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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而篇第一
1.01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金纲先生云:体认天命,推演天道,内圣外王,公道仁德——孔门功夫。
老谷柳按:学习是根本,朋友是同道,人不知而不愠是内圣的根本功夫。
学习与公道有逻辑关系,那就是学以致公。
章学诚《文史通义·说林》:道,公也;学,私也。君子学以致其道,将尽人以达于天也。人者何?聪明才力,分于形气之私者也。天者何?中正平直,本于自然之公者也。故曰:道公而学私。
孔子学周公,周公监二代,二代本唐虞,唐虞法前。故曰:道之大原出于天。
老谷柳按:学以致公,强于学以致用,更强于学以致仕。
孔子之学属于教化之道。其学习对象即为道,所以载道者有二:一曰先代经典文献,二曰君子之行为德行。
孔子所强调的美德都具有“能动性”和“社会性”。例如“恕”即关乎人际关系的相互性,“忠、信”即关乎到对他人善良的信念。
孔子儒学之理性交往对象,包括庶民大夫以至君王公侯。特别强调学以致用的目的性,往往会造成对形上范畴知识本原结构性省略。(谷柳按:中国文化先天之缺陷,对于形上学的阙如。)
孔学构成中华主流文化的逻辑元点,这大概也是孔仲尼个人最大的文化成就。在世界范围内,能够成为做成主流文化形态,且居于这种文化逻辑元点的人物寥若晨星。
或问仁与公之别,朱熹答曰:仁在内,公在外。唯仁然后能公。仁是本有之理,公是克己功夫极至处;唯仁然后能公,理甚分明。
仁即仁德,属于伦理范畴,但又通往政治与公道,讨论仁,往往就是讨论公道、讨论政治;或者说,仁指向公道或政治。
知者利仁。仁是道德理性。智是认识理性,又是心性之源。求仁须智,得智须学。
1.02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老谷柳按:我以为这段讲的是人之敬畏伦理的层次性,在核心层面(孝悌仁爱)上做到了,在延展层面(忠君爱国)必能做到。
按:有子即有若,在论语中出现凡四次,但句句是真理,流传极为广泛和久远。例如:礼之用,和为贵。百姓
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春秋战事395起,孔子一生73年,经历大小战事110起,多由家族间的犯上作乱而起,直接威胁到共同体间的安居生涯,所以批评犯上作乱,就是对执政的清议,乃是儒学教化的题中之义。
梁启超断定:儒家始于古代的史官。
孔子之学将一整套伦理学说奠定在家庭和睦上,实在是了不起的文化创造。
英国思想家道金斯在其名著《自私的基因》中写道:人类的独特之处,主要归结为一个词:文化。
《荀子·法行》引曾子曰:无内人之疏而外人之亲,无身不善而怨人,无刑已至而呼天。内人之疏而外人之亲,不亦反乎?身不善而怨人,不亦远乎?刑已至而呼天,不亦晚乎?《诗》曰:涓涓流水,不壅不塞。毂已破碎,乃大其辐。事已败矣,乃重大息。其云益乎?
