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方言及研究

进行交流，甚至可以用蜀语进行教学。“依宽为弟子恒近千人”，显然这些人又不全系蜀人，而是当地人为主。（3）葛洪《抱朴子》又说“宽弟子转相教授，布满江表”，这里没有说明有多少人，但是我们可以知道，李宽的再传弟子亦应多为吴人。吴语和蜀语有接触、融合的关系，所以中上古时期吴人把笔叫“不律”，蜀人把笔叫“不律”，只是时代有所不同罢了。（4）除表明了当时蜀语和吴语的区别外，在中国传

世文献中，第一次提出了“蜀语”这个地域方言的概念。

以郭璞（276－324）四注（《尔雅注》、《方言注》、《山海经注》、《穆天子传注》）为代表，这一时期的一些传注记录了不少方言词语。据华学诚统计，见于以上四注的方言词有264条。xx[xx]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郭注《方言》，他把晋代常用方言词与杨雄所记方言词做比较，是一部两个朝代方言俱载之书。故王国维针对此书说：“景纯注《方言》时，全以晋时方言为根据，故于子云书时有补正。读子云书可知汉时方言，读景纯注并可知晋时方言。张伯松谓《方言》为‘县之日月不刊之书'，景纯之注亦略近之矣。”“景纯注《方言》，全以晋时方言为本，晋时方言，较子云时固已有变迁，故注中往往广子云之说，其例有广地，有广言。就广地言之，有子云时一方之言，至晋时为通语者”，“又汉时此方之语，晋时或见于彼方”，这是广地的二例；广语亦有二例，“今虽与古语同，而其义广狭迥异，或与之相涉”；除了“语

同而义稍异”外，又有“义同而语异者”。xxi[xxi]

陆法言《切韵》中记录的方言词刘红花（2003）作了研究，认为由《切韵》而成的《广韵》所载43条方言词可以在今本杨雄《方言》或郭璞《方言注》、《尔雅注》及它书中找到，其余24条在今本杨雄《方言》查不到，他们可能出自十六国时期刘昞著的《方言》及后来王浩著的《方言》，可惜二本《方言》均佚；也可能系指与当时通语相对的方言、俗语。而能够找到的43条，应该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保留在人们的

交际语言中。xxii[xxii]

顾野王(519～581年)的字书《玉篇》也搜集了不少的方言词，据田膂（2009）研究，是书共载76条。这些方言词与先秦两汉时期相较，有的方言词的使用区域发展到现代已经有所变化。有的方言词使用区域扩大，有的方言词使用区域转移，有的方言词使用区域缩小乃至消失了。当然，也有的方言词使用区域依

然保持不变xxiii[xxiii]。

除了对方言现象的记录描写外，这一时期还对方言现象有了初步的理论总结。陆法言《切韵序》谈到

当时方言的不同，包括：

（1）方言之间声调的不同：“以古今声调既自有别，诸家取舍亦复不同，吴楚则时伤轻浅，燕赵则多

涉重浊，秦陇则去声为入，梁益则平声似去。”

（2）方言之间韵部的不同：“支脂、鱼虞共为一韵，先仙、尤侯俱论是切。”

（3）在不同的语境中应该有不同的正音标准：“欲广文路，自可清浊皆通；若赏知音，即须轻重有异。”

（4）指出此前韵书的方言特色：“吕静《韵集》、夏侯咏《韵略》、阳休之《韵略》、周思言《音韵》、

李季节《音谱》、杜台卿《韵略》等，各有乖互，江东取韵，与河北复殊。”

（5）提出《切韵》的编撰指导思想和处理方言分歧的原则：“因论南北是非，古今通塞，欲捃选精切，除削疏缓，萧、颜多所决定。” 陈寅恪指出：“陆法言自述其书之成，乃用开皇初年刘臻等八人论难之纪录为准则，以抉择诸家音韵古今字书之是非而写定，是此书之语音系统，并非当时某一地行用之方言可知。”

另则，五位北方籍与会学者“出生成长之地，俱在东方，宜非操用长安之方言者也。”xxiv[xxiv] （6）叙述成书的过程：“魏著作谓法言曰：‘向来问难，疑处悉尽，何为不随手记之？我辈数人，定则定矣。’法言即烛下握笔，略记纲纪。后博问英辩，殆得精华。”“ 遂取诸家音韵、古今字书，以前所

记者，定为《切韵》五卷。”

（7）论及教学实践贯彻正音标准：“今返初服，私训诸弟子，凡有文藻，即须明声韵。” 陆德明(约550-630)《经典释文序》亦谈到这一时期的方言分歧：“夫书音之作，作者多矣。前儒撰著；光乎篇籍，其来既久，诚无间然??楚夏声异，南北语殊，是非信其所闻，轻重因其所习，后学钻仰，罕

