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维埃制度崩溃原因的初步分析

给苏维埃制度加一个标签并没有意义——诸如，社会主义、“兵营式封建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等等。这些定义只会导致繁琐无益的争论。我们将从表面现象出发：苏维埃制度是为一个巨大而复杂的国家安排好生活——具有自己的经济类型、国家类型和国家社会生活类型。我们知道，人们怎么生活、患什么病以及害怕什么。现在我们看到，以简单而生硬的概念看，这一体制的主要结构是怎样被摧毁的以及其结局，从其中应当认识到苏维埃制度并构建出它的形象。

苏维埃制度是怎么出现的？我们不准备从古代开始追溯这一问题或是深挖几个世纪，即便其根源确实在那个时代。从 20 世纪开始就够了。虽然，20 世纪初的俄国已处于早已开始的快速现代化进程中，但其仍是一个传统社会（而非西方社会、公民社会）。从彼得大帝开始，俄国虽然带着伤痛，但掌握并同时“消化”了西方的制 度和技术——而并未丧失自己的文明特性。这是基础性的论题，这一论题在 20 世纪所有社会冲突时期都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时至今日，其仍在延续着争论。

1905-1907 年的俄国革命是传统农民社会反对西方资本主义破坏行为（反对解放农民）而引发的世界革命的开端。在西欧，这些“反资产阶级”的革命（或者是反革命、旺代农民起义[3]的类型）遭受失败，而在远离世界中心的边远地区——获得了成功或者影响到了历史进程。这包括发生在俄国、中国、印尼、印度、越南、阿尔及利亚、墨西哥的革命，以及近些年发生在古巴和伊朗的革命——遍布所有的“非西方”世界。

由马克思主义者于 20 世纪初所建立的模式，对理解俄国而言，是合乎逻辑的：俄国应当走同西方一样的道路。而创造俄国非资本主义发展概念的民粹主义者（在他们之前的巴枯宁）没有采用这一模式。但是，民粹主义者被马克思主义

者击败了，并在 20 世纪初，民粹主义者的继承人分成了宪政民主党人（资产阶级自由派—西欧派）和社会革命党人。

在 1905 年革命过程中，列宁（В.И.Ленин）重新审视了马克思关于俄国模式的论述，并改变了马克思主义将农民阶级视作反动的小资产阶级力量的观点。这是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决裂。在 1908 年《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Лев Толстойкак зеркало рус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一文中，列宁对俄国革命进行了新的论述，认为这不是为资本主义消灭障碍的资产阶级革命，而是为了防止资本主义统治的工农联盟的革命，其目的在于争取不走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孟什维克们不接受这一理论，与布尔什维克的冲突加深了。在资产阶级自由派革命（1917 年 2 月）后，二月革命被十月革命所扑灭、以及“二月与十月”内战之后，没有自由派装饰的传统社会以苏联的形象得以在俄罗斯复现。很大程度上，苏联社会比革命前更加传统（更加具有公社性质）——在这种情况下，苏联社会对于启蒙和现代化的理想更为开放。

苏联体系的主要特点是在 1905-1917 年革命、内战、20 世纪 20 年代的新经济政策、20 世纪 30 年代的集体化和工业化、卫国战争期间形成的。在这些时期，选择的范围十分小，机会的走廊十分狭窄。环境的压力比理论学说（这些学说调整后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并被用来为选择进行辩解）更为重要。选择的主要因素是现实的威胁、资源潜力和历史上造就的具有惯性的文化环境。1941-1945 年的卫国战争和战后恢复时期成了对苏维埃制度所有子体系的可靠测试。

经济类型

有关苏联经济体系的描述不清，难以理解。就其实质和范畴的讨论从 1921 年一直延续到斯大林去世。在讨论进行了 30 年之后，也就是直到 1954 年——斯大林去世之后，第一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才编写成功，这说明用价格理论去思考苏联经济是多么不容易！苏联经济的现实并不见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作为意识形态而被官方接受的理论框架下，无法成功解决这些矛盾。由于客观原因（执政党以及整个知识分子阶层都是马克思主义培养的）以及政治合理性的要求，摒弃 理论是不可能的。不可能建立足以取代马克思主义的新的社会学体系。

因此，20 世纪 50 年代所运用的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一种“伪市场”体系的政治经济学——显然是一种无法与经济现实相匹配的理论模式。当 Н·И·雷日科夫（Н.И.Рыжков）政府在 1989-1990 年，通过立法破坏苏联经济体系时，其并不清楚，这将导致何种后果。在高校和大众政治教育体系中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学产生了巨大的意识形态效果。直到斯大林死后，劳动价值理论成为官方的理论，并开始流行一种观点——苏联的工人创造剩余价值，所以，他们就成了剥削的对象。尽管违背官方的意识形态，但是，“开放”成了下一个（合乎逻辑而又不可避免的）步骤，而剥削阶级则是国家公仆（苏共特权阶层[4]）。在不知不觉中，人们开始接受托洛茨基（Л.Д.Троцкий）的反苏理念。

苏联经济的整套学说是错误的。政治经济学将经济视作在买卖基础上运作的平衡器。但也有其他的经济类型，在这些经济类型下，价值和努力是不断累积的，而得不到交换——因为所有的参与者被当作一个整体。这样的例子有家庭经济和农民庭院经济、苏联计划经济。这种没有买卖的资源累积使苏联经济在 1941—1945 的浩劫之后得以快速恢复。1948 年，苏联的工业生产值超过战前水平（能不能向现在的俄罗斯联邦推荐这一做法？）。

为什么我们没有看到这些？因为从政治经济学中学到的是，专业化和分工——效率的源头。这个合理的推论具有原理性，我们忘了，整合（соединение）与协作（кооперация）——也是效率的源头。怎样的组合更加有利——这取决于具体情况。结合俄罗斯的实际，较之交换和竞争，整合与合作更具有效率；它们在经济中具有优势。苏联经济的能力就在于此，但是他们并不明白这一点。

经常有人说，苏联经济的缺陷在于其国有制。是的，国有制影响了一些方面的发展。但是，国有制过度根本不是体制的恶疾，进一步说，并不是这种所谓的恶疾导致了体制的崩溃。改革结束前夕，所有制问题并没有波及社会大众，也不能成为否定苏维埃制度的原因。甚至今天，在大众意识中，主要的生产资料并未实现私有制。

按自身标准看，苏维埃制度是非常有效的。根据“价格—质量”关系，整个经济为之努力而制造出的复杂商品在全世界都无出其右（例如，武器、铝、药品、地铁）。

坚信苏联经济落后的神话。这是意识形态的神话，从来没有任何明确的指标和标准作出这样的评价，对此从来没有专家的正常讨论。源于我自己对于西方农民经济的了解，我可以说，如果将这些农民置于与我们的集体农庄农民相同的自然和资源条件下（土壤、机器、基础设施、道路等条件），他们（西方的农民）的产出低得多。

如今很明显，俄罗斯农民较之西方农民更能适应俄罗斯的条件。俄罗斯农业由苏联模式转型为西方模式导致其产量下降了 50%。在转型后的 15 年里，从未达到过苏联时期的水平。估计在现有制度下也达不到苏联的水平。有一个明显的指标：集体农庄每 1000 公顷土地有 11 辆拖拉机——欧洲的一般标准则为 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