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藤湖南

“唐宋变革论”公认是由日本学者内藤湖南首先提出的。內藤湖南

（1866—1934）是日本东洋史的研究上具有绝对重要地位的人物。他是日本“支那学”的开山祖、东洋史学创始人之一。[6] 1910年，内藤湖南在日本《历史与地理》杂志上发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一文。首先提出所谓“中国中世和近世的大转变出现在唐宋之际”这样一个观点。[7]对内藤湖南这一观点的介绍国内外学者已经很多了。[8]概括说来，他提出的看法包括主要几点。 首先，从总体上看，内藤认为：“唐和宋在文化的性质上有显著差异：唐代是中世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其间包含了唐末至五代一段过渡期。”进而内藤论述了他所谓的中世和近世的文化状态的不同。用最概括的语言讲，在政治层面，这种变革在于贵族政治的式微和君主独裁的出现。在经济层面，宋代货币经济比唐代大大繁盛。在学术文艺层面，首先，唐宋变革表现为经学由唐代前期的注重家法和师法、倡导古说、著述以义疏为主，经过唐中叶，开始有人怀疑旧有义疏、欲立一家之言，一直到宋代转变为到宋代用本身的见解去重新解释经学；其次，在文学方面，从文章到诗歌的形式都变得自由，文学由贵族产物转变为属于平民。在音乐层面，音乐也由属于贵族的以乐为主发展为迎合平民趣味的以舞为主(内藤湖南的这一论断，是基于他的一整套的对中国古代史的分期的思考而提出的。同时，内藤唐宋变革论中的“宋代近世说”也成为他的中国史时代区分学说的核心。在内藤的分期理论中，所谓第一期（上古期）：“从开天辟地至后汉中叶”。第二期（中世期）：“五胡十六国至唐中叶”。第三期（近世前期）：“宋元时代”。第四期（近世后期）：“明清时代”。而在各个期中还有所谓过渡期参见内藤湖南的《支那上古史》，《内藤湖南全集》第11卷，关于观点最具代表意义的介绍与批评，可参见宇都宫清吉《东洋中世史的领域》，《东光》2号（1947年5月），中文译文见于《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一册），其他的如：韩国学者金学主的《中国文学史上的“古代”与“近代”》，《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他整个的唐宋变革观念中，居于核心位置的是第一方面，也就是在内藤湖南看来的唐宋之际中国社会的政治形态由贵族政治向君主独裁政治的变革。而其他三个层面的变化则是基于此变革而产生的副产品。在内藤所构造的这种转变的框架中，有三个讨论元素是他着力强调的，即：君主，贵族，平民（人民、庶民）。此三者间的关系变动演生出了内藤理论的基本内容。详细可参见下表的说明。 君主 贵族 人民 中世（贵族政治时代） 贵族政治机制的一环或贵族阶级的共有物 由地方有名望的家族长期自然相续，产生世家。名族占据优越的政治地位。政治属全体贵族专有 在贵族眼中视若奴隶，有如拥有君主的贵族团体的佃农 近世（君主独裁政治） 不再是贵族团体的私有物 直接面对臣民，带不是臣民全体的代表，本身成为绝对权力的代表。 贵族失势没落 和君主直接面对，财产私有权的意义更加明确 在内藤湖南看来，这一变动在政治上的表现主要有两点，即官吏该为选举以及朋党产生变化。朋党的变化主要是由唐代以贵族为主的朋党争斗变成了宋代的朋党争斗主要表现为政治上的不同主义的争斗。 由以上的的总结归纳可以看出，内藤湖南从中国唐宋时代历史中选取了贵族，人民以及君主这样带有社会阶层意义的元素进行分析。并将其作为他的全部框架的核心元素。这构成了内藤唐宋变革论的基本分析模式。从总体上看，内藤对于中国唐宋转型的研究是在借鉴一系列欧洲历史研究的成果。比如，