闻指要。夫筌蹄所寄，惟在文言，差若毫厘，谬便千里。” xxv[xxv]

颜之推（531—595）是魏晋南北朝方言学理论的标志性人物，他的《颜氏家训·音辞》是研究这段时期方言的理论总纲。对这篇文章和他关于方言其他论述的解读，可以看出颜氏方言学思想全面而系统，已涵盖了今天方言学的主要内容，即使今天的方言学理论，也还没有完全超越他所界定的范围。这表明魏晋南北朝时期方言学理论体系已经完全成熟。如果说，扬雄《方言》是先秦到西汉时期汉语方言调查的集大成者，则也可以这样说，《音辞篇》是汉语历史方言学理论建立的里程碑。对《音辞篇》的解读，周祖谟、

王利器先生已经做得非常详细。xxvi[xxvi]这里对他的理论建树再做一些分析。

（1）颜氏指出了方言存在的客观必然性及发生学原理：“夫九州之人，言语不同，生民已来，固常然矣。”方言差异的原因有三：一是地域的原因，“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举而切诣，失在浮浅，其辞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沈浊而鈋钝，得其质直，其辞多古语。”二是时代的原因，“古今言语，时俗不同；著述之人，楚、夏各异”。三是语言接触与交流方面的原因，“吾见王侯外戚，语多不正，亦由内染

贱保傅，外无良师友故耳。”

（2）颜氏进行了汉语方言的分区并提出了分区的标准。从大的方面而言，颜氏认为有南方方言和北方方言两个大的分区。文中每每言及“南人”、“北人”、“南方”、“北方”；次之，有各个次方言区，如“关中”、“鲁”、“江南”、“河北”；再次，还有方言点，如“岐山”。唐长孺先生曾经解释说：“从来引这一段来说明南北学风的都以为褚裒、孙盛和支道林所说的南、北就相当于以后南北朝的界限。我觉得在东晋时可能范围有些出入。褚裒（季野）为阳翟人，孙盛（安国）是太原人，所谓南北应指河南、北。东迁侨人并不放弃原来籍贯，孙褚二人的对话只是河南北侨人彼此推重，与《隋书·儒林传序》所云：

‘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虽同是南北，而界限是不一致的。”xxvii[xxvii]胡宝国《两晋时期的“南人”、“北人”》：“分析魏晋人用语习惯，可知‘南人’就是指南方人，‘北人’就是指北方人，与大河南北没有关系。”xxviii[xxviii]关于南北方言的问题，刘晓南先生曾有过详尽的研究。xxix[xxix]颜氏提出以可懂度作为区别不同方言的标准。“冠冕君子，南方为优，阎里小人，北方为愈；易服而与之谈，南方士庶数言可辨，隔垣而听其语，北方朝野终日难分。而南染吴越，北杂夷虏，皆

有深弊。”xxx[xxx]

（3）颜氏指明了南北两大方言语音的主要差别。 “北人之音，多以举、莒为矩；唯李季节云：‘齐桓公与管仲于台上谋伐莒，东郭牙望见桓公口开而不闭，故知所言者莒也。然则莒、矩必不同呼。’此为知音矣。” 从语言实际看，“谬失轻微者”如南方人把“钱”读成“涎”，把“石”读成“射”，把“贱”读成“羡”，把“是”读成“舐”；北方的人把“庶”读成“戍”，把“如”读成“儒”，把“紫”读成“姊”，把“洽”读成“狎”。“如此之例，两失甚多。”当然，他所指出的方音歧异显然仅是大概，远

远不是当时各地方音歧异的全部现象。

（4）颜氏批评了方言中的一些不规范现象，提出正音的标准。从音韵学文献看，“李季节著《音韵决疑》，时有错失；阳休之造《切韵》，殊为疏野。”“自兹厥后，音韵锋出，各有土风，递相非笑，指马之谕，未知孰是。”而正音的标准则是“共以帝王都邑，参校方俗，考核古今，为之折衷。搉而量之，独金陵与洛下耳。”能够做到贯以正音的榜样并不多，“至邺已来，唯见崔子约、崔瞻叔侄，李祖仁、李蔚兄弟，颇事言词，少为切正。”这段话中的“谬失”“为”“错失”“疏野”、“讹替”都是以通语（帝王都邑音）为标准。具体地说，是以金陵、洛下二音为标准。而“切正”、“正”指的则都是标准音。“参校”、“考核”、 “折衷”、“榷量”，说明颜氏确定标准语时所做的大量分析、综合、比较、研究的工

