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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大学本科毕业论文（设计）开题报告

姓 名 高凯燕 学 号 2012015005 所在专业 对外汉语 论文（设计）题目 山西阳泉方言长辈类称谓词的比较研究 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阳泉市位于中国山西省东部，依据《中国语言地图集》属于晋语区大包片，从现有文献资料来看，阳泉方言的研究比较薄弱，而且都注重平面描写，对内部差异关注不多。近些年，国内学者纷纷将“方言地理学”与汉语方言研究结合起来，利用等言线和符号把方言特征分布的情况表现在语言地图上，从而为方言间的比较、为方言演变的历史研究、方言接触和影响提供可靠的材料。本研究将运用方言地理学的方法，调查阳泉市方言长辈类称谓词在阳泉的分布情况，运用列表、方言地图进行比较分析，结合阳泉市志、阳泉手册等文献，将社会语言学方法引入地理语言学调查，最终得到一个既有横向差异，又有纵向差异的“立体的（三维的）”方言关系，从共时的分布研究长辈类称谓词历时的演变。 文献综述（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方向、进展情况、存在问题等，并列出所查阅的主要国内外参考文献，要求3000字以上）： 摘要：阳泉市位于中国山西省东部，依据《中国语言地图集》属于晋语区大包片，从现有文献资料来看，阳泉方言的研究比较薄弱，而且都注重平面描写，对内部差异关注不多。近些年，国内学者纷纷将“方言地理学”与汉语方言研究结合起来，利用等言线和符号把方言特征分布的情况表现在语言地图上，从而为方言间的比较、为方言演变的历史研究、方言接触和影响提供可靠的材料。岩田礼运用方言地理学的研究方法考察了“祖父”、“外祖父”汉语亲属称谓词的方言分布差异，通过比较研究并推测出其历史发展轨迹。孙玉卿在《山西方言亲属称谓研究》中，对山西方言亲属称谓进行了共时的分析和历时的比较。郭熙对汉语“父亲”称谓的地理分布情况进行了考察，推测出父亲不同称呼的历史发展过程。胡士云描写了亲属称谓在现代汉语普通话与方言中的共时面貌及其历时演变，较为宏观系统。前人的研究果为山西阳泉方言长辈类称谓词的比较研究提供了可能。 关键词：方言地理学；称谓词；阳泉方言，比较 一、阳泉方言研究现状 阳泉市位于中国山西省东部，现辖阳泉市区和盂县、平定两县，阳泉市区又包括城区、矿区、郊区三个县级区。阳泉市东与河北省平山县、井陉县交界，西与太原市、寿阳县相联，南与昔阳县相邻，北与五台县、定襄县接壤。阳泉方言主要指阳泉市区的方言，依据《中国语言地图集》属于晋语区大包片，从现有文献资料来看，阳泉方言的研究比较薄弱，语音上主要为音系、声母和韵母、儿化等，如曹瑞芳依照方言调查字表对于阳泉方言音系进行了整理，并对其儿化，词汇主要为一些古语词、子尾词研究，他们的研究都注重平面描写，对内部差异关注不多。 二、方言地理学在中国的发展 近些年，国内学者纷纷将“方言地理学”与汉语方言研究结合起来，这大概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比利时传教士贺登崧在大同传道期间，搜集了大量方言碑刻资料，开始用方言地理学的方法研究当地方言，他用音标直接记录词语，然后把所得材料归类，在地图上标示，画出等言线，并结合历史地理材料进行解释，已经不同于当时的高本汉、赵元任只记录书面文字的的方言音的汉语方言研究体系。 山西大学本科毕业论文（设计）开题报告

石汝杰1993年撰文评介贺登崧的《论中国方言地理学》，但该文发表在《国外语言学》上，在汉语方言学界的影响似乎并不大。之后曹志耘（2002）《老枝新芽:中国地理语言学研究展望》也介绍了贺登崧语言地理学的基本观点，认为“语言地图的特点则在于, 依据一份尽量简短的词的清单来搞明白很多问题。语言地理学研究的主要特点是:

