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方言及研究

严重。应该从人口迁徙和语言融合入手，时间和空间相结合，研究这一时期方言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层次性，

不把他们看成一个平面的结构。

魏晋南北朝方言形成原因除与一般方言的形成具有共同的发生学原理外，与我族文化中心主义有极大的关联。由于我族文化中心主义的影响，我族语言优越论在文献中有所反映。《宋书·顾琛传》：“宋世江东贵达者，会稽孔季恭、季恭子灵符，吴兴丘渊之及琛，吴音不变。”就其大要而言，晋南渡时有“南人”、“北人”之分，汉语则有南北两大系与之对当。二者互相轻视，反映到语言的称谓上。南人称北人或南渡北人为“伧”，《玉篇·人部》：“伧，《晋阳秋》云：‘吴人谓中国人为伧。’” 《龙龛手镜·卷一》：“吴人呼秦人作伧。” 《宋书·沈昙庆传》：“时殿中员外将军 裴景仁助戌彭城，本伧人，多悉戎荒事。”《南史·褚彦回传》：“时伧人常珍奇与薛安都为逆，降叛非一。后又求降，明帝加以重位。”。《晋书·周玘传》：“于时中州人士佐佑王业，而玘自以为不得调，内怀怨望??将卒，谓子勰曰：‘杀我者诸伧子，能复之，乃吾子也。’吴人谓中州人曰‘伧’，故云耳。”由此而又蔑称之为“伧父”。《晋书·文苑传·左思》：“初，陆机入洛，欲为此赋，闻思作之，抚掌而笑，与弟云书曰：‘此间有伧父，欲作《三都赋》，须其成，当以覆酒瓮耳。’” 南朝宋刘义庆 《世说新语·雅量》：“昨有一伧父来寄亭中，有尊贵客，权移之。” 宋陆游 《老学庵笔记》卷九：“南朝谓北人曰‘伧父’，或谓之‘虏父’。”因人而及地，有“伧荒”：《宋书·杜骥传》：“晚渡北人，朝廷常以伧荒遇之，虽复人才可施，每为清涂所隔，坦以此慨然。”又《刘勔传》：“臣窃寻元嘉以来，伧荒远人，多干国议，负儋归阙，皆劝讨虏。” 又有“伧歌”，指南北朝时期北地乐府民歌。 南朝陈智匠 《古今乐录》：“伧歌以一句为一解，中国以一章为一解。” 南人讥北人粗鄙，蔑称伧辈。《南史·文学传·丘灵鞠》：“灵鞠不乐武位，谓人曰：‘我应还东掘 顾荣 冢。 江南地方数千里，士子风流皆出此中。 顾荣忽引诸伧辈度，妨我辈涂辙，死有余罪。’”

北人被称为“伧”，吴人自居上国，他们又称楚人为“伧”，谓之“伧楚”。并因而成为楚人代称。《重修广韵》卷二：“伧，楚人别种也。” 《类篇》卷二十二：“吴人骂楚人曰伧。”《六书故》卷八：“吴人谓楚人伧。” 《宋书·殷孝祖传》：“ 义兴贼垂至延陵，内外忧危，咸欲奔散。孝祖忽至，众力不少，并伧楚壮士，人情于是大安。”《南齐书·王融传》：“ 融文辞辩捷??倾意宾客，劳问周款，文武翕习辐凑之。招集江西伧楚数百人，并有干用。”《北齐书·王琳传》：“ 孝昭帝遣琳出合肥，鸠集义故，更图进取。琳乃缮舰，分遣招募，淮南伧楚，皆愿戮力。”《汉书·贾谊传》：“本末舛逆，首尾衡决，国制抢攘，非甚有纪，胡可谓治。” 颜师古注引晋灼：“抢，音伧。 吴人骂楚人曰伧。伧攘，乱貌

也。”

时北人则亦称南人为“楚”。如顾亭林《日知录·方音》引《宋书》的例子有“高祖虽累叶江南，楚音未变”，又“长沙王道怜素无材能，言音甚楚”。《世说新语·豪爽》有“王大将军年少时，旧有田舍名，语音亦楚”。又《文心雕龙》“张华论韵，士衡多楚”。刘宋皇族及王敦皆南徙北人，已习南音，陆

机更是吴人，因都住于东楚之地话带楚音，故也称之为“楚”。北朝《魏书·刘裕传》：“岛夷刘裕，晋陵丹徒人也。”《萧道成传》：“岛夷萧道成，晋陵武进楚也。”这些出生在常州地区的南朝皇帝，都被

