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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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20世纪初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摘要] 近代中国社会动乱，文化失衡，先进的中国人为了救国图存不断向西方寻求真理。而在众多的外来文

化中，马克思主义从最初的表面的启蒙式的传播到深层次的科学的传播冲破重重阻力经历了艰难险阻最终成为中国主流的意识形态，这个过程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是中国社会的必然选择。

[关键词] 二十世纪初 近代中国 马克思主义 传播

19世纪末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外来的西方文化传入中国，经过近代知识分子的介绍、讨论、相互争辩及对社会的检验，逐渐在中国传播开来并最终成为中国文化的主导意识形态。那么，马克思主义是如何在传统思想根深蒂固的中国一步步生根发芽，这其中又有着什么样的社会历史根源和社会条件。理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的传播，分析造成这一系列的深刻变化的原因，对于我们了解近代中国的思想变迁和中国革命的进程，把握无产阶级科学思想萌芽的社会条件是很有必要的。

一、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启蒙式传播

马克思主义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的欧洲，可是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人才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但是此时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介绍有着极大的局限性。

1、在中国传播概况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发生关系，至今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我国文字记载中最早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是1898年上海出版的《泰西民志一书》，这是从英国人克卡扑著的《社会主义史》翻译过来的。次年2月和4月，《万国公报》上发表了两篇译文，也提到了马克思。在这些资料中，介绍都非常简单，只能由此了解到马克思是西方社会主义的一个派别的首领。至于关于马克思主义内容的介绍还是在20世纪开始的。1902年开始，梁启超在其主编的《新民丛报》上，相继发表《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说》，《二十世纪巨灵托拉斯》等论著，几次谈到马克思主义，多次谈及社会主义，并且首先把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连接起来，指明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中的“泰斗”和“鼻祖”地位。不久《民生》刊登了朱执信的《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论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并行》等文，把当时中国思想界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提到了一个新的水平。1907年以后，《天义报》登载了刘师培的《社会主义学说发达考》《欧洲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异同考》等文章及其他译作，将这种介绍继续向前推进一步。可以看到最初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都是资产阶级，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介绍所涉及的内容还很不深广，而且由于各自政治目的不同，他们所介绍的内容也不尽相同，但是革命派的思想家比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思想家更深刻地去介绍马克思主义，如（1）马君武在《社会主义与进化论》中最早列出了一份包括《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等在内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目录。（2）最早介绍了《共产党宣言》的大要和《资本论》的有关内容，如梦蝶生1906在民报上刊登的《无政府党与革命之说明》译出了《共产党宣》第二章“无产党和共产党人”中关于在最先进的国家改良社会经济的十条措施。（3）最早使用了“共产主义”“科学主义”的概念，并开始意识到了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某些区。（4）最早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观和阶级斗争学说及意义。

无政府派的思想家与革命派的思想相比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又向前推进了一步：因为他们（1）对欧洲社会主义学说的渊流与发展对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异同，以及他们由合而离的分化过程及其意义，作了专门的考察。（2）继革命派思想家译注了《共产党宣言》第二章后，先后译载了《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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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党宣言》第一章“资产者和无产者”和《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论结婚一节，并加有编者“案语”予以简明的评论。（3）意识到了唯物史观的一些基本观点和阶级斗争，意识到了唯物史观在人类科学思想史上重要意义。（4）有的思想家和报刊文章还对马克思的哲学和黑格尔的哲学作了一定的区分，刘师培1907年在《天义报》上刊载的《欧洲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异同考》中说马克思哲学“以科学为根据”，黑格尔哲学则“涉于空谈”，所以马克思“乃事物与实务的经验，以倾向于唯物主义”。

2、 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态度

由于这些思想家的阶级地位不同，和所处的历史条件的束缚，因此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只能是表面性的，甚至有时候还会歪曲反对。

最典型的是梁启超，作为近代中国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人物之一和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著名领袖之一，一方面，为了使清政府接受自救的变法的主张，便在其发表的一些文章，提到了一些欧洲社会革命的事实，说了一些称道马克思的话语，如在《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说》说马克思是日耳曼人是“社会主义泰斗”著书很多为“社会主义之鼻祖”；另一方面，由于他属于资产阶级改良派，而马克思主义则与这种立场格格不入，因此他在说马克思主义及其学说好话时，也批评马克思学说

[4](P40)

“不能解难于人”污蔑他是社会主义的野心家“ 煽动乞丐流氓之具”，借口所谓不合国情，不切实际，妄图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拒之于国门之外，退与数百年之后。他更露骨地反对科学社会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公开的论敌。

