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承焘词学成就探因

夏承焘词学成就探因

——兼论《天风阁学词日记》的学术价值

李剑亮

内容提要 夏承焘先生是二十世纪中国词学研究有杰出贡献

者，他在词学领域中所取得的成就举世公认。因此，探讨其成

功的原因，无疑会对以后的研究产生指导性作用。本文以夏承

焘先生的《天风阁学词日记》为依据，探究其成功之因，主要关键词 夏承焘；词学成就；探因

众所周知，夏承焘先生是以其卓越的词学成就在当代学术史上奠定其地位的。探讨其词学成就之原因，对后辈学人与词学研究，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令人兴奋的是，夏承焘先生将其一生的治学经历和体会已忠实地记录在《天风阁学词日记》中，这就使我们的工作有了客观的依据。

1984年和1992年，浙江古籍出版社先后出版了夏承焘先生的《天风阁学词日记》第一册(1928-1937)和第二册(1938-1947)。1997年，浙江古籍出版社和浙江教育出版社共同出版《夏承焘集》(八卷本)时，在收录上述两册《日记》(《夏承焘集》第五册、第六册)后，又收录了夏先生1948年至1965年之间的日记(《夏承焘集》第七册)。以日记作为学人记录治学经历和读书心得的一种载体，是中国日记文字的一大特色，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对此，夏承焘先生在第一册《日记》(1928-1937)的《前言》中曾有所说明：

此十年，正值予作《唐宋词人年谱》及《白石道人歌曲校律》诸篇。在日记中，多有读书，撰述，游览，诗词创作，友好过从，函札磋商等等事迹。

可见，夏承焘先生的这些《日记》，记录了他学术生涯中的

有两条：一是诗词创作词学研究并重，二是词内成就词外功夫。

一系列重要活动。本文以此为据，探讨其词学成就的原因。

一、创作与研究并重

夏承焘先生的治学道路有一个明显的轨迹，那就是由创作走向研究，两翼齐飞。学术研究和创作实践并重固然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优良传统，但能在创作和研究两方面都取得杰出成就者并不多见，夏承焘先生是少数的例外。 (一)诗词创作

从时间上看，夏承焘先生的诗词创作实践要明显早于其学术研究的展开。在其早期，诗词创作已为人所承认，因此当时有人还劝其只专心创作即可，1929年12月15日的《日记》说：“与杲明谈。谓予能努力创作者，不必琐琐考订为愚者之事。此语堪自勉，苦不能从耳。”

其实，词人在其勤奋的一生中，追求的正是二者兼顾，两全其美：

予年十五六，始解为诗。偶于学侣处见《白香词谱》，假归过录。试填小令，张振轩师见之，赏其《调笑令》结句：“鹦鹉，鹦鹉，知否梦中言语”二句。民国十年廿二岁，林铁尊师来宦瓯海，与同里诸子结瓯社，得读常州张、周诸家书，略知源流正变。林师尝以所作请质于况蕙风、朱彊村二先生。其年秋，出游冀、陕。在陕四五年，治宋明儒学。归里后，僦居邻籀园图书馆，颇事博览，遂废置文艺。三十左右，客授四明、严州，无书可读，乃复理词学。并时学人，方重乾嘉考据。予既稍涉群书，遂亦稍稍摭拾词家遗章。居杭州数年，成书数种，而词则不常作。大劫以来，违难上海，枨触时事，其不可明言者，辄怙此体为之发抒。林师与吷厂、鹤亭、眉孙诸老结午社，予亦预座末。拈题撰调，虽不耐为，而颇得诸老商量之益。昔沈寐叟自谓诗学深，诗功浅。予于寐叟无能为役，自忖为词，则正同此。故涉猎虽广，而作者甘苦，心获殊鲜。若夫时流填涩体、辨宗派之论，尤期期不敢苟同。早年妄意欲合稼轩、遗山、白石、碧山为一家，终仅差近蒋竹山而已。

