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 阿玛蒂亚森：致中国
的宽容的讨论。根据一些早期的公共会议记录，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在宗教信仰上的争论，就像其他事务的争论一样，往往在精心组织的佛教“议会”进行，在那里不同观念的信徒吵吵嚷嚷着他们的不同之处。第一次此类大型的议会在王舍城（Rajagriha）召开，王舍城在释加摩尼时候不久建立，大约在2500年前。最大的一次是第三次，于3世纪在阿育王（Ashoka）的庇护下在首都巴特那（Patna）举行。阿育王还试着把它编成法典并作为早期公共讨论的规则来运行——一个罗伯特规则 Robert's Rules of Order的古代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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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要求诸如“关于演讲的约束，所以每一个人不能赞美自己的宗教或者毁谤别人的宗教在不适宜的场合，即便在适当的场合也要适度表达。” 甚至参加辩论的时候“在任何时候都要对其他的宗教表示尊敬。”
合理范围内的公共讨论是民主的核心（John Stuart Mill, John Rawls, 和Jürgen Habermas以及其他一些人所论述过的），在印度和中国（也包括日本、韩国和其他地方）的佛教对对话的强调在很大程度上催生了传统的公共讨论，而民主的起源至少可以部分追溯到这些公共讨论。中日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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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徒早期在印刷术上的努力也是意义重大的。11世界上第一本印刷书（或者说有明确日期记载的第一本印刷书），是一个印度梵语论著的中译本，称《金刚经》（Diamond Sutra），公元868年在中国印刷。由于《金刚经》差不多完全是一个宗教著作，所有这本9世纪的书显眼地写着“免费赠阅”，声称这是为公众教化而奉献的。
John Kieschnick指出“《金刚经》在中国佛教传统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一个理由是它使人相信抄写和印刷佛教经文是有好处的”，并且他论证“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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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信念的起源可以上溯到印度”。12这种观点并不是空穴来风；毫无疑问这与佛教领袖阿育王对与公众的广泛交流的强调是分不开的，阿育王在全印度树了许多巨大的石碑，石碑上铭刻着描绘良好公共行为的铭文（包括怎样引导辩论的规则）。 印刷术的发展毫无疑问对民主进程的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但即便短期内它也为公共交往提供了新的可能性，而且对中国的社会政治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其他方面，它也影响了新儒家教育，就像西奥多－巴里（Theodore de Bary）所指出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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