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期末复习资料

知识背景——阅读西方经典：马列著作； 接受党的指引与教育——革命加恋爱 参加工农革命实践

（二）林道静的成长过程

——从个人主义者的知识分子到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

三个阶段与三个男性——

①从反抗封建包办婚姻而出走到九·一八事变阶段——林道静的成长起点，从个性解放开始。

性格主要特征是仇恨家庭，仇恨社会，仇恨黑暗世界，同情底层社会，要求个性解放，追寻自由，带着个人奋斗的个人英雄主义情绪和罗曼蒂克的幻想要改变现关，失败后便以死抗争。

②从除夕茶话会到林道静第二次被捕，是林道静成长中具有决定意义的阶段，是小说的主干，叙述林道静成长道路上的转折、发展。

⊕除夕茶话会，认识了一批革命的青年，发现了世界上与余永泽不同的另一种人，开始感到自己命运的不幸，以朴素的感情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 ↓ ⊕卢嘉川被捕，与余永泽决裂。“政治上的分歧，不能是走一条道路的伴侣”，表明了林道静革命成长的重大转折→中国革命知识分子与自身弱点的决裂，摆脱了个人的狭小天地，把个人的反抗同民族国家联系在一起。

↓ ⊕被捕与监狱生活。林道静逐渐认识到了个人英雄主义的幻想的错误，认识到生与死的真正含义，得到新的改造。这一阶段与林道静成长相联系的是卢嘉川，他是林道静革命的引路人，精神英雄。

③从出狱到一二·九运动（小说结束），林道静成为一名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这一阶段江华替代了卢嘉川的位置，培养了林道静的革命性格。 →林成长——对封建家庭、封建伦理道德超越——对旧我超越——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 一条不平坦的道路：从反抗封建家庭、要求个性解放到谋求民族的解放和阶级的解放；从对劳动人民同情到为劳苦大众奋斗；从一名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一名无产阶级先锋战士。——而这正是“五四”以后，特别是30年代大多数革命知识分子所走过的共同道路。

“林道静”走完了五四文学中女性没有走完的道路，完成了把个性解放的追求纳入民族历史命运道路的历程。

（三）一个国家的寓言——林道静成长中与三个男性的隐喻

实际上，林道静是被动的，在小说中，是处于被看、被改造、被男性愿望改造，其成长过程是在被三个男性的拯救、唤醒、肯定中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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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永泽——骑士英雄，拯救了林道静的肉体生命，唤醒了林道静生命中爱与美的意识→人性、人道主义；

卢嘉川——革命知识分子，精神英雄，是林道静革命的启蒙者，阶级意识（斗争），精神的拯救；

江华——工人阶级，革命的英雄。林道静的并肩战斗者，在卢嘉川精神拯救的基础上唤醒了林道静的斗争意识和女性意识。

林道静成长的价值和意义在每个阶段都是通过男人来界定、建构和阐释的。

三个男性都有一个共同的方向，即造就一个属于自己的林道静，要在精神上占有她，但所使用的方式和话语又有所不同——

余永泽—西方的人道主义话语，如个性解放、 反传统道德、女性独立；

卢嘉川、江华—马克思主义话语，马克思主义完成了林道静的成长道路。 《青春之歌》体现的不仅是林道静的成长过程，也是国家的成长过程，她是一个群体的象征。在中国现代史上，充满着人道主义与阶级斗争的矛盾，构成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基本的冲突。最后，卢嘉川、江华拥有了林道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拥有了中国。

三、中国农民的成长史

——梁斌的《红旗谱》赏析

《红旗谱》作为阶级斗争主题与革命起源的叙述：两家农民三代人和一家地主两代人之间的家仇族恨——演变成阶级对抗进而汇入国共两党的斗争——揭示“中国农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自发革命走向自觉革命的斗争历程 。

<一>：《红旗谱》的叙事意图

《红旗谱》的叙事意图与当时普遍的革命历史传统教育有密切关系,当时的大多数作家都自觉将文学创作与革命传统教育结合起来,使文学作品产生强烈的政治目的。如李六如谈《六十年的变迁》创作时说,他的创作就是想帮助人们“从这些历史经验中吸取一些‘观今宜鉴古’的教训”。梁斌谈创作《红旗谱》时说:“我写这部书,一开始就明确主题思想是阶级斗争,因此前面的楔子也应该以阶级斗争概括全书。”像这样的自我表白在当时是很普遍的。

第一代朱老巩——为捍卫锁井镇的48亩公田而与冯老兰发生冲突，吐血身亡； 第二代朱老忠，若干年后回乡要复仇； 第三代朱严两家的新一辈江涛、运涛等。

<二>、塑造了一个由传统的颇具侠义精神的“农民英雄”逐渐转变成有政治抱负的现代意义上的“革命者”的典型形象——朱老忠形象

“出水才看两腿泥”——不甘屈服的反抗意志和韧性战斗精神； “为朋友两肋插刀”——重团结，讲义气，患难与共，舍己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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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红旗谱》文本叙事逻辑和作家主观意图的错位 《红旗谱》文本叙事逻辑和作家主观意图的错位: 主要表现为《红旗谱》中的朱老忠形象作为作家主观意图中的中心人物而在文本中实际呈现为非中心人物的错位

第一场

这部小说主要描写了四场斗争。第一场是朱老巩“大闹柳树林”,作为全书的“楔子”,以此来揭开朱严两家农民与恶霸地主冯家的血海深仇,为朱老忠被迫闯关东、25年后回乡复仇做了铺垫,但朱老巩只是朱老忠的父亲,不能代替主人公自身的斗争。 第二场

