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06-04.王乘毕业论文 2

成汤放主、周武之伐君是对的，大为赞扬，如此杀君曲文之事，便屡出不穷。从舜来说，本为人臣，一旦收禅，使臣其君。如汤武本来都是人臣，而竟“弑其主，刑其尸”天下人反而赞其美，这是天下大乱的原因。韩非基于上述的观察推论，他说：“如今为人子者有去其父之家的，为人臣者有去其国之家的。这是放伐思想的自然归结。要避免这种混论现象，唯有确立定一教之道的思想。何为一教之道？他指出那就是君臣、父子、夫妻的社会地位不可移易。他说：“臣事君、子事父、妻事父，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 2.2在德治法制方面 2.2.1儒家重视德治

“德治”即以德治人，以德治理国家。概括的讲主要指依靠品德的影响力良好的社会教化惠及人民的政策，而推行依法治国。“德治”思想是对西周周公德政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他们通过总结提出:

（1）为政以德。政治统治必需有道德内涵，必须坚持道德原则如统治者的手段等应具有道德性.孔子从仁爱的思想出发，极力提倡“德治”，反对“折民为刑”。认为统治者只有为政以德人民群众才能心服口服的接受他的统治。

（2）要以德服人的王道，反对以力服人的霸道。即人民群众对统治者的权威的承认和贵诚，不是依靠统治着自我说教和解释，更不是依靠强权和暴力，而是依靠统治者的道德教化。孟子认为，治理天下的根本途径要使人心服口服。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衷心悦而诚服也。凭借武力使民众低头只是一种假象。服输者服输的唯一原因非心服也，力不赡也。而力赡变乱自然丛生;而以德服人民众心悦诚服，朝野响应，上下景从。

（3）儒家极力主张施仁政于民，省刑法,薄税敛。重民、保民，对民生关注，对民生爱护，是儒家所倡导的的治国之德，也是仁政的主要内容。孔子曾将君民关系比作为，“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孟子思想精华“民贵君轻”说和“暴君放逐”论也是对仁政学的内容论证。

（4）重视道德教化。儒家认为强权仅仅是治理仅是治理国家推行道德的辅助手段。刑法与刑法虽然能够使人暂时不敢犯罪，却无法产生廉耻之心。只有用道德引导民众，人们才知道廉耻而安分守己，只有具备人的品治，才不会做违背礼的事情，仁能促进人的道德修养，提高思想境界。更好执行礼，这样恶也就无从产生。因而主张用情理、道德感召人。感召的表现就是道德教化只有日积月累的道德教化才能使人心服口服，才能民治久安。儒教重视礼教德治，有轻视法律倾向。子曰：“善哉，政宽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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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慢，民慢则纠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宪。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 2.2.2法家主张“法制”，尤以商鞅为重，也可以说法治主义是商鞅的基本思想

依法治国是商鞅的思想中为适应时代潮流的必然之路。《商君书·开塞》：“上世亲亲而私爱，中世上贤而说仁，下世贵贵而尊官”。其意将社会演化为三个阶段，一是上世，只有家族，属部族分立的时代；二是中世，主中正，设无私，属于禅让而有的共主时代；三是下世，土地货财，各自分离，设官立君，贵族秉政的时代。在下世为求天下之太平，便必须有法令亿制之。《开塞》篇:分定而无制不可，故立禁；禁立而莫之私不可，故立官；官设而其之私不可，故立君。即立君则上贤废而贵贵矣!很明白是说禅让在下世行不通。故之民朴以厚，今之民巧以伪，治理国家非有强力的君主和法令不可了，强调督民守法。如其不守，国家加以制裁。法令从于其后，建立效果秩序最大。《商君书·开塞》大意指出，古代民藂生而群乱处，时代演进，渐有君主治理。此种治理必须以法律为依据，如无法令，则其害与无君主相同。有法而不能行，则与无法同。所以商鞅认为在当时争霸之时，严刑峻法以求一，以求快，方能富国求生。商鞅法制观念甲凯认为，另有两项特点：一是求国家的团结。二是求法律的平等。他说“守十者乱，守壹者治”。国民必须团结与法治之下。他认为，凡法治国家就是怕国民不能团结，所以圣人做壹而传之。商鞅指出，古代不以法来论贤或不贤的人。只有尧位能，但世界很少有这样的领袖。所以必须立法，忠诚着赏，不忠诚着诛。其中有一显例，商鞅因太子犯法，而刑其师傅。此事在战国时代的贵族社会极具意义。他说：“得天下者，先自得者也；能胜任者，先自胜者也”。在其《画策》中说：“明主慎法，事不中法者不为也”。指出法律平等不仅民臣应遵守，既君主也应遵守。直接冲破儒家礼制等级思想。 2.3在人治法制方面

2.3.1儒家强调“人治”其人治指执政者道德感召力和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是治国安邦的关键