对于欧洲封建制瓦解，一种最为常规的看法就是封建制的瓦解实际是十四、十五世纪间发生的君主开始真正控制国家，贵族与教会逐步丧失行政权力，人民也开始向臣民转化的过程。与此相适应的历史特征包括比如新型君主制的产生，世俗文化的兴起等[关于以上欧洲封建社会瓦解过程的研究国内外学者已经做过很多工作。无法一一列举成果。简明很概括的介绍可参见朱孝远的《近代欧洲的兴起》一书。第2、4、6、8章的相关内容可以和内藤的观点相参照。另外，内藤湖南在他的理论中强调中国的唐宋之际转变的结果是君主独裁权力的加强。有的学者比如Peter Bol认为这种强调是作为唐宋变革论的核心的，目的是为了论证所谓的“中国停滞论”。大多数中国学者认同这一点，进一步认为内藤学说为日本正在兴起的军国主义服务。（参见张其凡前揭文，以及李华瑞的《关于唐宋变革论的两点思考》，2002年浙江大学唐宋时代的变革（）学术讨论会提交论文）有的日本学者也持此观点。（参见沟口雄三《日本人为何研究中国》，《新史学》第1卷第2期。以及他的《方法とっての中国》（东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这实际是将内藤理论本身和其产生后产生的影响混淆起来。我个人认为，与其说内藤将独裁增长做为其学说核心，倒不如说是他在比较贵族政治与君主独裁政治并力图说明其转变过程。对于宋代后明清的所谓独裁制的增长问题他也是附带来论述的。因此内藤的唐宋变革学说中反映的实际上是他的“把中国作为中国来理解”的中国学的反映。有关中国停滞论的问题，从战前整个国外汉学界的情况来看，中国停滞论确实是一种占据了主流的理论。在当时国际汉学的中心欧洲，这种理论被广泛接受（参见桑兵《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页），但从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理论本身分析来看，其中并不明显包含有肯定或者明显强调中国停滞论的内容。上文已经论述，内藤湖南唐宋变革学说的比照对象实际是欧洲。也可以说，内藤是在用欧洲历史的框架来比对中国的历史。但他在强调中国出现的长时间的君主独裁制时，实际也暗示了中国历史发展的独特性。当然他可能不一定认为这种独特性有利中国的进步。相关观点还可参见钱婉约的《内藤湖南及其内藤史学》（《日本学刊》1999年第3期）]。他的分析在这一大的思路对照下展开，同时又不时的将他所理解的唐宋转型比附于这一进程。 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具有开端的意义。而一种学说如果要发展成为一个成熟的理论框架，则还需要其他学者继之而起的构建与发挥。这种构建与发挥可能是沿着原创者的本意前进的，也可能是分化或背离了原创造者的本来意图。这实际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战后，继续承袭其基本观点的学者包括稻页君山、小林竹夫、宫崎市定等京都大学学者。而他们中对唐宋变革论的第一位具有重要影响意义的丰富与再造者就是日本学者宫崎市定。 宫崎市定所发表的长文《东洋的近世》[9]可以看成这种丰富和再造的最为重要的文献。该文结构为绪论部分：东洋近世史的意义；第一部分：世界和东洋交通的概观；第二部分：中国近世的社会经济；第三部分：中国近世的政治；第四部分：东洋近世的国民主义（Nationalism）；第五部分近世的文化；第六部分：东洋的近世和西洋的近世。从标题可以看出，宫崎市定在承继了宫崎市定(内藤湖南)讨论范围（经济，文化，政治）的基础上，又增添了若干新的讨论。其中重要的包括第一部分的有关世界和东洋交通的探讨，以及第四部分的东洋近世国民主义的研究。此外，他还专门着重的探讨了东洋近世史的意义问题，并

明确了比较东洋近世与西洋近世。 通过对《东洋的近世》的详细阅读我们可以发现，宫崎市定在描述唐宋之际的变革过程中继承了内藤湖南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中的所采用的分析框架。他继续采用内藤理论最基本的有关唐宋变革在政治上是由贵族政治向君主独裁政治的转变这一论点。以及在由此论点演生出来的有关官吏的选举问题，党争问题，经济繁盛问题，学术文化问题（经学转变问题，文学转变问题，艺术转变的问题）等诸方面的变革。这些变革的观点宫崎市定都给予肯定并进行了更为详细的描述。 上文已经说过，在内藤湖南最初提出的唐宋变革观中，含有用中国近世的特点比附西方近世的意味。尽管内藤在论述中并没有说出这一暗含假设更没有加以强调，但一般读者都可以通过常识发现这一问题。而这一倾向则成为笼罩宫崎框架的一个最基本的思路。宫崎在50年代初的对于东洋近世的研究中所着力凸现的也正是要论证东洋近世与西洋近世是有共同特征和发展脉络的。他明确的表示要将欧洲近代的“普遍意义”应用与对东洋历史的研究。 把宋代以后作为东洋的近世、以前作为中世的分期法，似乎没有听到谁的异议。不过，对近世之名实在难以表示赞成的意见则听过不少。然而这个意见的出发点，似乎是只理解欧洲近世的特殊的意形，而丝毫未考虑欧洲近代具有的普遍意义。 从这里可以看出，宫崎市定本文的基本指导思想是在探讨东洋近世于西洋近世中可以对照的地方。也就是在对内藤所划定的西方近世的模式中来寻求东洋近世研究的空间。正是基于这种思路，宫崎在接下去的对政治等问题的讨论中，一般都要先详细说明西洋近世史中发生的情况，然后对照此情况来说明在东洋近世中同样有此情况的发生。尽管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他也承认东西存在着一些差异——比如中世的割据，欧洲的形态是封建制度，而中国的形态是豪强贵族的地方自治——但总体上看他还是着力的强调了东洋近世与西洋近世的相似特征。对这种近世，宫崎认为可以说明西方文明的普遍性。但宫崎强调这种普遍性的目的绝对不是要说明西洋的近世文明优于东洋的近世文明，宫崎宣称：“在我们猝然否定比西洋更早开始的东洋近世前，请试站在马可孛罗的位置看一看元代；或化身为利玛窦，观察一下明代的社会。”这实际上是将东洋的近世放在一个高于西洋近世的位置上来观察的。宫崎认为如果以种种西洋近世的特点分析，东洋近世的开始应当是在十、十一世纪，也就是宋代。而欧洲的近世则大概是在十三、十四世纪才开始的。因此，宫崎认为“我们不能否定东洋在一段时期中的先进性和领导性”。这实际上是在强调东洋近世之优越。在此基础上，宫崎市定强调了东西方历史的发展不是平行的，而是互相影响的。宫崎市定认为东洋的文艺复兴等早于西洋，因而他强调了东洋对西洋的影响（比如在绘画领域）。他甚至认为即使是只在西方发生而没在东方发生的工业革命和以法国为中心的大革命，其原因中也含有东方的重要影响。正是因为他要强调这种东方对西方的影响，所以在本文的正文第一部分他就详细就世界和东洋的交通情况做一论述。这也构成了他后面要说的东方影响论的基础。上面说的，是宫崎对内藤湖南学说极大的发挥的地方。他不仅论证了宋代及其后代作为东洋近世的情形，而且更将这种研究基于了一种与西方进行比较的视野中加以凸现。 我们还要关注宫崎对内藤理论的另一个新的强调。在内藤看来，宋代开始的君主独裁制度“在宋以后逐步发达，到了明清时期，独裁政治的形式变得完备”。而宫崎对君主独裁制度的讨论则有了新的视角。一方面，宫崎继承了内藤对于宋后君