第二场斗争是“脯红鸟事件”,从运涛抓到一只珍奇的“脯红”鸟,到冯老兰欲买不成,派帐房先生李德才威逼利诱,再到鸟儿不明不白就“给猫吃了”,冲突双方没能得到充分展开,特别是朱老忠完全游离冲突以外。 第三场

第三场“反割头税运动”是四场斗争中农民取得的唯一胜利,也是作品最为重要的部分,从江涛回乡发动群众到朱老忠和大贵在家门口安锅宰猪;从刘二卯当街挑衅到冯老兰派儿子冯忠堂代表割头税包商向县衙门求救;从反割头税大会和示威游行,再到朱老忠、严志和、大贵等举行入党仪式等,整个过程写得有声有色,但领导者始终是江涛,出面宰猪的是大贵,朱老忠仍然是跑龙套敲边鼓的角色。 第四场

第四场“保定二师学潮”是作品的压轴戏,斗争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中心人物也是江涛,描写了在共产党领导下的青年学潮,学生与国民党军队面对面的激烈斗争,朱老忠只落得一个扮成车夫救学生的次要角色。

四场斗争中,作家主观上要塑造的朱老忠的形象实际上被架空

应该承认,作家描写这些冲突事件的笔墨还是很精彩,很真实,有许多值得称道的地方,但问题是斗争的中心人物从第一代的朱老巩一下子过渡到第三代的运涛江涛两兄弟,作为主要塑造的英雄朱老忠完全被架空了。小说中唯一与朱老忠直接有关的事件是去济南探监,但也只是就事论事地完成了任务,没有写出朱老忠第一次遭遇共产党员而产生的精神作用。作家认为:“几千年来,在中国革命历史上,涌现了许多有勇有谋的农民英雄,因此,我认为对于中国农民英雄的典型的塑造,应该越完善越好,越理想越好!”

可是这个“完善”与“理想”主要是通过作家的理性分析与人物的主观抒情来完成的.

<四>:《红旗谱》中知识分子群象的塑造

《红旗谱》中知识分子群像的塑造很复杂,不仅关涉到十七年主流话语对工农兵话语的激励和对知识分子的话语压抑这一写作规范,也包含了作家创作理想、审美意识与主流规范的冲突和化解,在更深层次上则反映了十七年语境下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缺失。

知识分子形象的复杂性体现了《红旗谱》”十七年”创作的复杂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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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红旗谱》是以其对农民战争“史诗性”的描写和对农民英雄的刻画而为人称道的,《红旗谱》的经典意义在于它的史诗性和人民性。作者也曾声言,这部小说的主题思想在“竭力表现他们(农民),想要创造高大的农民形象”。事实上,知识分子的塑造与书写不仅关涉到十七年主流话语对工农兵话语的激励和对知识分子的话语压抑这一写作规范,同时也包含了作家创作理想、审美意识与主流规范的冲突和化解。《红旗谱》中四个知识分子典型形象,表现了作家创作理想与创作规范的冲突、人物品性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接续、男性话语与女性话语的关联等问题,从而可以对十七年的文学实践和文化语境的相互纠葛关系有一大概的理解。

《红旗谱》中知识分子形象反映了一系列复杂的问题

《红旗谱》中四个知识分子典型形象,表现了作家创作理想与创作规范的冲突、人物品性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接续、男性话语与女性话语的关联等问题,从而可以对十七年的文学实践和文化语境的相互纠葛关系有一大概的理解。

江涛:英雄人格的内在缺陷

江涛是一个成长中的革命知识分子,他性格中的柔美和刚强、沉稳与激情是在对比中完成的,他的机智、勇敢、理智等品性在反割头税运动和学潮事件中表现得很充分。但作为成长中的一个革命知识分子,江涛身上又存在着致命的缺陷。首先,作为一个革命知识分子,江涛表现出革命理性、启蒙理性的缺乏。

其次,江涛虽是革命的中坚和领导者,但他的人格又表现出强烈的“依附性”

江涛不仅在经济上接受着朱老忠的救助以及朱老星打短工的辛苦资助,在精神上也对朱老忠代表的民间力量形成依赖心理。

张嘉庆:阶级谱系中的另类

张嘉庆是一个出身于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后在革命的感召下,参加革命运动,与地主父亲和家庭脱离干系,把党作为自己的精神之父。对于张嘉庆这一人物,梁斌自己说:“我把他当作一个地主家里少爷出身的革命者来写。”“从张嘉庆和江涛一起工作时,我就把他们两个人用对比的手法来写,江涛性格比较柔和,做事细致、沉稳;张嘉庆则有些愣手愣脚,做事莽撞,干了再说。江涛家里虽穷,身上穿得干干净净;张嘉庆则不修边幅,破鞋破袜子??。”同是革命者,张嘉庆与江涛具有不同的革命品性和人格特征,一粗一细,一动一静;一个盲动,一个沉稳;一个激越,一个理性。这与其说是人格特征的互补,毋宁说是两种阶级品质的对比。

张江形象的二元对立受”十七年”文学规范的制约。

在这里,作家的情感倾向和价值批判立场是显见的。试想,作为农民阶级出身的革命者(江涛)和出生地主阶级的革命者(张嘉庆),其人格特征可否互换?即把出身地主阶级的张嘉庆写成一个稳重、理性的革命者,而把江涛写成具有鲁莽、盲动的革命者。答案是否定的。这里有“十七年”时期文学规范的制约。

严萍:男性权威下的性别符号

对于小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小姐——严萍,梁斌说:“我原来打算把她写成是对革命动摇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写到后来,越写越觉得没有办法叫她动摇,因为我很爱这个人物,下意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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