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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忘却的民办教师
榆中县第九中学 豆利民
星期天回老家看望父母,与家人闲聊中得知我的小学老师周兰芳忽然不说话了,进一步与同村人交流知悉是脑梗栓塞,已经送医院治疗。周老师是我的启蒙老师,记得给我们讲授语文课,虽然是女同志却写的一手好字,黑板上的板书永远是那么遒劲有力。得益于老师的识字教学,我的发音与书写在中学,乃至大学都是我的同学所羡慕的。在我模糊的记忆中我的小学老师都是民办教师,正是这些特定时代下产生的一群特定人物将我们推进了高中,进而送进了大学。
1994年8月我从兰州师专政史系毕业,分配到榆中师范,记得当时报到时是从家里面骑自行车去的。榆中师范当时在榆中县三角城的白虎山,在三角城王家营村向南2公里就到了。报道后我被安排担任民教一年级哲学常识,民教二年级经济常识教学,每个年级只有两个班,每周两节课,共有8节课,比起现在的14节课却是天壤之别。可是我一点儿都高兴不起来,因为在民师班的学员中间有好几个是我的老师,如教过我小学四年级数学的王兴,初中时我的班主任赵强。后来他们毕业后都分配到我们连搭学区,赵老师在中学继续担任物理老师,王老师后来在魏家营小学担任教导主任。记得第一节课我说话颤微微,眼睛老是往屋顶上瞧,根本不敢看坐在下面的学员,那节课可谓上的一塌糊涂。我知道我怯场了,因为在座的都是我的老师,任何一个学员都教过比我年龄大的学生。下课后两位老师找到我,指出我不成功的原因,让我树立自信,经过调整我慢慢从怯场的阴影中走
了出来。
作为教师感觉那时的日子总是很快,可是在当时我的两位学员老师的日子并不好过,两位老师都是上有老下有小,王老师全家六口人两个孩子都在上小学,他来上学了全家的重担都压在嫂子一个人身上。赵老师年长一点两个孩子都在上高中,压力有多大不言而语。我所能帮助的就是让他们到我的房间里自己做饭,这样减轻生活上的压力,还有当时榆中师范的水是咸的,我们去学校旁边的井里打水,然后在我那里喝一壶甜水。因为是刚参加工作,在教学中总是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其中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在讲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这个问题时,我卡了壳,我所描述的实例总是显得啰嗦,表述不清楚。王老师很简略的说,其实生产力就好比是脚,生产关系就是我们的鞋,当我们的脚变化了,自然我们的鞋就要换,一语中的,可不是这样吗?这个列子到现在我还在用,真是让我受益匪浅,也真是良师益友啊。
最近上网看到南京等部分地区的代课教师由于政策落实问题在上访,并且引起了冲突,地方政府出动警察局面才得以控制,为啥会这样呢?带着这个问题让我重新去认识民办教师,代课教师。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我国国家办学力量严重不足和私营办学不被提倡的特殊情况下,民办教师产生了。民办教师绝大部分任教于农村(含县镇)中小学,收入靠公社给工分的多少计算,后来渐渐有了工资。民办教师,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没有完全享受教师的待遇,却同样担负起了教育的重担。有人曾用“农民教师”来形容他们,—
—教书的农民、种田的教师,那时候还是集体生产,民办老师的工资是用工分来支付的,公办老师是拿的是现金。农民钻庄稼地,壮劳力一天的工分是10分,而民办老师也是10分,当时做民办教师是非常体面的,相比干体力活,教教课还是比较轻松的差事的。1982年包产到户生产队解散,民办老师拿很低的工资,但是相对农民来说还是不错的收入,而且主要目的还是盼望有那么一天成为体面的公办教师?民办老师是当时农村教育资源严重缺乏的历史条件下不得已的一种安排,这些民办老师教书水平不见得很高,但是正是由于这个群体的存在,使得我们农村减少了许许多多的文盲人口。他们对农村教育的作用不可低估。
民办教师,应该说是中国最基层的一个知识分子群体。他们与农民群众朝夕相处,深知农民群众的甘苦,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农民。因为大多数农民识字太少,他们在农村的威望一直很高。过春节为农民写春联,平时为农民写信,甚至代写情书。因为也算是文化人,村上的红白理事会的工作主要有他们担当,上级要求村里干的宣传工作,村里大多都安排他们去完成。粉刷标语,写批判稿子,挨家挨户去设计学习专栏,为村里办黑板报,挂锄季节为乡亲们念唱本,说评书,编节目,演节目,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办夜校,扫文盲,为农民讲农药使用常识,带头推广优良品种,搞塑料大棚,带头搞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带头搞家庭致富,做给农民看,引导农民干。他们面带微笑,有求必应,这一民办教师形象一直定格在几亿农民脑中。
长期以来,民办教师支撑了农村基础教育的半壁江山。没有他们,
就没有九年义务教育今天的普及程度;没有他们,中国农村的文盲会比现在多得多,他们对教育事业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1984年对所有的民办教师而言,是命运转折的一年,国家将当年在职的民办教师统一转为公办教师,由当地教育局组织考试,考试合格者即可进入公办教师编制。这个漫长的改革从1986年一直持续到1997年,近九成的民办教师退出了历史舞台。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的老师,赵强,王兴才走进了榆中师范,才有了我给自己的老师做老师的现象,应该感谢地方政府不折不扣的执行了中央政策,是没有任何背景的民办教师成为公办教师,从而解决了一辈子的大问题,比起其他地方的老师还在苦苦挣扎,我的老师要幸运的多了。然而我的同学就没有那样幸运了,1991年我大学一年级,我的同学胡向红,赵秀珍高中毕业后进入了我的母校榆中县薛家营小学。他们被聘请为代课老师,他们之所以能进入学校有以下原因:有些地方太偏远,环境太差留不住人,有些民办教师去榆中师范学习,岗位空缺需要补充。好多小学开始办学前班,需要补充教师,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了一批代课教师。他们经历了双基达标,报酬由乡里统筹发给,每月几十元上百元不等。由于工资由乡镇统筹,他们从不奢望工资能按月发放,因为这实在没有可能,能到年底一次性补齐就很不错了。乡里每年和他们签一次合同,合同条款上很明确地写着“聘期是一年”。他们也很清楚自己的命运,学生在逐年减少,公办教师也会渐渐超编,说不上哪天,他们有可能随时被中止合同。胡老师要养家糊口,历经十年选择放弃,去跑出租车,贩卖蔬菜,后来做了包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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