相比之下，资产阶级革命派比资产阶级改良派进步的多，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借鉴的态度，但还是由于自身的阶级局限性，他们在介绍和理解马克思主义时，只能从自身利益出发，将马克思主义歪曲的理解为使之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理论，是在中国寻找一条“社会改革”和“政治革命”“毕其功一役”的道路。以朱执信为例，他所提倡的“社会革命”与“共产主义”并没有什么关系，而他所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目的并不是要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而是要寻找一条“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的道路，他所提出的种种“社会革命”的措施，也不是动员无产阶级去革命，而恰恰是要防止这种革命的发生，不是要推翻资本主义的统治，而是要使资本主义健康发展，使它从根本上消除对无产阶级的威胁。

而无政府派的思想也免不了有资本主义的烙印，即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却又不深刻，有时候也会有歪曲的一面，比如，刘师培就混淆了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在要不要政府要不要国家这个问题上，无政府派更是借诽谤马克思来吹嘘和抬高自己，宣称无政府主义高于社会主义，社会主义

[1](P32)

的目的在于无政府主义。实际上是企图通过介绍马克思学说，达到鼓吹无政府主义的目的。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在19世纪末便传入中国，由当时的资产阶级做过一些介绍，使中国人初步理解马克思主义，甚至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但是由于资产阶级自身局限性，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只局限于表面的东西，并不能引起广泛关注，这种不成熟的传播方式必定要被五四运动后的马克思主义科学传播所取代。

二、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迅速传播

十月革命后，尤其在五四运动中，各种新思潮涌入中国使马克思主义面临着更多的考验，而正是在这些外部环境的刺激之下，马克思主义便更顺利的在中国传播开来。

1、主要内容

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那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由于阶级立场和历史条件变化的原因而没有把他们的介绍继续下去。取而代之的是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领头的是李大钊和陈独秀，而承接者是或多或少受他们思想影响的学生如李达、蔡和森、毛泽东、周恩来、邓中夏、恽代英、翟秋白等。这些知识分子掀起了中国“第一次声势浩大的宣传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思潮”。

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唯物史观，主要宣传了一下几个方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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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唯物史观的一般论述

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指出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的“创见“是”“伟大的功绩”，他不仅概述了唯物史观的要领，而且还介绍了《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

[2] (P181-186)

批判序言》著作中所阐述的唯物史观理论。李达强调指出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

[3] (P31) [4] (P64)

的一项“重要原则”，蔡和森则认为“俄国社会革命出发点=唯物史观”。

（2）指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

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指出生产力是“最高动因”，“生产力一有变动，社会组织必

[2](P186)

须随之变动”。李达指出“一切生产关系财产关系，是社会制度的基础；一切社会宗教、哲学、法律、政治等组织，均依着经济的基础而定”。“社会物质的生产力，发展至一定程度时，就与现实

[3](P30)

社会中的生产关系财产关系发生冲突，这样便引起革命的变革”。他们已经认识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是社会变化的最一般规律。

（3）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

李大钊指出了阶级的实质和作用，“马氏所说的阶级就是经济上利害相反的阶级”“社会关系的

[2](P190)

反动就有依赖于当时在经济上占不利地位的阶级的活动”。李达指出“人类的历史是阶级斗争

[3] (P30) [4] (P64)

的历史”。蔡和森强调，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方法，就是“阶级斗争”。

（4）关于国家学说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

李达指出，国家的实质“是一个阶级压迫他一阶级的机关”，“无产阶级革命，在颠覆有产阶级

[3] (P31)

的权势，建立劳动者的国家，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李大钊强调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作用，指出：“在革命的时期为镇压反对者的死灰复燃，为使新制度新理想的基础巩固，不能不经过一个无产

[2] (P397-398)

者专政的时期”。蔡和森说：”无产阶级专政乃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方法，除此无方法，试问

[4] (P72)

政权不在手，怎样去改造社会？怎样去组织共产主义的生产和消费？”。

（5）关于人民群众历史作用的原理 李大钊指出，“社会上的一切活动的变迁全为人力所造”，他批判了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指出：“我们要晓得一切过去的历史，都是靠我们本身具有的能力创造出来的，不是哪个伟人圣人给

[2](P3390

我们创造出来的，亦不是上帝赐予我们的，将来的历史还是如此”。李达也指出：“单单一个

[3](P43)

人是神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是劳工做主的时代了”。

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认识与之前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相比有了质的飞跃，他们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以唯物史观作为自身介绍和论述的侧重点并且对中国革命一系列问题提出了大体的见解，这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刚刚揭开序幕的时候是难能可贵的。尤其值得提出的是，不论是李大钊和陈独秀，或是后起的先进青年，他们在传播马克思主义过程中，适应时代的需要，作出了合乎近代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的抉择，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并且通过对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批判，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思想界的优势地位，起到了先锋和桥梁的作用。这也说明，唯物史观——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完整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主要方面，人类认识史上的最新发现，同现实生活联系的最密切、同中国革命命运关系的最大部分，已经被具有初步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理解和掌握，这也是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一大优点。

