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核心文献看中国古代书目分类的一般特色

从核心文献看中国古代书目分类的一般特色

傅荣贤

内容提要 文章提出了核心文献的概念，认为核心文献规定了中国古代书目的类别厘定和同类的其它文献意义之理解，并认为核心文献的历史流变可以折射出独特的文化取向。同时，通过核心文献，还可以获得对古代书目分类之形式结构和意义内涵的独特理解。

关键词 核心文献，中国古代书目分类

书目分类系统是一种知识表述、组织和认识的认知模式，事关乎文化，意义重大而深远。书目的差异性是人类文化演进过程中的产物，而每一种文化，对于人类整体来说，都存在着应对某种生存和发展挑战的价值。当今世界文化的主流是西方的，与此相适应，西方形式主义的目录也取得了独步中西的地位。但是，人们已经越来越获得如下共识：西方文明虽然强盛，但也不过只有数百年的历史，还没有接受更长时间的考验，不能保证它就能够应付将来人类可能面临的所有挑战。所以，保持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就是保证人类应战模式的储备，是符合人类的整体与长远利益的。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是一种和西方科学主义文化大异其趣的文化类型，它的一些基本内容和特征既积淀在古代书目分类系统当中，又通过这种独特的分类系统表现了出来。我们甚至可以将“文明”简单地定义为知识之表述、组织和认识方式的改进。因此，我们更可以步古人“不通《汉书·艺文志》，不可以读天下书”之论的后尘，可以说不懂中国古代书目分类系统的建构秘密，就不可以妄论中国传统文化。事实上，正像中国传统文化有别于西方文化一样，

中国古代书目分类和近现代西方的目录学或图书分类学也大相径庭。那么，中国古代书目分类的独特性究竟何在呢？本文拟从核心文献的角度作出崭新的探讨。

1核心文献的定义及其历史流变

我们将核心文献定义为：是在以它为基础而组成的类别中处于中心地位的那个文献。虽然至今尚未有人提出过核心文献的概念，但我们坚信：核心文献毋庸置疑地存在于古代书目分类者的主观心理现实之上，并相应地影响着古代书目分类样态。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古代书目分类的独特性，完全是核心文献“作的怪”。

《七略》“种别群书”为38种，其中的“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等8个类名直接使用了具体文献的名称。难怪早年姚名达先生说《七略》的《六艺略》是以“古书对象分”。此外，《七略·诗赋略》的“屈原赋之属”、“陆贾赋之属”、“孙卿赋之属”虽不是直接由具体文献命名，但也是和具体文献有关的。而在《四库总目》中，除保留了“易”、“书”等历代沿习的类名之外，其它如“三礼总义”、“四书”、“字书”、“纪事本末”、“史评”、“道家”、“总集”等类名，稍有古代文化常识的人都会相应性地联想到郑玄的《三礼目录》、《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组成的《四书》、许慎的《说文解字》、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刘知几的《史通》、《老子》或《庄子》、萧统的《文选》等文献。这些具体文献对同类的所有其它文献之意义和类别的理解无疑起到了可资比较、衬托、规范和定调的作用。可以说，古代书目系统的所有类别之厘定，都是和某一个或几个核心文献密切相关的，只不过两者之间的关系有时并不十分明显而已。《四库总目·凡例》总结说：“文章流别，历代增新。古来有是一家，即应立是一类；作者有是一体，即应备是一

格”。核心文献始终以它所可能具有的意义特征去吸附其它相关文献以组成类列，进而形成一个以它为中心的辐射性网络。“《东都事略》之属不可入正史而亦不可入杂史者，从《宋史》例立‘别史’一门。香谱、鹰谱之属，旧志无所附丽，强入农家。今从尤袤《遂初堂书目》例，立谱录一门。”[1]可见，核心文献总是代表一种意义和类例特征，限制和驾驭同类的所有其它文献的意义理解；并可以十分鲜明地将该类文献与其它类别的文献区别开来。

但是，核心文献并不是现成的和自明的，不同时代或相同时代的不同目录学家会有不同的核心文献观，从而相应地呈现出独特的分类学样态，并进而折射出不同时代的文化价值取向。例如《总目·诗文评类》小序云：“文章莫盛于两汉，浑浑灏灏，文成法立，无格律之可拘。建安、黄初，体裁渐备。故文论之说出焉。《典论》其首也，其勒为一书传于今者，则断自刘勰、钟嵘??”。《总目》遂以刘勰的《文心雕龙》列于该类之首，成为核心文献。其它所有“究文体之源流，而评其工拙”的文献悉置该类下。而此前，《文心》等文献“《隋志》附总集之内，《唐书》以下则并于集部之末”，《文心》乃是作为普通文献，接受其它核心文献——如《隋志》“总集类”的虞挚《文章流别集》——的规范。方孝岳先生说：“虞挚的《流别》，既然已经失传，我们就以昭明太子的《文选》为编‘总集’的正式祖师。??凡是选录诗文的人，都是批评家，何况《文选》一书，在总集一类中，真是所谓‘日月丽天，江河行地’。那么，他做书的目的，去取的标准，和所有分门别类的义例，岂不是在我国文学批评史中，应该占有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么？”[2]确实，总集对收入的作品必有所选择，因而涉及文学观；对文体必有所区分，因而涉及文体分类的具体意见。总集与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密

切相关。所以《隋志》等将《文心》一类著作收入“总集”并非“体例不淳”，而只是理解问题的角度和分类表达方式不同而已。

《文心》从普通文献上升为核心文献的过程，也是“诗文评类”从“总集类”中独立出来的过程；同时还是“文学批评”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化现象或学科被广泛认可的过程。显然，通过对核心文献之历史流变的揭示，可以折射出特定时代的文化取向。试再举一例。《汉志·易类》类首著录“《易经》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颜师古注曰：“上下经及十翼，故十二篇”。由此可见，汉代人心目中的《易经》是包括《十翼》的。换言之，《十翼》已经由“传”的附庸身份上升为“经”，地位与上、下篇《易经》同等。同时还表明施雠、孟喜、梁丘贺三家“今文易学”的突出地位。而到了《四库总目》，由于“其编次先后??以登第之年、生卒之岁为之排比”[3]，首先著录了“旧本题卜子夏撰”、“说易之家，最古者莫若是书”的《子夏易传》，但该类真正的核心文献是“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唐孔颖达疏”的《周易正义》十卷。事实上，该书从唐代始就成了对《周易》十二篇经传作解说的统一答案，以期藉此统一思想、巩固封建专治政权。

可见，核心文献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的。核心文献的变更不仅导致类例的相应性变更，而且还是文化发展的一面镜子，可以折射出不同时代的文化价值取向。核心文献确定类名和类别，它可以作为同一区别特征驾驭若干不同的文献，突出它支配其它文献义类的类例特征。但是，核心文献和其它文献之间的这种决定关系并非单向度的。事实上，正像《文心》在《隋志》是普通文献，而到了《四库》由于“宋明两代，均好为议论，所撰尤繁”被称为“诗文评”的文学批评著作大增而成了核心文献一样，核心文献之产生，很大程度上是同类的其它普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