主独裁制发展的理论，并从政治体制上做了更为详细的说明；而另一方面，站在以东方观察西方的角度，他更强调了这种君主独裁是东西方所共有的特征：“如果说这种东洋的独裁政治并非近代的话，则法国十八世纪的绝对王政时代亦该从近世史中排除。中国社会由宋代至明清，一直停留在有如欧洲的旧体制（ancient regime）阶段。”尽管宫崎也说了中国停留在欧洲的旧体制阶段，但这种强调所暗含的意味是东西方都经历了这一阶段，因此，否认了将此阶段做为中国特有阶段的看法。同时，宫崎对明清比内藤做了更为详细的论述。在他的论述中，并没有说所谓的中国停滞问题，相反，却更多的在凸显明清在以宋代为开端的近世历史上的变化意义[10] 通过对内藤与宫崎唐宋变革学说的详细探讨，我们可以发现尽管宫崎对内藤的学说做了许多的发挥，但是两者在构造他们的唐宋变革论的时候所运用的讨论模式是一致的。这种模式的表现是：首先，他们在对唐宋政治变革的描述中将视点集中于君主、贵族、平民这三个抽象元素中。通过对此三者关系的研究构造出唐宋之际的所谓由贵族政治向君主独裁政治转变这样一副图景。而后来六七十年代的日本学者的大量讨论，也正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上，并不断的对这一框架做出充实或者给予反驳与修正。比如在平民的基础上扩展出了自由民（公民）问题，并充实了对于奴隶问题的探讨，对贵族也给予了更为充分的研究，涉及到庄园，地主等问题。而对君主的讨论也开始扩大到了国家问题。这些扩展都是内藤与宫崎框架的内部延伸。而即便是反对的学者，也并没有摆脱内藤和宫崎所设定的基本话语平台。[11]第二，内藤与宫崎的唐宋变革论的研究对象是整体的中国。而非中国下的各个地域。他们的研究一谈便是中国君主，或者中国的贵族等等。这实际说出了内藤框架的一个基本的前提假定，即中国是作为一个整体来看的。其内部的各地域间与整体具有同样的特征，基本是“铁板一块”。因此在内藤和宫崎的讨论中很少看到对中国不同地域间发展差异的研究。这一问题在宫崎后的学者中得到了一些程度上的纠正。一些后来学者如柳田节子等也开始关注在宋代不同地域间在发展程度上具有的差异。提出所谓荆、湖南北路四川是“后进地带”的问题。[12]但这与我们下面要提到的美国学者的研究具有本质不同。 我们需要看到的是，内藤与宫崎的唐宋变革论研究的一个重要的目的是要参照西方的历史来探讨东方中国的历史。这种目的论在于它“假定文明能够，而且应当朝向?现代性?自然的成熟”[13]。而这种建立在中西比较上的目的论假设也成为以内藤湖南和宫崎市定为代表的唐宋变革论模式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