作。

（5）颜氏总结了方言研究的材料和方法。材料有二，一是历代文人所著的文献中保留着方言现象，这是研究历史方言的材料。“春秋标齐言之传，离骚目楚词之经”，“《苍颉》训诂，反‘稗’为‘逋卖’，反‘娃’为‘于乖’；《战国策》音‘刎’为‘免’，《穆天子传》音‘谏’为‘间’；《说文》音‘戛’为‘棘’，读‘皿’为‘猛’；《字林》音‘看’为‘口甘反’，音‘伸’为‘辛’；《韵集》以‘成、仍、宏、登’合成两韵，‘为、奇、益、石’分作四章；李登《声类》以‘系’音‘羿’，刘昌宗《周官音》读‘乘’若‘承’；此例甚广，必须考校。前世反语，又多不切，徐仙民《毛诗音》反‘骤’为‘在遘’，《左传音》切‘椽’为‘徒缘’，不可依信，亦为众矣。”二是当代的文士、达官的言、文，这是研究当代方言的材料。“今之学士，语亦不正；古独何人，必应随其伪僻乎？《通俗文》曰：‘入室求曰搜。’反为兄侯。然则兄当音所荣反。今北俗通行此音，亦古语之不可用者。玙璠，鲁人宝玉，当音余烦，江南皆音藩屏之藩。岐山当音为奇，江南皆呼为神只之只。江陵陷没，此音被于关中，不知二者何所承案。

以吾浅学，未之前闻也。” 他认为研究方言，当以方音为主，如扬雄著《方言》，虽然“其言大备”，但是只是“考名物之同异，不显声读之是非”。只有郑玄、高诱、许慎、刘熹之后，人们才注意到音韵问题。但是因为两个方面的原因，“古语与今殊别，其间轻重清浊，犹未可晓”和“内言外言、急言徐言、读若

之类”，因而人们对音韵并不甚了解，更谈不上研究方音。

（6）指明方言与通语的区别和多音多义现象。 “诸字书，‘焉’者鸟名，或云语词，皆音‘于愆反’。自葛洪《要用字苑》分‘焉’字音训：‘若’训‘何’训‘安’，当音于愆反，‘于焉逍遥’，‘于焉嘉客’，‘焉用佞’，‘焉得仁’之类是也；若送句及助词，当音矣愆反，‘故称龙焉’，‘故称血焉’，‘有民人焉’，‘有社稷焉’，‘托始焉尔’，‘晋、郑焉依’之类是也。” 在不同的方言中，因为演化的进度不同，而语言的词语读音随之而别。“江南至今行此分别，昭然易晓；而河北混同一音，虽依古读，不可行于今也。”“夫物体自有精粗，精粗谓之好恶；人心有所去取，去取谓之好恶。此音见于葛洪、徐

邈。而河北学士读《尚书》云好生恶杀。是为一论物体，一就人情，殊不通矣。”

（7）指出方言语法：“江南学士读《左传》，口相传述，自为凡例，军自败曰败，打破人军曰败。诸记传未见补败反，徐仙民读《左传》，唯一处有此音，又不言自败、败人之别，此为穿凿耳。” 这是句法的方言现象。“邪者，未定之词。左传曰：‘不知天之弃鲁邪？抑鲁君有罪于鬼神邪？’庄子云：‘天邪地邪？’《汉书》云：‘是邪非邪？’之类是也。而北人即呼为‘也’，亦为误矣。难者曰：‘《系辞》云：“乾坤，易之门户邪？”此又为未定辞乎？’答曰：‘何为不尔！上先标问，下方列德以折之耳。’”

这是词法的方言现象。

（8）指出方言不正，引起避讳等文化现象的混乱。颜氏说：“河北切攻字为古琮，与工、公、功三字不同，殊为僻也。比世有人名暹，自称为纤；名琨，自称为衮；名洸，自称为汪；名（素勺），自称为獡。非唯音韵舛错，亦使其儿

孙避讳纷纭矣。”

（9）提出教育中当以正音为准：“吾家儿女，虽在孩稚，便渐督正之；一言讹替，以为己罪矣。云为品物，未考书记者，不敢辄名，汝曹所知也。”颜之推《颜氏家训·教子》又说：“齐朝有一士大夫，尝谓吾曰：‘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亦要事也。’吾时俛而不答。异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业自致卿相亦不愿汝曹为之。”“梁世有一侯，尝对元帝饮谑，自陈‘凝钝’，乃成‘飔段’，元帝答之云：‘飔异凉风，段非干木。’谓‘郢州’为‘永州’，元帝启报简文，简文云：‘庾辰吴入，遂成司隶。’如此之类，举口皆然。元帝手教诸子侍读，以

此为诫。”

（10）指出研究方言，当求本字。“甫者，男子之美称，古书多假借为父子；北人遂无一人呼为甫者，亦所未喻。唯管仲、范增之号，须依字读耳。”《勉学》：“吾在益州，与数人同坐，初晴日晃，见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