(1)慎重遴选少量语音、词汇以及语言片断(syntagm), 到较多的地点进行调查, 记录下其发音。

(2)每个调查项目制作成一张地图。这时, 对语言资料不作任何修改, 以实际记录到的形式表示出来。 (3)把词及其所指对象联系起来, 也就是要研究词汇中所反映出来的物质的和精神的文化现象。

(4)对地图进行解释。对于语言学者来说, 这是最重要的工作, 这是要以上述3 项工作为前提的。语言地图的作用是为语言(方言)间作比较、为语言演变的历史研究提供可靠的材料。”

回顾国内外已经有的语言地图，汉语方言地图, 大多是方言调查报告的附属内容, 主要目的往往是为了说明当地方言的分区情况, 真正按地理语言学的要求调查编制的方言地图为数极少(在中国本土学术界尤其如此), 而收录方言地点和方言项目都比较全面的《汉语方言地图集》则尚未出现指出在中国发展地理语言学研究的必要性，提出编制《汉语方言地图集》的研究计划，2003年贺登崧《汉语方言地理学》一书的汉译本出版，使国内的方言研究者能了解贺登崧所提倡的汉语方言地理学。2005年项梦冰、曹晖编著的《汉语方言地理学——入门与实践》出版，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对汉语的方言地理学研究进行了探索。2006年，Richard VanNess、石汝杰、顾黔的《江淮话与吴语边界的方言地理学研究》出版，运用方言地理学的方法研究江淮官话和吴语的边界问题。2008年底，曹志耘主编的《汉语方言地图集》出版，首次把930个点的汉语方言的语音、词汇、语法特征展示在地图上。此后，一批硕博研究生开始采用方言地理学研究方法进行方言研究。日本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柴田武在为贺登崧《汉语方言地理学》中译本写的序(愿方言地理学在中国开花结果)里说方言地理学是一种语言研究的方法, 先把词、语法和发音的地域差异画在地图上, 并分析其分布, 构拟出一个区域的语言变化过程。这一方法是20世纪初在法国诞生的, 到20世纪末, 在日本已经极为普及, 而到21世纪将在中国发扬光大。2010年11月，首届中国地理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语言大学召开，2013年4月，曹志耘主编的《汉语方言的地理语言学研究——首届中国地理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出版，集中介绍了运用方言地理学方法的研究成果。已有很多外国学者用方言地理学做过对于汉语方言的研究，除了Richard VanNess、石汝杰、顾黔的《江淮话与吴语边界的方言地理学研究》出版，运用方言地理学的方法研究江淮官话和吴语的边界问题以外，日本学者也有突出的贡献。石汝杰长期在日本工作，与日本的方言研究者交往甚密，日本学者已经在汉语方言地理学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如岩田礼的《汉语方言解释地图》，他的《汉语方言“祖父”“外祖父”称谓的地理分布》，用方言地理学推测汉语方言“祖父”“外祖父”称谓的历史演变，一个词的方言形式在地理空间上所形成的“横”的分布可反映各种形式在历史（时间）上的“纵”的分布，显示方言地理学在历史语言学研究上的作用，语音的弱化乃至脱落，亲属称谓自成结构的类化，合音，词义的转移、词义的泛化等等，形成了地图上现有共时的语音，从等言线的弯曲状况和走向，结合文献资料，可以推测出这两个称谓词的历史演变走向和原因。虽然原因只是一种推测，所用的是演绎法，但是从方言地图的差异中读出更多的方言信息。在侯精一《山西、陕西沿黄河地区汉语方言第三人称代词类型特征的地理分布与历史层次》中通过对于山西、陕西沿黄河地区汉语方言第三人称代词类型特征所呈现的地理分布特点，对第三人称代词类型进行历史层次分析，说明某种形式是在某个历史年代中居于主导地位。《用GIS手段解读混合方言的成因》更是用地理信息系统对混合方言的声调演变时间序列提出假说。