《郭店竹简·六徳》: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 《孝经·圣治章第九》: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不敬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
宋邵博托名苏洵作《辨奸论》云: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
刘基《郁离子》云:不情之事,大人不为。 《庄子·逍遥游》:大有径庭,不近人情焉。
常识是最珍贵的人类认识。日用伦常,即道之所在,背之不祥。
1.03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
译文:花言巧语、假装和善的人,很少有求仁之心。 老谷柳按:去掉伪饰的功夫。诚的功夫就是去掉伪饰。 宋学者杨时《二程粹言》云:苟以修饰言语为心,是伪而已。
《老子》: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孔子云:辞达而已矣。
苏子由《论语拾遗》云:巧言令色,世之所悦也;刚毅木讷,世之所恶也。仁者直道而行,无求于人,何巧言令色之有?彼为是者,将以济其不仁尔。故曰;巧言令色鲜矣仁;又曰:刚毅木讷近仁。
求仁的过程源于天道的正当性和圣洁感。 程子曰: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则知仁矣。
程朱理学:巧言令色绝无仁,与鲜矣仁:过激派与中庸之道的区别。
朱子曰:巧言令色,心皆逐物于外,大体是无仁了。纵有些个仁,亦成什么!所以程子以巧言令色为非仁。
1.04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笺注:尽心为忠。传,注疏解释为传,即所接受的文化知识。也可以理解为:对于已经学到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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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是大人之学、君子之学。 小人:微贱之人或无德之人。
1.05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儒学介入政治的特点之一:大而化之。
知识分子自命为理性、正义和真理的忠实捍卫者。美国社会学家刘易斯·科塞认为: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是17世纪近代社会的产物。以更高层次的普遍真理批评当下的真理,提出质疑。
老谷柳按:古代儒士不可例比现代西方公认的知识分子,这是两种不同质的群体,有着不同规定的文化使命,前者是规劝和讽喻,后者是抗衡和抨击。(目前也在逐渐儒雅起来)
1.06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馀力,则以学文。
译文:弟子们在家孝顺父母,出门则尊敬师长,做事要谨慎诚信,广施爱心,亲近仁人志士,如此躬行实践之后还有余力,再去学习文化。
老谷柳按:我常说,伪善也是善,总比屠夫要好一点,在既定的等级秩序下,倡导爱是合乎共同生存利益的。据说英国贵族子弟接受的教育内容之一,就是尊重仆人。
金纲说:等级是既定的事实,是可以维护、可以改进、可以分析、可以理性批判的传统对象;爱,则是在秩序之上的情怀,而那些以破坏秩序为鹄的的虚假之爱,才是值得怀疑的。爱是一个绝大的命题。
在古老的中国,爱有差等,亲亲序列,故泛爱众,渐为后儒所隐匿。
如何将泛爱众的大爱观念加以深化,将其上升为一种公共道德,一种社会理念,一种主体间性的情境交流背景,一种具有形而上价值意义的人文精神,还缺乏更多的诠释。
为己之学,是儒学中反复致意的重要理念,是自我完善之学;与之相对的则是为人之学,乃是装大门面、做大炫耀的学问,为真儒所不取。
老谷柳按:自我完善,自生始,自行修,夕死终,乃是人生全过程的自我教育和完善。我不同意伊川先生的论说,当然也怀疑“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说千道万,人还是要有“文”去谋生的,而且只是自我修养,如何能与社会发生广泛的交换关系。用马列主义理论:人是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改造主观世界的。自我完善只是个理想化的标准,人不可能只“谋德”不“谋生”的。
1.07 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
笺注:易色,不由自主地、自然而然地出现尊重敬仰的笑容。
译文 子夏说:尊重贤德之人,表现出发自内心的诚敬;
