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

做的更好一些。但已有事实证明，在照顾新生儿方面，父亲与母亲一样胜任，并且据报告，父母在教养孩子的过程中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差异[6]，父母双方往往都把学习父母技能当作一项工作来做。通常母亲与孩子的接触要多一些，也许比父亲对孩子的需要和反应更敏感，但这并不能说明父亲在教养孩子方面就一定落后于母亲。归根结底，父母能力的差异只是经验水平的差异而不是本能的差异，是父亲对技能的感知水平的差异而不是他们的实际技能水平的差异。发展心理学的先驱Michael Lamb进行了一项研究，研究的内容是测试男人对明显是由于悲伤而引起婴儿大哭的录像的生理反应，并把它与女人的反应作比较。他发现男人和女人的自主神经系统和循环系统的反应（脉搏跳动频率增加，呼吸加快，所有感官的激活）和他们对生理上放松的婴儿的随后的放松反应无明显差异。Parke和Sawin发现，父亲和母亲一样养育婴儿是有能力的且有效的，他们顺应了婴儿的气质和敏感性，并知道什么时候停下来，抚慰和喂奶后轻拍他们的后背。不管父亲过去有没有过照顾婴儿的经验，这都会发生[7]。另外，研究发现刚做父亲的人会用比他们平时谈话声调高的音调与新生儿说话，当问及为什么他们以这种不同寻常的方式与他们的孩子说话时，1/3的父亲说孩子看上去喜欢这样，而其余的人甚至没意识到他们这样做。婴儿学家说明与低音调的词语相比较，新生儿对更高音调的词语反应更好。由此看来，男人有许多我们仅仅刚开始了解的教养儿童的本能和倾向。

1.2 有关父亲参与度的研究 1.2.1 父亲参与教养孩子的范围

父亲参与的模式如“生殖意义上的父亲养育”和“有责任感的父亲养育”，代表了多方面和多维度的父亲参与的本质。它们揭示了父亲不但承担他们所扮演的角色的职责，而且还在努力的满足孩子许多的需求。父亲其实在教养孩子的过程中付出了很多，Palkovitz（1997）就认为，父亲在通过许多途径来参与对孩子的教养，包括为教养孩子提供经济支持、通过保护的形式、提供情感支持、教育、监护、情感表露和共同活动。Andrews等在对1010名成人的随机调查中也证实：大多数父亲履行了抚养、经济支持、保护以及与母亲之间合作的义务， 还有对孩子道德和以宗教为基础方面的引导[8]。

研究显示，父亲的参与涉及到认知、情感和行为三个方面。Lamb（1986）将父亲的参与划分为三个部分：婚约、进入角色和承担责任。值得注意的是Doherty等（1998）

指出，婚约、进入角色和承担责任是与有责任感的父亲教养密切相关的。“婚约”被定义为直接的时间花费，集中于和孩子的相互影响，“承担责任”包括对孩子健康的关心，即使没有与孩子接触。承担责任的例子包括买衣服，生病的照料或为孩子指定小儿科的医生[9]。但是，虽然父亲与母亲共同承担教养孩子的义务，享有教养孩子的权利，研究者已经发现父亲承担相对少的与孩子有关的工作责任。

1.2.2 影响父亲参与度的因素

研究显示，父亲的种族与教育水平等方面的差异都会影响到他们教养孩子的参与度[10]。对于男人成为参与度很高的父亲来说，他们的障碍就是他们缺乏成为参与性父亲的准备[11]。与Belsky的父母教养方式模型一致，Parke（1996）将影响父亲参与度的因素分成以下方面：个人影响（例如，父亲的技能，态度和信仰），孩子的特征（孩子的性别、年龄）；家庭影响（例如，父母关系、母亲的职业）；文化影响（例如，父亲和母亲性别角色，文化期望，民族差异）；还有制度的影响（如，在医院的经历）

1.2.2.1 身份特征是重要的个人变量

研究证明，身份特征对于研究影响父亲参与度的有关因素非常有价值。人们将身份理论和父母投资理论这两个父母教养方式模型作为对父亲教养方式态度和行为解释的源泉。人们探索了父亲教养方式的四个维度：敏感、严厉、行为约定和情感参与，并将身份理论作为预测因子[12]。身份理论主张，个体是一个从与其他人交往中产生的各种身份的集合体。身份反映了由于个人感知和从其他人那里得到反馈，个人对自身的依恋程度。每一个个体都有多重身份（如，父亲、丈夫、儿子、工人）和对于每一个身份的多重角色限定（如，对于“父亲”身份来说，角色可能包括养家糊口的人，玩伴和运动教练）。作为一个父亲，如果他的其他身份很多，那么他就要在很多的角色当中转换，对于参与孩子教养的活动的精力就会相对少一些。如果父亲的其他身份与教养孩子有关，那么他们更容易从事与他们大多数特征身份相关的活动中去，这也会影响到教养孩子的参与度。同时，父亲在家中的角色越多，在家中承担的责任就越多，那么他的参与度也就越高。