三、方言地理学国外研究状况

从国外研究发展来看，1955年布龙菲尔德就指出：“方言地理学不仅帮助我们了解到对语言形式的推广传播发生影响的超语言因素，并且，由于残余形式和层次累积的实证，会给个别形式的历史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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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许多有关的详细资料。” 19世纪70年代，历史比较语言学发现了语音演变的规律性，其中的青年语法学派提出了“语音规律无例外”的口号。但是，人们发现，标准语的语音演变中总是存在一些不规则的现象，于是推测标准语是混杂体，而乡下方言则是纯粹的、单一的，方言可以证明“语音规律无例外”的理论。1876年青年语法学派的一名热心支持者——德国语言学家文克尔为了证实“语音规律无例外”的原理，向莱茵河地区的所有小学教师寄发了一份由约300个词组成的40个句子的调查表，请被调查者用当地方言转写出来。文克尔设想，根据“语音规律无例外”的原理,莱茵河地区的髙地德语与低地德语之间应该存在一条明确的分界线。 他把调查结果画成了 6幅方言地图（《德国语言地图》1册，1881年），在地图上，他惊讶地发现:同一个音变现象(例如[k]—[x])，在不同词里的变化情况的地理分布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反映不同词的音变的同语线往往是不重合的（例如“maken”和 “ik”这两个词里的“k”的读音的同语线就不一致）。这种现象否定了青年语法学派 “一种语音变化会以同一方式影响所有的词”的理论。在青年语法学派的鼎盛时期，舒哈尔德强烈地反对音变规律学说。舒哈尔德的学生吉叶龙在其思想的影响下，开展了对法语方言的调查研究。他专门训练了一名叫做艾德蒙的调查者，制定了—份约2000个词语的调查表，由艾德蒙一人赴实地对约650个地点的方言进行调查记录，最后编制出版《法国语言地图集》（1902 -1914年和1920年）。在这项研究过程中，他发现几乎每一个词都有自己独特的同语线，因而提出了 “每一个词都有它自己的历史”的口号，并与青年语法学派的“语音规律无例外”口号相抗衡。此后，随着地理语言学的发展，在欧美各国相继出版了大量的语言地图集。例如，1926年，芮德编辑出版《德国语言地图集》6册。1928年起，雅伯尔格、俅德编制出版《意大利瑞士语言地图集》。在日本，1905年，国 语调査委员会发表《音韵分布图》29幅，1906年发表《口语法分布图》37幅。1930 年，柳田国男发表著名的《蜗牛考》。1966 -1974年，国立国语研究所编制出版《日本言语地图》6卷（1981 - 1985年重印），包括2400个地点，300幅地图。日本的学者对于汉语方言朝这个方向研究做出过突出贡献。

四、称谓词研究状况与地理语言学的结合

岩田礼运用方言地理学的研究方法考察了“祖父”，“外祖父”汉语亲属称谓词的方言分布差异，通过比较研究并推测出其历史发展轨迹。孙玉卿在《山西方言亲属称谓研究》 中，对山西方言亲属称谓进行了共时的分析和历时的比较。郭熙对汉语“父亲”称谓的地理分布情况进行了考察，推测出父亲不同称呼的历史发展过程。胡士云描写了亲属称谓在现代汉语普通话与方言中的共时面貌及其历时演变，较为宏观系统。