侍奉父母能够尽心尽力;服务国君能够奉献出自己的性命;与朋友交往言而有信——这样的人,即使没有学习过孔夫子教授过的诗书礼乐,我也一定认为他已经学习过了。
子夏,即卜商,字子夏。学而优则仕,就是他的最著名的观点。
习与学比较,习是更重要的儒学修炼。
朱熹: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语类》 《尚书·说命》:知之非艰,行之惟艰。 程颐:君子之学,贵乎行。行则明,明则有功。 金纲云:贤贤易色,这是人性本善的体现。小人则不然,小人多有犬儒倾向、末世的心态,愤世嫉俗,玩世不恭,对于贤德之人往往采用嘲弄、侮狎的态度,他们不可能贤贤而易色的。
《老子·第四十一章》云: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大笑不足以为道。不为下士所笑,不足以名为道。
《老子·河上公注》云:上士闻道,自勤苦竭力而行之。中士闻道,治身以长存,治国以太平,欣然而存之;退见财色荣誉,惑于情欲,而复亡之也。下士贪狠多欲,见道柔弱,谓之恐惧,见道质朴,谓之鄙陋,故大笑之。
老谷柳按:人文科学说到底应该是人性修炼的科学,教育之首要任务是教会人学习做人,而作人的第一要务就是“贤贤易色”。如今的互联网上,乃地痞、文痞、商痞、艺痞之天下,人性陵替至此,何谈儒学;自我思之,亦无不痞之嫌,尊贤不及,容痞不足,今而后当痛改之。
1.08 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已者。过则勿惮改。
译文:君子不自重就不会有威严;君子经常学习就不会固执;君子主张忠信为本,君子不要结交不如自己的人(或译作不结交与自己不相类的人);有了错误不要怕改正。
按:本章后半“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在《论语》中两见,另见于《子罕》篇。
这里说“君子不重则不威”;《述而》篇也说:“子温而厉,威而不猛”;《尧曰》篇也说:“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似乎说孔子是一个特别严肃的人。但《阳货》篇又说孔子“莞尔而笑”;《论语》中还记载孔子多次与弟子开玩笑。这里记载的矛盾可以理解为:孔子该严肃的时候严肃;该轻松的时候轻松。
理解孔子不能“单向度”;因为孔子本来就不是单向度的人。但威仪的确是重要的。培根曾对此有一个意见,他说:“一个人若有好的仪容,那是于他的名声大有裨益的,并且,正如女王伊萨伯拉所说:那就‘好像一封永久的荐书一样。’”(《培根论说文集》)这是从实用角度发表的意见,但是中肯。《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记录卫侯赴楚,看到楚国的令尹围穿着神态有异,不是人君,却表现出人君的样子。卫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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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随行大臣北宫文子一番话,讨论了威仪的功能,这是文献中关于士君子威仪的重要资料,值得参阅。
卫侯在楚,北宫文于见令尹国之威仪,言于卫侯曰:“令尹似君矣,将有他志。虽获其志,不能终也。诗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终之实难,令尹其将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对曰:“诗云:敬慎威仪,惟民之则。令尹无威仪,民无则(仿效)焉。民所不则,以在民上,不可以终。”公曰:“善哉!何谓威仪?”对曰:“有威而可畏谓之威,有仪而可象谓之仪。君有君之威仅,其臣畏而爱之,则而象之,故能有其国家,令闻长世。臣有臣之威仪,其下畏而爱之,故能守其官职,保族宜家。顺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卫诗曰:威仅棣棣,不可选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内外、大小皆有威仪也。周诗曰:朋友攸摄,摄以威仪。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训以威仪也。周书数文王之德,曰:大国畏其力,小国怀其德。言畏而爱之也。诗云:不识不知,顺帝之则。言则而象之也。纣囚文王七年,诸侯皆从之囚,纣于是乎惧而归之,可谓爱之。文王伐崇,再驾而降为臣,蛮夷帅服,可谓畏之。文王之功,天下诵而歌舞之,可谓则之。文王之行,至今为法,可谓象之。有威仪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爱,进退可度,周旋可则,容止可观,作事可法,德行可象,声气可乐;动作有文,言语有章,以临其下,谓之有威仪也。”