这是夏承焘先生在1942年4月10日写的治学经历。从中可以看到，他的诗词创作在其少年时代就已开始，而对词学的研究则在其三十岁左右才进行。

长期的创作实践，使夏承焘先生的诗词成就日益长进。对此，夏承焘先生自己也有说明。在1929年2月9日的日记中，他对《浣溪沙》(闲事寻思各有情)作了这样的评语：“两结各能融情于景，极自喜。今年所作小令，此为第一矣。”融情于景，可谓是中国古典诗词的艺术魅力之所在，夏承焘的诗词创作无疑也具此特征。他对外在景物有一种很强的感悟力，而且能通过这种感悟力将自然界的山水景色与自己的某种生活体验结合起来，提炼成优美的文字。对此，日记中有不少记载：“游西湖，沿城墙行，日光水面返照，人有浓淡二影，淡影如烟如梦，细谛模糊不可辨，走时则了了相随。予得‘淡影浑似隔世人’七字。”(1929年11月1日)又如，“八时，道中以汽车送至六公园，与二梦(梦鱼、梦芙)步白堤归。园月隐约在云隙，得二句云：天外何曾有云雾，人间多事说阴晴。”(1947年9月30日)

在追求诗词艺术的同时，夏承焘先生的创作也表现出一个可贵的主题，那就是强烈的爱国思想。前两册《日记》所记的时代，正是我中华民族遭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时期。夏承焘先生自觉地将自己的诗词创作和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写下了不少忧国忧民的篇章，表达了其真挚的爱国热情。1937年8月25日，他应邀为“浙江抗敌后援会”撰写了一首《抗敌歌》，并在《东南日报》上发表。1937年11月7日，他又写了一首《军歌》的诗，诗序中是这样说的：“昔黄公度先生为军歌数首，辞甚激昂，但尚不足以语今日抗日之战，爰仿作四章，以俟配谱。”

创作离不开继承和借鉴。夏承焘先生也不例外。从他的《日记》中，我们看到他的诗词创作曾受陆游的影响：“儿时学诗好豪语，坐卧挂口翁佳句。十年身世落江湖，题诗半是翁游处。”这是夏承焘先生1928年8月27日在严州所写的诗。该诗题为《客严州从端君借放翁诗》，写这首诗的背景即是因“忆放翁‘小楼春雨’句”。诗中所说的“翁”即是指放翁。与此诗作于同时且为同样背景的还有一首，《夜闻风雨作，因忆放翁钟隐句》：

杏花初放二分红，便觉春愁写欠工。身在两重吟境里，小楼

夜夜雨兼风。

后来，夏承焘先生在回顾自己创作经历时，对此也曾有过说明：“予早年既尽力治白石集，往岁在龙泉，好读放翁诗，为重制年谱。间为小词，往往融入放翁诗境。”(1947年1月4日)当然，在论陆游诗歌对夏承焘先生的影响时，我们首先确实应注意到诸如诗歌的用字、构思等方面的相同处，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还应注意夏承焘先生对陆游爱国思想的继承和发扬。因为，这种继承和发扬已不仅仅表现在夏承焘先生的诗词创作中，而且更体现在他的思想和行为上。 1949年，杭州解放，夏承焘先生满怀着对共产党、新中国的信心和希望，写下了一首《杭州解放歌》，诗曰：“半年前事似前生，四野哀鸿四国兵。醉里哀歌愁国破，老来奇事见河清。著书不成藏山想，纳履犹能出塞行，昨梦九州鹏翼底，昆仑东下接长城。”由此，夏承焘先生的诗词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1950年12月起，夏承焘先生与浙江大学中文系师生，先后赴嘉兴、皖北等地参加土改。于是，他将在此期间的所见所闻和所参与的一切，都纳入其创作的天地。如，1951年1月16日的日记道：“晴，转暖，湖冰尽融。晨成五诗，记昨闻之石君所云镇东乡土改盛况。夕作一文，记真西乡第六村干部陈阿昌，仅成一半。”17日则曰：“作陈阿昌文成。”日记中所提到的这位陈阿昌，乃是作者在安徽五河县期间所认识的农民土改积极分子。解放初，当地的女恶霸缪孟氏欲蒙混过关，曾以重金贿赂阿昌，阿昌断然拒绝。诗人为此专门写了一首《洞仙歌》赠给阿昌。词曰：

客何为者?记鹑衣百结，能唱莲花好唇舌。引红旗过市，客又何歌，又何事、独呲众中先裂?翻身艰苦事，饿瘪刚肠，钱眼中间几人杰。挥手万千金，缚得於菟，看自有、数根穷骨。算引导、春光仗梅花，有斗惯风霜，老枝如铁。

作词赠人，本是中国文人之雅事，但受者为一位普通农民，可谓是破天荒。这首词的可贵之处在于它在题材上的突破，在中国旧诗词里别开生面。

当然，象夏承焘这样一位学有所成、驰名文坛和学界的知识分子，在当时却不能全身心地从事自己所喜爱的专业，而去养鹅养鸭和放牛，诗人的内心无疑是不平静的，甚至也有许多的困惑和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