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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原因
昆明市正致力于建设中国西南部面向东南亚区域性国际城市，社会变革及转型期的矛盾尤为凸显，新旧经济体制之间、传统和现代消费观念之间、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之间、各个利益主体之间都有着强烈的冲突。因此，利益分配不均或者不公极易导致农民对现行的经济发展制度产生不满情绪，从而引发农村群体性事件。“其中，光是因为征地而引发的农民经济利益受损的事件就占农村群体性事件总数的43．2％”。因此，经济原因是大部分农村群体性事件的诱导因素。典型事件有：晋宁“10.14”征地流血事件。
(二)政治原因
中国是典型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且发展时间并不长，很多国家或地区的建设都处于半成熟的探索阶段，难免会出现不足之处，昆明市也不例外。一方面，政治决策的制定可能出现问题，另一方面，政策的实施过程可能存在不足，这就出现了因为政治制度的不足所导致的农村群体性事件。典型的事件有：“《关于实施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方案》的出台所引起的农村群众性事件，以及昆明市“4.22”聚众堵车事件” [6]等。 （三）法律原因
政府关于相关法律建设的不够完善，或者是对村民的法律知识教育不够，从而导致农民不能通过合理的法律途径进行权益的维护，由此引发出农村群体性事件。典型的事件有：昆明市农民工索要工资的群体性事件等[7]。 （四）社会原因
除上述原因之外，还存在社会原因，作为一个因利益相关而连接成的一个群体，在事件爆发之时，处于高度的匿名状态中，这样使得成员之间获得了高度的安全感，而且受群体情绪影响，丧失了个体的理智。甚至还抱着法不责众的心理，从旁观者变成了参与者[8]。
四、典型案例-昆明市晋宁县“10.14”征地流血事件分析
昆明市晋宁县“10.14”事件属于维权性的群体性事件。发生主要是因为经济上的原因，当然，其中不乏其他的原因，政治制度的不足、村民们法律知识的匮乏、以及相关企业的处理方式不正确等等都是造成事件的辅助因素。下面我们对此次事件的整个发生过程进行一下简要的回顾，以及对事件发生之后政府相关机构的处理方式及其问题进行一下简要的分析。
（一）发生过程
2014年10月14日，在昆明市晋宁县晋城镇富有村，在“晋城泛亚工业品商贸物流中心”项目施工过程中，该企业施工人员与周边富有村部分村民发生激烈冲突。下午两点左右，很多旁观者在部分人情绪挑动下成为参与者，开发商方的安保人员和村民由强烈对峙迅速转化为械斗互殴，之后，富有村民召集了数百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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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械冲向项目开发现场，和施工方事前组织的几百人安保人员爆发冲突。初步调查，已造成8人死亡，10余人受伤。
据当地村民表示，这并不是晋宁县因农田问题引发的首次流血事件。前云南省政协副主席杨维骏，一直对昆明市农田被强占事件进行关注。他证实，过去几年，云南多地进行土地开发，地方政府强占农田的情况时常发生。以晋宁为例，当地官员没有经过任何报批程序，就强征农民基本农田14000多亩，官商勾结，沆瀣一气，从中收取贿赂[9]。农民若不同意这种强征强拆，就会动用警力进行殴打，甚至被拘捕关押。
导致整个事件的诱因，在这个事件发生之后，也被媒体报道出来，那便是关于土地的偿款：“泛亚市场项目规划涉及到富有村 1787.3105亩地，依据省政府征地标准以及区片综地价补偿标准，富有村在该项目中应得到征地补偿款为20554.07075万元。据官方表述，该笔征地补偿款已经足额发放给了富有村村民。然而，调查显示，分配到村民手中总计为17501万元。额外还算上实际承包土地者获得的每亩3000元的青苗以及其他附着物的补偿，总共也只有536.19315万元，仍与征地补偿款总额相差2516.8776万元。可是，到目前为止，这两千五百多万的去向依然没能得到证实，几乎是“不翼而飞”[10]。 （二）产生的影响
2014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议通过了同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并提出要建设法治国家，以依法治国为议题。然而，就在此次十八届四中全会即将召开的10月14日，云南昆明晋宁县却发生了农民群体性冲突恶性事件！
故而，此次事件在整个社会掀起了轩然大波，各界人士纷纷参与对此次事件的话题讨论，贴吧、论坛、微博等公众平台上的热议此消彼长。各家媒体也纷纷奔赴现场，以探究竟。使得引发政治信任危机，使得政府的权威以及官方形象受到诋毁，官方发布的有关消息却与媒体发布消息之间却总是存在一定的出入，又引起了广大群众关于“罗生门”的猜测，更加提升了晋宁事件的关注度[11]。
晋宁事件并非首起农民群体性恶劣事件，然而，在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之下，晋宁事件引发了广大人民群众对政府工作的不信任，为政府各项工作的施展施加了莫大的压力，并一度让政府部门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各官员几乎草木皆兵。不仅如此，群众也开始对政府的工作产生怀疑，社会稳定性受到了严重挑战，造成了极大的社会负面影响。 （三）问题分析 1.性质
