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Summary of\\" The Rise of English\\" 英语的兴起之概述

The Summary of “ The Rise of English”

本章的标题虽然是“文学的兴起”，但是其内容却由两部分构成，即“文学的兴起”与“新批评”。“文学的兴起”是“新批评”产生的历史条件，这也是伊格尔顿此书的特色所在，即提供思潮和批评流派产生的历史条件。

在伊格尔顿看来，文学理论绝不仅仅是“文学上”的理论，它实质上是观察其时代政治与意识形态的一种特殊看法。这是建立在其“文学观”的基础上形成的，伊格尔顿认为，文学并不是客观的、固定不变的存在物，文学本身就是一种思想意识，它与社会权力有着最为密切的关系。正如他在序言的结尾处所说的，“文学不象昆虫存在那样存在着，它得以形成的价值评定因历史的变化而变化。而且，这些价值评定本身与社会意识形态有着密切的联系。”“文学”概念在英国的各个历史时期的变动情况即可以说明这一点。

在十八世纪的英国，文学这一概念取决于其“价值内涵”。社会上“有价值的写作”才是文学，而价值标准是由当时占统治地位的贵族阶级的价值准则所决定的。确切的说，体现了贵族阶级的价值准则和口味的写作方可称为文学。这样才能理解为何在那个历史时期，把哲学、历史、杂文、书信以及诗歌都称为文学，而通俗传奇乃至戏剧则不属于文学。而且，文学还是当时贵族阶级巩固传播属于他们那个阶层的价值准则的重要工具。

十九世纪开始，即“浪漫主义时期”开始以后，文学的范畴开始缩小，最后只指“创造性的”或“想象性的”作品，即现代意义上的文学。这种变化的产生是由浪漫主义派所生活的社会情况所决定的。那时的英国已经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工业资本主义国家，早期工业资本主义的残酷性所导致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与当局政府的野蛮镇压交织在一起，构成了浪漫主义时期的英国。在这一时期，官方哲学是理性主义和实用主义，无疑，“想象性的”创作是可以与之相对抗的思想。文学成了一种完整的对抗思想，而“想象”本身也变成了一种政治力量。

十九世纪后期开始，文学渐渐趋向于分析思维和理性探究的反义词，也就是说，文学的“经验”和“感情”特性被强调。文学研究在这个时期有了发展，其学术地位得以形成。维多利亚中期，由于科学发现和社会变化双重因素，宗教开始衰落，无法再像从前那样为这个动荡不安的阶级社会提供使其凝聚在一起的社会“凝合剂”。因为在通过感情和经验发挥作用这一点上，文学和宗教一样。于是，文学这方面的特性被有意强调和凸显。文学被造就成为继宗教之后的另一种思想意识形态，用来完成宗教未能完成的思想控制和思想教育任务。文学的复兴伴随着“道德”一词的历史性转移而发生，它成为了现代的道德思想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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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大力推行帝国主义的时代，文学的“英国”特性得以发展，而这完全是出于一种战争需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面对德国和美国的威胁，加强民族使命感和民族意识成为英国的一种迫切需要。在这一历史时期，英国文学是骑在战时民族主义的背上走向兴盛的。从此，英国文学成为一门新学科进驻诸如剑桥大学这样的高等学府。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文学在研究领域中的学术地位有了大幅度的上升，由一门普通学科变成了最重要的一种，甚至成了整个社会结构中的与人类生活中的许多根本性问题相关的精神要素。这种变化很大程度上是由利维斯夫妇1932年出版的一份名为《细绎》的评论季刊所致。这份季刊一贯坚持以道德问题作为英语研究的核心，并坚持把英语研究与整个社会生活的本质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里，文学再次被视为某种近似宗教之物，不过这次是用以拯救工业资本主义和现代文明的精神危机。面对现代工业资本主义所造成的社会与人的异化，利维斯派用一种“有机社会”予以反抗，并相信那个有机社会的遗风体现在真正的英国文学作品之中，确切的说，体现在这些作品的语言中。因此，文学从某种意义上说，本身就是一个有机社会，一种完整的思想意识。