“毋友不如己者”,从字面看,构成了一个悖论:如果友朋二人均做此类想,世上当无朋友可言。《宋元学案》卷一《安定学案》引胡瑗的说法:“友者辅仁之任,不可以非其人。故仲尼尝曰:‘吾死,商也日进,赐也日退。’商好与胜己者处,赐好与不如己者处也”,可以参酌。
一个一无是处的小人是无法与君子有效交往的。 1.09 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
译文:曾子说,居丧守礼,虔诚的祭祀远祖,社会风气就会归于淳厚纯朴。(老谷柳直译:曾子说,慎重地对待父母的终了,追思祭祀遥远的祖先,如此,百姓的德行就会慢慢归于淳朴厚道。)
老谷柳按:中国无神祗崇拜,有的只是对祖宗祭祀,追念祖先,这是中国始终不能宗教化的基本原因。而祖宗崇拜随着家族的逐步衰落,其仪式仪轨也渐次零落,不成体统,故中国绝无再复宗教之可能。
“祀与戎”是古人的两件大事,“慎终、追远”与“祀”相关,而“祀”,就是“礼”,是庙堂之礼。所以曾子在此特意申明它的意义,以示教化与重视。
不可将儒学推演为儒教,意见大略可以分析如下—— 1 儒教的这个宗教的教主就是孔子。但孔子显然不是神;他有父母子女;有常人有的弱点,会哭会笑,有喜怒哀乐;对天和“天命”有敬畏;做着人间的努力,奔波于列国之间;凡此种种,都是人的品性,而不是神的品性。尽管孔
子得到了从官方到民间的广泛供奉;但他的正式身份可以是圣人,是先知,但不是神。教主不是神,儒学也便不可能是宗教。“儒教”因此是存在严重悖论的。这个悖论在“儒教”之内无法自圆其说。唐君毅说:道成肉身,这里是说孔子其道乃“仁义之道”,非上帝之道;最后所成,也是“人格世界”而非“神格世界”。
2 刘彻和董仲舒联手将儒教改造为“政教合一”之“宗教”,然而这个宗教,具有国家意识形态的性质;是政治—伦理性质的,而不是宗教性质的。
3 隋唐之后,“儒释道”三教合一。儒学不存在“被供奉”的条件和可能。
4 宋代之后,儒教开始社会化,宗法家族成为儒教“社团”;在这个“社团”中,盛行等级秩序和禁欲主义;家族中的乡绅成为“社团”领袖,具有主教的地位,可以实行裁判权。然而“儒教”是道德审判,而不是宗教审判。
5 “天地君亲师”是儒教秩序中的核心;维护他们的荣誉与利益,成为以家族为基本单位的儒教宗教生活中的日常功课。“天”是神授者,是儒教合法性的“形而上”理论依据,是君权合法性的先验来源。“地”是儒教土地崇拜的对象。“君”是儒教政治效忠的对象。“亲”是儒教赖以传播思想的“社团”,也即宗法制度的核心,是维护社会稳定、施行道德治国的基本教化。“师”是诠释儒教经典的神甫类型的教职人员。这些都是表面上可以附会的东西,并不是宗教。 6 《四书》、《五经》是儒教最重要的经典。其功能似乎相当于基督教《圣经》中的《新约》。《四书》、《五经》没有宗教性质的本体论话语;没有神性的启示言说;《四书》、《五经》是人的话语纪录,不是神的箴言启示。
7 祭天、祭地、祭孔、祭祖、朝拜是儒教的基本仪式。所有祭祀仪式都是传统祭祖仪式的改装。这些仪式所透视的义理是“庄敬”;宗教仪式所透视的义理是“信仰”。此外,祭祀祖先而不研索死后的归宿,这就与宗教有着明显的区别。
8 孔庙与祠堂是“宗教”性质的祭祀场所。实质意义的宗教场所不仅仅是祭祀,还有各种与神对话(祷告)的功能。孔庙和祠堂没有这个功能。在这些特色中,最具宗教性质的是祭祀。中国传统从远古始,就重视祭祀活动,这在有关禹夏的文献记录中,有关殷商的甲骨记录中,都可以看到端倪。周礼继承了夏商传统,成为儒学最重要的依归。祭祀,是庙堂之礼。礼之用甚大,其大,甚至在“戎”(军国大事)之上。礼之用,提供的是统治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在祭天祭祖的祭祀活动运作中,维系着礼的大用。礼,在天之下、地之上,演绎为一种儒教文明。不管你对这个文明有什么看法,它在中国本土赓续播扬百世达三千年之久,成为生命力最顽强的文化形态。准此,可以知道:似乎存在一个宗教性质的“儒教”,但却不是实质意义的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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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是少数人的事业,不是大众事业。这个意见还不为更多人所熟知。
儒学是人学,不是神学;不能成为信仰的对象。看看《论语》就知道,孔子不是神。教主不是神,学说也不可能是神学。《论语》不是《圣经》。孔儒关心的对象不是彼岸,而是此岸。将儒学改造为儒教的努力是荒谬的。
1.10 子禽问于子贡曰: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
笺注:子禽,陈亢。子贡,端木赐,孔子最得意的学生之一。其诸,大概,即使之类的语气词。
译文:子禽问子贡:孔夫子到一个国家,就能了解到该国的政事,是求来的,还是人家自愿告诉他的呢?子贡说:我老师凭着温和、善良、恭敬、节制、谦让的品德得来的。即使我老师主动去打听,那与一般人的打听在方法上大概也不一样吧?