1.2.2.2 父亲的性别角色倾向与参与度有关

人们发现双性倾向的父亲比男性化或女性化的父亲参与度更高。Bailey（1990）显示，偏女性化的父亲有更多的时间与患病的孩子在一起呆在家里，他们陪同孩子去医院的次数也相对更多一些。数据显示，双性化性别角色身份和女性化态度至少在孩子照顾的一些方面与高父母的参与度有关。当父亲身份是显著的，性别角色特征不是很稳定的倾向也许会增加父亲参与到照顾孩子当中的意愿。

1.2.2.3 父亲与母亲的关系也影响父亲教养孩子的参与程度

研究者显示了父母参与度和婚姻质量之间的关系。通过观察测定，积极的婚姻相互影响的增加与父母参与度的增长有关，它还与父母对孩子行为上的照顾、共同玩耍以及对父亲身份的满意度有关，还与相对于母亲的父亲参与度，和对照顾孩子的责任感有关。婚姻满意度会促成在父母教养角色方面的相互支持，这会使父亲增加对照顾孩子的感知度及有更大的参与度。Belsky等人（1991）的一项研究调查了妻子产后36个月的100名父亲，研究证明，他们对孩子的积极行为与婚姻质量的稳定有一定的联系，而婚姻质量下降与对孩子的消极的，强制性的行为有关。

1.2.2.4 父亲的民族影响父亲教养孩子的参与程度

因为民族性影响文化、信仰和价值观，有可能父亲的民族也会影响到他在教养孩子方面的参与度水平。研究者对经济稳定的双亲家庭进行了调查，实际上美国的黑人父亲比美国的白人父亲更有可能参与到照顾孩子的工作中去，他们的信念是照顾孩子是父母双方的责任。这是因为，相对于美国的白人父亲来说，在家庭角色，特别是与照顾孩子有关的家庭角色方面，美国的黑人父亲的严格限定要少（如，在功能需要方面更独立）。民族性与性别角色倾向之间也有相互影响，它们之间的互相影响也与父亲教养孩子的参与度有关，更具体地来说，对性别角色没有更多严格观点的美国黑人父亲对那些有更多严格观点的美国白人父亲对孩子的参与度更高。

1.2.2.5 其他影响父亲参与的人口学变量

这样的变量包括父亲年龄、孩子性别和母亲工作地位。年纪稍大的父亲，特别是那些在28、29岁到30出头时有第一个孩子的父亲，人们发现他们对孩子更敏感，更兴奋，更有感情，并且这些父亲在对学龄前孩子的日常照顾上参与度更高，对孩子的行为有更

高的期望[13]。但应该注意到在一项对美国黑人父亲的研究中，相反的结果发现，年龄与父母参与度有负相关。数据也显示父亲与儿子接触更多，相对于女儿，父亲更可能去喂他们的儿子，给他们换尿布，触摸他们。相对于女孩们的父亲，男孩们的父亲更可能在休闲时花时间与孩子玩耍，活动和进行私下的谈话。

1.3 有关性别角色发展的研究

有关性别角色发展，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Mischel的社会学习理论和Parson的功能理论强调与同性别父母的识别过程，他们都认为儿童是文化信息的积极接受者。弗洛伊德以所谓“奥底甫斯”情结来解释孩子对父母的认同。如男孩的某种愿望受到父亲压抑，从而对父亲的地位产生嫉妒，并进而模仿父亲的行为，认同父亲。这种认同，最后导致了儿童自身性别发展和性别角色的形成。相反，认知发展理论认为孩子是文化信息的积极加工者，而性别图示理论主张孩子既是积极的接受者，也是积极的加工者。

孩子的性别角色发展几十年来一直是观察研究的焦点，性别同一性已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研究认为，父亲对于孩子正确的性别角色发展有重要作用，Langlois和Down（1980）认为，在孩子性别角色及行为的发展中，父亲的角色比母亲的角色更有决定性[14]。Mussen（1969）也证明了孩子怎样感知父亲的教养方式是性别角色发展的主要因素。40年代到60年代早期的研究评估了父亲和儿子的男性化以及二者之间的相关程度，这项关于父亲教养方式的研究发现，男性化强的父亲倾向于有男性化强的儿子。有关父亲对孩子性别角色发展的影响的大多数早期结论都来源于对于父亲缺失的研究。例如，早期的研究者调查了由于二战征兵所造成的暂时的父亲缺失的影响，后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由于离婚及死亡所造成的缺失。有人已经提出性别角色发展有一个关键期，在此期间父亲的缺失有长远的消极影响。由Hetherington（1972）的研究看到，早期与父亲分离比后期的分离害处要大。研究者认为参与度高的父亲教养对于女儿性别角色的积极发展是十分必要的。Lohr等（1988）也从临床观察证明，在恋母情结的那些年，离婚造成父亲的缺失对女孩的女性化的获得有明显的影响，它有可能导致（1）加强分离焦虑；；（2）否认和回避与父亲缺失有关的感情；（3）无目标的识别；（4）对男性的渴望。另一方面，Lamb（1981，1987）和Santrovk（1977）认为父亲对于儿子男性化的形成起很重要的作用。例如，Santrock（1970）就发现父亲缺失的学龄前男孩比有父亲的男孩有更明显的女性化倾向，但是在女孩中无明显差异。Biller（1981）也发现，父亲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