加以“楚”名，并且被骂为“岛夷”。

当时吴人又鄙称赣人湘人为“溪”。《世说新语·容止》：“温(峤)劝庾(亮)见陶(侃)，庾犹豫未能往，温曰：‘溪狗我所悉，卿但见之，必无忧也。’” 余嘉锡笺疏：“程炎震云：‘溪狗之溪，当从亻。傒狗字亦见《南史·胡谐之传》。陶，豫章人，故云傒狗。李莼客《孟学斋日记》以明人呼江西人为鸡，是傒之误。’‘溪狗’，孝标无注。案‘溪’当作‘傒’。李慈铭《越缦堂日记》第五册云：‘前代人呼江西人为鸡。高新郑见严介溪，有“大鸡小鸡”之谑，常不解所谓。’??嘉锡案：吾乡人至今犹呼江西人为鸡。《淮南子·本经训》云：‘傒人之子女。’注云：‘傒，系囚之系，读若鸡。’是傒可转为鸡之证。南朝士夫呼江右人为傒狗，犹之呼北人为伧父，皆轻诋之辞。陶侃本鄱阳?，家于寻阳，皆江右地，故得此称。”xiii[xiii]《南史·胡谐之传》：“谐之，豫章南昌人也??，上(齐武帝)方欲奖以贵族盛姻，以谐之家人语傒音不正，乃遣宫内四五人往家教子女语。二年后帝问曰：‘卿家人语音已正未?’谐之答曰：‘宫人少，臣家人多，非唯不能得正音，遂使宫人顿成傒语。’帝大笑。”又同传范伯年云：“胡谐是何

傒狗！”

这些詈人之称，既是我族文化中心主义的反映，也是语言中词汇分歧最突出的表现。说明南人、北人

成为汉族的两大支，也印证了鲁国尧先生当时存在两个通语的观点。

从语言面貌上看，南北方言的差异巨大，几至不能通话。《世说新语·轻诋》：“支道林入东，见王子猷兄弟。还，人问：‘见诸王何如?’答曰：‘见一群白颈乌，但闻唤哑哑声。’”余嘉锡笺疏：“道林之言，讥王氏兄弟作吴音耳。”xiv[xiv]这是说支公到会稽(在建业东，故称“东”)见王氏兄弟不说雅言，就讥之为鸟语。又同篇：“人问顾长康：‘何以不作洛生咏?’答曰：‘何至作老婢声!’”(原注：“洛下书生咏，音重浊，故云老婢声。”)顾为晋陵无锡人，不愿依当时风习学洛下语，乃讥北音为“婢声”。这个时期最为重要的语言现象是南方人学习北方的方言，而成为一种特殊的方言“洛生咏”。如《世说新语·雅量》：“桓公（温）伏甲设馔，广延朝士，因此欲诛谢安、王坦之。??王之恐状转见于色，谢之宽容愈表于貌，望阶趋席，方作洛生咏，讽‘浩浩洪流’。桓惮其旷远，乃趣解兵。”又《南齐书·张融传》：“广越嶂崄，獠贼执融，将杀食之。融神色不动，方作洛生咏。贼异之而不害也。刘孝标《世说新语注》引宋明帝《文章志》说：“（谢）安能作洛下书生咏，而少有鼻疾，语音浊。后名流多学其咏，弗能及，

手掩鼻而吟焉。”

不难猜想，在中原士人南迁的大背景下，人们为了实现交际，不得不一方面使用自己的本地方言，另一方面则寻求一种可以相互交际的工具。尤其在南迁的知识分子阶层，他们既能说北方方言，又学习当地方言；同样，南方人则学习北迁士人的话。形成一种双语言现象。而这种双语言，又以同一种北方方言为

基础。葛洪讥笑南方人学习北方语：“乃有轻易其声音，以效北语，既不能便良似，可耻可笑，所谓不得邯郸之步，而有匍匐之嗤者。”xv[xv]语言的不同，可以反映到所属阶层的不同上。这种复杂的方言现象，文献有不少的例子。陈寅恪先生《东晋南朝之吴语》：“江东士族不独操中原之音，且亦学洛下之咏”“江左士族操北语，而庶人操吴语。”“东晋南朝官吏接士人则用北语，接庶人则用吴语。是士人皆北语阶级，而庶人皆吴语阶级。”又说，王导、刘惔都是北人，又是士族，但王导用吴语与刘惔交谈；接胡人，“尚