不过，另一方面也说明，这个时期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它的哲学的传播还存在着不完备的缺点，马克思主义除唯物史观之外还有唯物辩证法、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历史唯物主义，而这些只有到党创立之后才开始全面学习。

唯物史观虽然成了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介绍和论述的一个侧重点，但是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只是在内容上的宣传、分析，探究它作为一种思想是否能救国图存，对于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并没有提及，对于中国革命具体的情况还没有认识。

而且此时的传播者只局限与个人，并没有团结成为集体，这也决定了他们对应用马克思主义来观察中国的国情，探索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和理论，还缺乏一致明确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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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新思潮中逐步完善

五四运动之后，一系列新思潮涌入中国社会，许多知识分子在这些外来思潮之间徘徊，他们共同的目的是为了救国图存，但由于自身条件限制只能凭主观思想对各种外来思潮进行“理性”的选择，找出解救中国的方案。

当时流行的新思潮有：达尔文的进化论、杜威的实用主义、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尼采的权力意志论和超人哲学、柏森主义、考茨基的“议会主义”、施蒂娜普鲁东、巴古宁、克鲁泡特金等人的各种形式的无政府主义等等。每一流派的知识分子都希望自己所支持的理论可以获得社会认同，从而达到救国图存的目的，由此中国社会又一次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而。

于是，当时作为其中一种新思潮的马克思主义也与胡适的实验主义、研究系的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围绕中国革命原则问题而展开激烈的论战中，并在激烈论战中宣传着自己、调整着自己。

（1）与实验主义的论战

首先起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是宣扬资产阶级改良思想的实验主义。1919年7月，曾经在早期新文化运动中以提倡白话文而名噪一时的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宣扬美国唯心主义者杜威的实验主义和庸俗进化论，否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文章历数谈“主义的种种教训”，断言这都是“自欺欺人的梦话”，要求人们“多多研究各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胡适认为，“文明不是笼统这造成的，是一点一滴造成的。”他反对用革命手段对中国社会问题实行“根本解决”而主张用“平稳方法”进行一点一滴改良。同年8月李大钊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在论问题与主义》一文，对胡适的观点进行驳斥。李大钊认为宣传主义与研究问题是“交互为用”，“并行不悖”的，问题与主义不能分开，“社会为题的解决，必须靠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运动”。为此，这多数人必须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李大钊指出，社会问题“就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而要根本解决中国社会问题，就必须用社会改革的方法，对整个社会进行彻底的改造。

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发表后，胡适又写了《三论问题与主义》《四论问题与主义》等文章。坚持自己的改良主义观点。1920年1月，李大钊发表了《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一文，用唯物史观分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产生的原因，进一步阐发了他的社会改造思想。“问题与主义”之争，实际上是对中国需不需要马克思主义，需不需要进行变革的争论。以李大钊为代表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强调了中国社会彻底改造的必然性，推动了中国的先进分子深入探索中国革命前途的进程。

（2）与基尔特（即行会）社会主义的论战

继胡适之后，张东荪、梁启超借罗素来华讲学的机会，又挑起了一场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 罗素是20世纪初英国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在社会领域方面，主张劳资调和，宣扬基尔特（即行会）社会主义，1920年9月继杜威之后来华讲学。1920年11月，《时事新报》主编张东荪陪同罗素从湖南讲学回到上海，发表了《由内地旅游而得之又一教训》一文，公开攻击科学社会主义。随后，张东荪、梁启超又在《时事新报》、《改造》等月刊上连续发表《现在与将来》、《复张东荪书讨论社会主义运动》等文章，宣扬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声称：中国由于产业落后，“缺少正真的劳动者”，没有劳动者，当然不能行社会主义运动，也不能建立共产党。中国的唯一病症就是贫乏，消除贫乏，只能用开放实业的办法来解决。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劳资矛盾，可唤起资本家的“觉悟”，使其“常顾及劳动者利益，以缓和劳资两级的矛盾”。

针对张东荪、梁启超的上述言论，李达、陈独秀、李大钊、陈望道等马克思主义者纷纷撰文展开批判，指出，中国产业虽不发达，但无产阶级的存在是一个客观事实，因而中国必然有社会主义运动之发生。中国必须发展事业是不庸质疑的，但不能采用资本主义的方式，因为“欧美资本主义生产制度所产生的弊害”已经充分暴露，中国不应蹈欧美之后辙。况且由于“中国是万国的市场”，各国竞相在中国培植经济势力，使中国没有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社会。至于用“温情主义”的社会政策来“矫正”资本主义的弊病，则完全是一种改良主义的幻想。要真正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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