信，就越不需要搞清楚那是个什

么东西，竟至于每每望文生义。

无论如何，自由主义肯定不只是“主张自由的主义”。自启蒙运动以来，自由已经成为了西方文化的“政治正确”，纳粹也标榜“自由”，我们总不能把纳粹主义等同于自由主义的一支。

八十年代不仅是苏东阵营走向崩溃，新自由主义在西方甚嚣尘上的时代，更是我们盲目崇拜西方的时代。可问题是，时至今日，“新自由主义”这个译名的使用，在中国都非常混乱。有些地方把它等同于“自由意志主义”或“自由至上主义”（Libertarianism）；又有些地方，如政治学者俞可平，用它来表述罗尔斯、德沃金的“政治自由主义”；还有很多地方又用它来形容功利主义、社会改良主义和“罗斯福新政”。

这些思想不仅不是一个东西，甚至相互对立。我们统统用“新自由主义”一言以蔽之，真是把它搞成一个无所不包，却永远正确的东西。而“谁之自由，何种正义？”这类真问题，反倒隐而不彰了。

在这里，首先要区分一对术语——“New liberalism”和“Neo-liberalism”。许多人常常不加区分地统统用“新自由主义”翻译之，殊不知单词“New”和前缀“Neo-”非常不同。前者指称“新的”、“不同于以往的”东西，而后者则往往有“复兴（古典）”的意

味。我赞成有些学者把前者译为“现代自由主义”，把后者译为“新自由主义”。同理，“New conservatism”和“Neo- conservatism”、“New republicanism”和“Neo- republicanism”等等在中国更混乱的术语也是可以套用这种翻译。

霍布斯鲍姆把从法国大革命到1848年革命之间的这段历史，称为“革命的年代”。塔里克·阿里则这样描述被革命吓得惊慌失措的欧洲统治者，“当时只有英国和西班牙尚未被革命所波及——即使维多利亚女王，想到宪章运动都会不寒而栗。在给外甥比利时国王的信中，她在表达了同情时，惊恐是否‘我们所有人都会在睡梦中被杀死’。她那颗不是顶着王冠，就是顶着镶满珠宝帽子的脑袋充满紧张，外国银行的几十亿存款也搅得她心神不宁。”

功利主义正是这个时代的反映，该学说主张“最大功利原则”，即一个好政府是要努力实现全社会“绝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很明显，如果再放任古典自由主义的教条，即“市场会自动实现国民财富的最大化，政府只需要扮演守夜人的角色”，那么社会主义革命将会颠覆整个政权。所以政府就需要干涉社会，通过救济法案，扩大再分配。

许多学者指出，约翰·密尔已经开启了古典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