维护礼制，重视德治，自然会导致人治。人治主要内容包括（1）力主统治者以身作则，施德行仁。儒家认为政者要重视道德，并率先垂范。子曰：“政者政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2）为政在人，有治人无治法。这里的“人”指国民和各级官吏。儒家认为政治的好坏取决于统治者的好坏。孔子说：“其人存则政举，其人亡则政败急”。故为政在人。“有治人，无法治”这是荀子的观点，认为治理国家的关键是人而不是法。其理由有三，第一，发对治理国家虽然重要，法者，法之端也。但毕竟法由人而制，君子者，法之源也。第二即时有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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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要靠人来执行。无人执行，再好的法也无作用。这个理由似乎有些勉强。第三国家大事复杂多变，法不能概括无疑随机应变这就完全仰仗人的灵活。《荀子·君道》对儒家的人治作了精辟的论述：有乱君，无乱国；有治人，无治法;??故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3）主张任用官吏“举贤选能”使贤者在位，能者在职。治理国家在于得贤人。

2.3.2法家认为，法制优于人治，人治为心治

“赏罚从君心出，是以心载轻重”结果必然造成“同功殊赏”和“同罪殊罚”的不良后果。其认为：人在政存，人亡政亡，贤者稀稀，兴衰更替，无以唯一，人无守道。此人治极弊也！韩非强调，将法、术、势三者结合。认为一切行为规范应用立法形式明确规定。并主张有法必依、赏罚分明。反对儒家。商鞅提出“缘法而治”。 3主流文化儒法胜败之浅析

在综合论述儒家与法家之争，下面将进一步论述春秋战国大变革下的主流文化意识冲突。公元771年前，平王东迁洛阳揭开了中国文化史上最早也最为璀璨的一页。其中儒法之争影响社会整局。显而易见，法家在秦国落户展现了法家思想，并成功促使秦国完成统一。这场思想之争，其实在秦国未完成统一之前胜负已显。秦国的统一只是更加证明了胜者。在商鞅变法后一百多年，秦国历经六君而不衰已经体现出法制胜于人治。东周王室的衰败，伴随着礼崩乐坏出现权力真空，周王室已无法像从前一样统领各诸侯国。可反常的是周王室却依常想以旧理念维护统治其固然与时代相冲突。儒家为此应用而生，对周礼进行改革，却依旧无法挽回衰败局面。因为道理明显，儒家在对周礼进行改革只是在更加贯彻周礼思想。从儒家极力主张礼制下德治、人治可以看出。而周礼再在挽回失去统治思想中已走下坡路，也就是说儒家没有走出周礼的怪圈，将周礼更加推向深渊。

而有人会发问，秦国过为什会灭亡？可以说秦国完成统一后已不再实施法家思想。其更多注重的是法家手段。故二世而亡。法家在思想变革时，另辟蹊径。在此我引用胡适先生在《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篇》一段话：“前四世纪与前三世纪法家是三百年哲学的混合产物”。法的观念是从“模范”的意义演变为齐一人民的法度。这是墨家的贡献。墨家以“尚同”为教，务壹同为天下之义。其最后目的乃在举人类同铸一型。法家注意正名则实这便和孔子门的正名主义和墨家的名便受墨家的影响??因此我们可以说当时的法家其实只是一次古代思想第一次折衷混合。其人物如慎道便是老庄一系的思想家。如伊文的正名接近于儒家，他们的非攻偃兵，救世之斗有接近于墨家。又如韩非子师从荀子，而他的极端功用接近墨家，他的历史进化观又像曾受庄子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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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他的法制观念也是时代产儿。故无论从思想方面或从人物方面当时法家是古代思想调和折衷的结果。当法家在综合吸取各家学说为己用时，儒家却一分为八去研究无效的公用，而不是推古纳新。法家从管子到韩非一直在完善其思想体系。我想说暴政不是法家专利，刑法也不是法家专利。商君在其《商君书》早提到：“治世不一道，使国不法古，”“反古者未可追，而循礼者未足多”。又提出法家治世原则圣以苟可以强国不发其古，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吕思勉先生在其著作中说道：“先秦诸子之思想，有于后世异者。后世政治问题与社会问题分，而先秦政治问题与社会问题合。各家学说皆于救世之弊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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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先秦时期，新兴地主文化意识巩固与发展，在与奴隶贵族

进行殊死斗争，法家的产生是社会的必然产物，法家思想是对新兴地主阶级变法实践及相关政治理论的总结以及未来的筹划。这场变革以法家胜利而告终，但秦统一六国，始皇帝就开始抛弃法家全面的思想体系，而攻乎一端，专用刑法这与法家思想相违背。因法家倡导天下安定后实行无为而治。在一场社会变革中，文化意识最终占主导一方，其身后所代表利益一方也必然会主导这场社会变革。 4结语

在春秋战国那个大争变革之世，对统治者来说，主流文化可以不拘一束。只要强国富国满足实时需要，这才是真理。何种思想可以达到强国富国之理？无人可知，这需要实践检验，但我们无法否认一种思想科学前瞻预测性。先秦时期法儒两种思想较量，他们为各自利益集团赢得话语权，谁掌握话语权，谁就可以主导主流文化，进而去影响这场社会变革。虽然在文章中以先秦社会变革下的主流文化冲突为典型分析去印证一场社会变革下在文化意识冲突中文化意识占主导一方将主导这场社会变革，但这例子只是燎原之势的星星之火，其它中内外变革，在文化意识冲突中文化意识占主导一方将主导这场社会变革。我的浅析也许还有很多不足之处，这就需要不断学习不足，因为任何学问都是不断的在学习研习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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