晋宁“10.14”事件依据的性质属于维权性群体性事件，性质是农民的根本经济权益受开发商的非法侵害，农民通过多次向上级上访，通过行政手段途径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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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无果，从而引发的长时间集体上访，埋下了诱因，权益受损的农民连接成为一个利益共同，在和强制征地的开发发生冲突矛盾，他们往往权益诉求明确，目的比较单纯，旨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2.原因分析 （1）农民的问题分析
首先，农民的法制意识比较淡薄，在经过一系列的行政救济无果之后，并没有采取近一步的法律程序进行诉求，而是采取了比较极端的暴力冲突来达到、维护自己利益的目的。
其次，农民缺乏契约精神，据报到，村民其实已经签字领取了开发商给出的4万多一亩的征地补偿款，这就导致开发商错认为农民已经同意了征地补偿，而事后村民确辩解说这他们只当是领取的一部分征地补偿款，所以激化了矛盾，成为了后来冲突事件的导火索。 （2）政府的问题分析
首先，对于此类事件，政府的预防工作做得不够，直到事件发生之后才有所察觉，即使后续进行补救，也未如刚开始便杜绝此类事件的发生更有效。
其次，在整个事件发生后，各级政府相关部门回应不及时准确，回应不够坚决有力，使政府承受了很大来自社会舆论的压力，严重影响事件的公平公正处置以及政府权威。另外，在矛盾化解不及时的情况下，各种不怀好意谣言的散步，更是让群众被鼓动做出了不理性行动。
另外，在媒体的深入调查，官方公布消息与媒体消息的出入也让大众对政府公信力产生了怀疑。如：官方公布，所有的补偿款都已经发放到了群众手中，可是媒体消息却显示，2500多万的补偿款项不翼而飞，如此一来，政府机关内部的不明朗也引起了“暗箱操作”的热议狂潮[12]。
五、结合危机管理4R理论预防和处理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建议
4R危机管理理论:“即指缩减力（Reduction）、预备力（Readiness）、反应力（Response）、恢复力（Recovery）四个阶段”，是由美国危机管理专家罗伯特·希斯（Robot· Heath）率先提出的危机管理模式。他指出“确认危机，隔离危机，处理危机，总结危机是一套科学完备的危机管理必不可少的四个条件” [13]。因此，本文以4R危机管理理论为基础，并针对昆明市所发生的群体性事件的现况，分析总结出昆明政府对农村群体性事件处理的建议。
（一）降低风险，避免浪费有效的时间和资源-缩减力（Reduction）
对于有效的农村群体性事件有效地危机管理，缩减力是处理此类事件的核心内容，降低危机发生的风险，最大程度降低事件所带来的影响，避免把有限的时间浪费在与解决事件核心本质无关的事情上面，危机缩减需要从环境结构、系统、人员这三个方面分析建议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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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通过外界环境改变应对处理结构
政府部门在社会危机面前，需要随时处于准备就绪状态，很客观的意识到农村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偶然性以及必然性，迅速建立相应的指挥结构应对处理危机，全面分析判断群体性事件的大局势，制定具有针对性的对策，从整体的角度随时掌控事态的发展变化，迅速掌控局面。 2.确定适用的预警预防机制
面对诸多错综复杂的的预警预防应对机制，管理者要选择和应用最有效防御系统，辩证的看待，权衡利弊，得出结论，结合农村群体性事件发生一系列的实际情况，总结修改，完善机制，强化的预防作用以及政府社会控制的主导作用。 3.确保充足且管理水平改的人员处理事件
在发生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时候，在已经控制局面的情况下，充足的人员以及高素质的组织能力是实现缩减群体性事件的一个关键因素，所以必须要针对相关部门的相关人员组织相应的危机管理培训，培训提高他们的管理能力，预测能力，熟悉各类的农村群体性事件，掌握解决群体性事件的技巧，保证指挥系统决策系统的正确性。
（二）建立危机预警机制-预备力（Readiness）
首先是预备力方面，农村群众性事件不乏突发性，因此，昆明政府首先应该从预防方向着手，在事件发生之前建立相应的危机预警机制，从起源着手，预防事件的发生。这就需要昆明政府建立好对以往群体性事件进行收集整理的信息系统，以及对所收集信息进行整理及分析的分析系统，最后将分析结果回馈到监测系统，由监测进行判断并危机警报。
1.根据征兆信息事前预测
快速对危机征兆前的现象进行收集和信息的分析加工，筛选过滤掉无用的危机信息，整合风险因素进行统计和初加工。对收集的信息进行归类及识别，保证信息的准确性，及时性，真实性。再将收集到的信息传入决策部门，让决策部门进行对数据的深入分析。各级政府、新闻媒体、社会中介组织多层次全方位共同参与的信息共享平台，确保政府能及时收到社会各界发布的信息，并及时与社会各界的进行信息的相互沟通。
2.政府部门分析传递，随时掌控事态细节
针对可能出现危机的征兆数据，以及对未知因素的分析。首先挑选出典型的案例进行总结分析，找出农村群体性事件爆发的可能征兆，并把新的数据分析结果及时反映给监测系统，实时更新，对群体性事件进行理论上的支持及指导。渠道运行需要信息系统的信息完整性，要建立畅通准确的信息库并及时彻底处理的指令，需要分析系统的人员能够理性地思考事件中的逻辑，并预见局势的未来发展。因此，政府需要通过对该系统人员进行一定的培训，提高其预见性，并让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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