子贡为孔子庐墓六年,善辩精明。
按《吕氏春秋》的说法,孔子大约周游了八十余国(但事实没有这么多,应该是几个诸侯国)。这是儒学干政的典型例证。但是按照经验事实(而不是理论事实)考察,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历史上从来没有实现过纯粹性质的儒家立国。真正指导帝制立国的是历代法家。但这并不说明法家比儒家更重要。相反,儒家以及儒家倡导的学说不仅是中国传统伦理也是中国传统政治的“核心力量”。儒学是传统最真实最光明的意识形态。在没有更有效的意识形态替代儒学之前,儒学是圣贤、大人、君子最重要的精神、思想和道德资源。而法家学说则更多体现为一种圣贤、大人、君子羞于言说的政术,一种成王败寇的实用哲学,一种马基雅维利式的黑色智能,一种暗中运行的权谋。孔门儒学在其最初阶段,有较为积极的入世情怀。早期儒学的政治活动具有理想实验性质。后来的横渠四句虽然口气很大,多属于空想高论、堂皇情绪,但却体现了儒学至大至刚、瞩目于尽善尽美的一面。儒学理念在转入政治理念,特别是政治管理理念时,它的大而无当,它的幼稚性、荒谬性,是显而易见的。但这并不影响它的庄重性、理想性、光明性。法家学说在政治管理的前台,却无比黑暗;儒家学说在政治管理的后台,却无比光明。现代政治道德,更多可资借鉴而用于创造性转化的传统资源,仍是儒家学说,而非法家学说。
郑汝谐《论语意原》卷一:“诸侯??乍见圣人盛德之容,其谁不欲与之谋其政平?惟其道大莫能容,是以始虽谋之,终必弃之。当夫子皇皇于七十二国,岂可谓无所求也哉?然夫子之求,非众人之求也,求行吾道以泽天下耳。” 《荀于·不苟》:君子宽而不慢,廉而不刿(gui割伤引申为刻薄),辩而不争,察而不激,寡立而不胜,竖强而不暴,柔从而不流,恭敬谨慎而容。夫是之谓至文。《诗》曰:温温
恭人,惟德之基。此之谓矣。
这是说:君子宽宏而不傲慢,廉洁而不苛薄,善辩而不争吵,明察而不激进,特立独行而不盛气凌人,坚强而不暴虐,宽柔和顺而不随波逐流,恭敬谨慎但待人宽容。这就是最文雅的了。《诗》云:温良谦恭的人们,是以道德为根基。说的就是这种人了。此说可以概见孔子儒学之谦抑。广大而又谦抑,与温、良、恭、俭、让就有了关联。
孔子儒学,是太极柔术,练的是内功;它从不咄咄逼人。所以,孔子儒学不是暴民造反的思想,也不是暴君统治的思想,而是君子内修的思想。但这个内修是指向天子以至于庶民的。当它指向庶民的时候,暴民往往不快,以为是对造反事业的一种限制;当它指向天子的时候,暴君往往不快,以为是对统治事业的一种限制。孔子儒学就是要对暴民的陵轹秩序说不,对暴君的残虐天下说不。孔子儒学的中道思想,在政治思想论域也是实践着的。
孔子不属于哪一个“阶级”,他属于民族共同体。孔子关注的是民族共同体间的共同问题。用赫伯特·芬格莱特的说法就是:无庸置疑,孔子的主要成就之一,就是以一种在中国前无古人的方式发现并教导我们:人的存在有一种精神—道德的维度。”(《孔子:即凡而圣》第三章《人格的所在》)
1.11 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译文:孔子说:父亲在世时考察其志向,父亲死后考察其行为,如果三年内不改变父亲在世时留下的规矩习惯,可以算是孝了。
金纲云:宗法社会中,家族生活经验是一种生存智能,率意更改经验方向是存在风险的。这可能就是“三年无改父之道”的经验论背景。
中道理念:朱喜云,如其道,虽终身无改可也;如非其道,三年无改,孝子之心有所不忍也。《四书集注》
1.12 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译文:有子说,礼法的运用,以中和为贵。先代圣王的执政之道,以此说(礼之用和为贵)为美,小事大事都经由中和之道而行之。但是也有所不可行的地方:为了中和而中和,却不以礼来加以制约,这也是不可行的。
金纲云:两个概念,体用关系和中道思想。礼为体,和为用。和含:中和、中道、中庸,为体之用;无本则无用之具,无用不足以彰体。
礼是制度、管理、生活伦常层面的东西;和是精神、观念、哲学层面的东西。由制度来节制精神,透露出儒学功能不是纯粹知识性质的,而是实践功用性的。
情境化乃是儒学的一大特点:礼与仁,仁为本,礼为用。
1.13 有子曰:信近於义,言可复也。恭近於礼,远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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