五、研究方法

前人的研究果为山西阳泉方言长辈类称谓词的比较研究提供了可能。在研究阶段，地理语言学最重要的方法是方言地图，此外也要用到比较、解释以及与历史、地理等其他学科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除此之外，方言地图是地理语言学特有的研究方法,也可以说是地理语言学的一个区别性特征。西方地理语言学的特点是以方言地图为基础,进行“从语言的地理分布考证语言的历史演变”和“结合非语言因素解释语言的分布状况，探索语言变化的机制”的研究。岩田礼指出“词汇变化的机制”可以分成三种次类，他分别列举出现频率四次以上的关键词( 括号内为该词的出现次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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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概念，包括前缀( 5) 、词重音( 5) 、有缘形式、有缘化( 理据化) ( 4) 、构词法( 4) 等; （二），内部现象( 内因) ，包括通俗词源( 14) 、所指/词义的转移( 13) 、类音牵引( 7) 、同音冲突( 5) 、类推( 5) 等; （三），外部现象( 外因) ，包括混淆( 形式) ( 10) 、词形的接触( 方言接触) ( 7) 等

贺登崧所做的汉语方言研究的特点是，选取较少的词语（特别是小动物的名称）作为调查项目，在一个较小的区域（例如一个县的部分地区）进行众多地点甚至逐村的实地调查，调查时同时注意收集历史、地理、宗教、风俗等方面的资料，调查结果以 方言地图的方式予以描述，然后结合非语言因素来解释语言现象的分布和变化。很显然,这种研究是西方早期地理语言学在中国的实践。

社会语言学方法引入地理语言学调查，即在调查不同地点的方言差异的基础上，同时调查各个地点的不同年龄、性别、文化程度等因素的人的方言差异, 如称谓词的面称和背称、直系宗亲称谓和非直系宗亲称谓、谦称和尊称、雅俗之别、通用称谓和专用称谓之别，最终得到一个既有横向差异，又有纵向差异的“立体的（三维的）”方言关系。

参考文献：

布龙菲尔德1955《语言论》，袁家骅等译，商务印书馆 段木干 1981 《中外地名大辞典》 人文出版社

桥本万次郎 1985《语言地理类型学》 余志鸿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侯精一 1986 《晋语的分区（稿）》，《方言》第4期

李荣、熊正辉、张振兴主编1987《中国语言地图集》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合作编纂，

香港朗文(远东)有限公司

岩田礼1989 《中国江苏安徽上海两省一市境内亲属称谓词的地理分布》，日本好文出版。 阳泉手册编委会 1989《阳泉手册》，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

关成和 李述笑 张凤 林焕文 贾云江1989《史地知识辞典》延边人民出版社 侯精一、温端政 1993《山西方言调查研究报告》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

岩田礼1995《汉语方言“祖父”“外祖父”称谓的地理分布——方言地理学在历史语言学研究上的作用》,

《中国语文》第3期

曹瑞芳 1996《山西阳泉方言入声舒化的初步分析》，《语文研究》第3期

曹志耘2002《老枝新芽：中国地理语言学研究展望》,《语言教学与研究》第3期 曹瑞芳2002《阳泉方言中的古语词》，《忻州师范学院学报》第18卷第6期 易亚新 2002 《常德方言男性亲属称谓词的泛化及其文化内涵》，《常德师范学院学报》第27卷第6期

孙玉卿2003《山西方言亲属称谓研究》 暨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曹瑞芳2004《阳泉方言的动词词缀“打”》，《语文研究》第4期 曹瑞芳 2005《山西阳泉方言音系》，《吕梁教育学院学报》第22卷第2期 项梦冰、曹晖 2005 《汉语方言地理学———入门与实践》，中国文史出版社。 李树新,、杨亭 2005 《汉语亲属称谓泛化的文化心理考察》，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 第26卷 第3期

曹志耘2006 《地理语言学及其在中国的发展》，中国方言学报第1期171页-184页。 郭熙 2006 《对汉语中父亲称谓系列的多角度考察》，《中国语文》第2期 曹瑞芳 2006 《山西阳泉方言的儿化》，《语文研究》第2期 曹瑞芳 2006 《山西阳泉方言地名文化信息解读》，《晋中学院学报》第23卷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