利维斯派信奉“基础英语”说，这种小资产阶级的沙文主义的观点直接影响了其重新绘制的、那份对文学批评界影响甚巨的英国文学概貌图：弥尔顿和雪莱由于被认为是语言上脱离现实而被排斥在英国文学史之外，而多恩和霍普金斯则因为语言生动具体而占据了中心位置。总之，这绝不仅仅是“文学上”的再评价，其实质是对整个英国文学史的某种语言性理解。

艾略特的文学批评立场的背后是这样一种政治观点，即对中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反对与攻击。在这一基础上，艾略特建立起了一整套非个人化的批评理论，而且是一种强硬的权威主义的态度。即文学作品应该为传统这一文学领域内的非个人秩序而牺牲自己的个性。另外，诗歌的语言必须是感性的、强烈的、强硬的、无情的，目的是触及人类心灵的原始深层的经验。

理查兹的文学批评理论是剑桥英语与美国“新批评”之间的一个主要桥梁。他把文学视为某种近似宗教之物的基本立足点是心理学。理查兹认为，现代科学使人失去了精神上的微妙平衡，而诗歌可以代替衰落的宗教使这一平衡重新得以恢复。诗歌是一种“情绪性”语言，因而诗歌的价值就在于它可以为人类提供某种精神治疗，使内在的价值准则免于崩溃，从而消弭混乱。这实际上是把诗歌当作一种“微妙地调和”现代社会混乱现象的工具，一种可以用来重整社会秩序的自觉的意识形态。

“新批评”的身上打着这一理论的深刻烙印。“新批评”把文学视为一种神物、一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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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宗教，用以逃避工业资本主义的异化。“新批评”坚持诗歌是自足的客体，与一切社会背景、历史背景无关。诗歌的意义是客观公开存在的，与读者的主观感受和诗人的意图无关。这种对作品客观地位的坚持的背后是对诗歌神圣性的坚持——在“新批评”看来，文学是社会问题的解决办法而不是社会问题的一部分。因此，诗歌必须脱离历史残骸，升华到历史之上的神圣空间。在这基础上，“新批评”提倡严格的客观分析方法，并创造出了一些严格的解剖技巧。

“新批评”和在它之前的利维斯派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关系。实际上，它是利维斯派观点的发展并将其推向极端。而利维斯派的出现也并非偶然，它是针对当时在英国大学和学术机构中泛滥一时的主观主义和唯美主义文学批评的有力反拔。利维斯派影响了英美文学评论界整整一代人，如果没有它，“新批评”的产生是很难想象的。

在“新批评”的时代，美国南方已遭受到北方资本主义垄断集团的入侵，正经历着迅速工业化的过程。实际上，“新批评”和利维斯派一样，也是一群失落了根的处于防卫状态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意识，由于工业的入侵感到精神上失去了归宿。在“新批评”看来，科学理性主义正在毁坏古老南方的“美的生活”，人的经验正失去它的感觉特征，而诗歌是可以解决这一切的办法。因为诗歌在本质上是一种内心的活动，它可以使已经异化了的世界恢复原貌，并重新交还给我们。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评论界一般认为英国批评家燕卜荪是“新批评”的代表人物，但是伊格尔顿在缜密分析燕卜荪的观点和“新批评”的理论主张之后，令人信服地指出，纵观燕卜荪的全部批评实践，与其把他看成“新批评”派，不如说他是这一流派主要理论的反对者。因为燕卜荪反对“新批评”把作品同作者与社会截然分开，而强调作品的开放性以及诗歌应该是能够为理解所阐释的普通语言的一种类型。其次，燕卜荪著名的“晦涩”论揭示文学作品所包含的意义是不可穷尽的，同“新批评”认为诗歌是一个严谨的结构，其中相互对立的含义可以在这个封闭的统一体内融合解决的观点相去甚远。另外，燕卜荪认为读者在阅读时不可避免地要将语言的全部社会背景带入作品，并对作品产生种种想法，从而打破了“新批评”强调诗歌中词语的意义严格地受上下文约束的桎梏。由此，伊格尔顿进一步指出，这二者之间的对立为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日后的那场论争埋下了种子。

中文系03级1班

陈瑶 B0301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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