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心理学的基础和趋势：动作发展

Bernstein在运动发展研究的影响是把强调中枢神经系统是新技能形成的唯一促成因素这一看法转变为运动肢体的生物力学贡献。例如，在我的早期婴儿腿部自发运动及控制研究中，我遇到了两个让人迷惑的结果。第一个是在生命的前六个月常见的踢腿运动。这些运动是高度协调的，展示了臀部，膝盖和脚踝几乎同时的屈伸动作。此外，这些运动不是随意的，而是有很好的结构化（Thelen&Fisher，1983）。这些结构是怎样形成的呢？奇怪的是，当我和同事观察产生踢腿运动的肌肉活动时，我们发现基本的肌电活动远没有合成结果典型。的确，在踢腿最开始的屈伸阶段看起来婴儿是收缩了所有的屈伸动作，以及后来用了很少的肌肉活动。伸展主要是被动的。这就意味着伸张并不是由中枢神经系统计划，而是由腿部收缩时它的弹性性能及储存的能量控制。简而言之，运动的精确模式由神经指令和身体的外部性能的相互作用产生。

第二个困惑是众所周知的“踏步反射”。把新生儿直立抱起，把他的脚放在平面上，他就会做出迈步的动作。几个月之内，这种运动就会消失。在Preyer时代，普遍的解释是这是一种原始反射，当皮层和自发活动成熟的时候就会停止。然而，当直立时踏步消失，在婴儿仰卧时踢腿运动的频率则会增加。为了解释这种奇怪的不一致----运动是身体姿态的一个功能----我们再一次研究了外部贡献（peripheral contribution）。再次，我们发现婴儿的踏步能力和腿部的重量有关。随着前几个月婴儿腿部皮下脂肪沉积的增加，按照生物力学要求的直立姿势能力就会降低。

因为婴儿的身体重量，长短，惯性等随着他的生长也在不断的变化，新的姿势会引起新的生物力学挑战，因而技能的获得也是一个交互的过程。婴儿必须了解如何产生恰当的协调模式及根据任务调整这一模式。此外，每一个新技能的增加都为交互的产生打开不同的机会。每一个成就的发展过程都确立了下一个挑战。因此，Bernstein的影响是把儿童作为一个积极的问题解决者再介绍，这一点和皮亚杰把儿童从被动的刺激回应者转化为主动寻求世界刺激者一样。 生态心理学的重要性

Bernstein关于儿童是积极探索者的讯息和动作发展研究复兴的第二个影响是吻合的。这就是不被人们普遍了解的理论方法“生态心理学”，它是建立在心理学家Eleanor Gibson和James Gibson的大量著作基础上。Gibsonian心理学的基本假设是人和其它动物可以直接感知环境的结构信息（这一观点和在大脑重建前环境是没有意义的相反）。因此，按照Gibsonian的观点，发展的目标是让婴儿和儿童逐渐发现环境中有效行为，这是把行动者能力和他周围的环境相适合的一个过程。Eleanor Gibson强烈提倡这一过程中儿童是积极的探索者，并且知觉和行动是相互联系的。据她所说，婴儿从一开始就不断的协调他们的动作和知觉信息以便习得怎样保持平衡，够到恰当的物体以及在各种表面和地形上移动（Gibson，1988）。这一研究起初并不在关注运动的形式或神经控制，而是儿童怎样来认识他们的能力和工作环境的特性。比如，E．Gibson其中的一个经典实验展示了婴儿会毫不犹疑的穿过坚硬表层和湿软的水床。然而，学步儿就会有犹豫并且

考查下水床的表面然后转为爬过去而不是冒险摔倒在湿软的表面。 生态心理学在几个重要的方式上塑造着当代动作发展的研究。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观点是在技能的行程中活动和知觉是分离的。知觉是动作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但运动又表现知觉。比如头部和眼睛的运动，让感知者体验视觉排列。手臂，手及指甲的运动对触摸探索新物体和表面很有帮助。运动对了解表面属性及空间环境的布置很有用。的确，我们甚至可以把动作作为知觉的一种形式，一种通过运动了解世界的方式。

第二，对生态学的传统研究让研究者意识到为活动服务的知觉是有多个特征的，可能从出生时就是这样。例如，Rochat和Morgan的研究显示婴儿意识到肢体的视觉感知和自己的本体及触觉感官一致。这些研究中，向婴儿展示他们腿部运动的两个并排的电视图形，把他们的腿用布条长筒袜盖住。其中一个展示的图像和婴儿坐在婴儿座里看到他们腿的动作一致，另一个则是相反的。根据婴儿的注视偏好判断他们能够区分这两者图像。很明显地，通过注视和运动的经验，婴儿能把自己看到的和知觉到的协调起来。

生态心理学对目前动作发展研究的第三个贡献是强调探索对发展变化的重要作用。例如，E.J.Gibson描述了婴儿第一年探索的三种重叠阶段。首先，婴儿通过视觉和听力探究事件。接下来，通过够，抓，咬等探索物体。后来通过自我产生的运动来探求稍大的布局。变化的动作技能有助于婴儿探索行为的发展，而探索行为本身又能产生新的运动技巧。

动力系统的介绍

Bernstein和Gibson都很关心同一个问题：怎样避免“雏型人”（homunculus）问题呢---参与者头脑中表征世界及让其做出决定的实体（entity）。对Gibson来说，解决的方式就是直接感知。而对Bernstein，是减少大脑和身体协调组织的实施决断。在20世纪80年代，一群年轻的运动理论家聚集在纽黑文，康涅狄格州的哈金斯实验室，用最新进展的物理学和复杂系统的热力学融合了两大传统理论，造成了动作控制和发展理论的根本变化。在两个标志性的论文中，Peter Kugler，Scott Kelso，和Michael Turvey用新的观点重新考虑了Bernstein的协同作用，认为协同作用是一种自我组织系统，并且用控制复杂的所谓的耗散结构论的同一动力原理来描述。（耗散系统为了保持自己有序的状态及远离热力学平衡必须吸收能量。所有的生物系统都是耗散的，但也有一些其它的自然系统如云的形成及流体的流动）

这里重要的洞察力是当一个人用动作协同学处理任务时，参与成分就会结合并产生有着时间空间组织的模式，这并不仅仅是神经系统详细指导的结果。一些研究者，以及后来其它的研究者，都证明了人类肢体的简单非循环运动可以用数学采用的振荡器来描述。尤其是，他们发现当人们有节奏的移动身体部位时，他们会有偏爱的协调模式：如空间和时间模式更舒服并且更易完成。其它一些模式则是不固定的，因此偏爱模式就会把它们吸收进去。在一定条件下，人们会自发的从一种偏爱模式转到另一种。用运动作为例子，四足动物用不同的步法取决于它们运动的速度。运用的步法通常都是那些最节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