操胡语”。一些吴人不变吴音，而另一些士族“虽本吴人，亦不操吴音” xvi[xvi]。 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汉语方言分歧很大，从官方和民间两个方面都第一次提出了正音的标准，这是中国语言学史上的一件大事。民间标准见颜之推《颜氏家训·音辞》（详下），国家正音标准则： 《北史·文成五王传》：?孝文引见朝臣，诏断北语，一从正音，禧赞成其事。于是诏：?年三十已上，习性已久，容或不可卒革。三十已下，见在朝廷之人，语音不听仍旧。若有故为，当降爵黜官。若仍旧俗，恐数世之后，伊洛之下，复成被发之人。朕尝与李冲论此，冲言：‘四方之语，竟知谁是；帝者言之，即为正矣，何必改旧从新。’冲之此言，应合死罪。?乃谓冲曰：?卿实负社稷。?冲免冠陈谢。 孝文帝主张学习汉语，“诏断北音”，如果有朝廷官员“语音不听仍旧”，就要受到降职降级的处罚。而李冲说“四方之语，竟知谁是，帝者言之，即为正矣”，实际道出了古代时期判断雅言与方言的两大标

准是“帝王都邑”和“帝者言之”。

三、魏晋南北朝方言研究的古典传统

魏晋南北朝时期汉语各方言差别很大，当时的学者就开始了记录和研究。这可以说是继承了扬雄以来当代人搜集研究当代方言的古典传统。罗常培《方言校笺及通检·序》：“扬雄以后，懂得这部书是拿语言作对象的，前有郭璞，后有王国维。??从景纯的注可以看出汉晋方言的异同，和有音无字各词的读法，可是假若没有静安的阐发，郭注的优点恐伯也不能象现在这样显著。所以郭、王两君都可以算是《方言》的功臣。”xvii[xvii]本朝人研究本朝语，并特别注重方言，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方言研究的一大特色。 除了地域方言，当时文献还对社会方言现象有所记载。社会方言与地域方言交叉，使得这一时期的方言呈现出更为复杂的情况。宋刘义庆《世说新语·排调》：“刘真长始见王丞相，时盛暑之月，丞相以腹熨弹棊局，曰：‘何乃渹？’(孝标注：吴人以冷为渹)。刘既出，人问：‘见王公云何？’刘曰：‘未见他异，唯闻作吴语耳！’（孝标注：《语林》：‘真长云：“丞相何奇？止能作吴语及细唾也。”’”陈寅恪曰：“琅邪王导本北人、沛国刘惔亦是北人，而又皆士族，然则导何故用吴语接之？盖东晋之初，基业未固，导欲笼络江东人心，作吴语者，亦其开济政策之一端也。”xviii[xviii] 《南齐书·王敬则传》：“敬则名位虽达，不以富贵自遇，危拱彷遑，略不衿据，接士庶皆吴语，而殷勤周悉。” 这说明当时南方

士族说北方话，庶民说吴语，所以很容易辨别出来；而北方官民都是北方话，就不易判断其身份。但是王

导北方人，能以吴语交际，足见其能以双方言与人交际。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音韵学发端的时期。由于做诗的需要，出现不少的韵书。最早的是唐代封演《闻见记》所载：“魏时有李登者,撰《声类》十卷，凡一万二千五百二十字,以五声命字，不立诸部。”李书既用反切，如《汉书·高帝记》“枼”字颜师古注：“李登、吕忱并音式制反。”又用直音，如颜师古《匡谬正俗》卷七引《声类》、《字林》：“斡音管”。”西晋时小学家吕忱之弟吕静曾仿照《声类》写过一本《韵集》，分作五卷，宫、商、角、徵、羽。二书早佚。其后韵书接踵相继，特别是南朝齐、梁时，沈约、周颙等人发现了汉语四声的存在，为韵书的编写又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条件。自是以后，各种韵书风起云涌,各有乖互。据《隋书·经籍志》及陆法言《切韵·序》，南北朝时期出现的韵书主要还有十七种。xix[xix] 这些韵书，大都 “各有土风”，且均不存。而力图选择一种为多数人认同的标准语作为语音标准的韵书，则非《切韵》莫属。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方言应该以《切韵》为起点。陆法言《切韵》序指出当时方言分歧的最大特点：“吴楚则时伤清浅，燕赵则多涉重浊。”至这一时期的晚期，这种现象还是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隋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说：“方言差异，固自不同。河南河北，最为鉅异。或失在浮清，或滞于重浊。”他们都指出当时方言分歧主要表现在南北两大方言系统的对立上，并进而指出差异在语音

上的表现。

除了语音的方言分歧之外，这一时期的词汇差异，文献中亦有不少的反映。这里举一个例子。除了“吴语”、“楚语”、“北语”等表达方言的术语外，这时还出现了“蜀语”一词。《抱朴子·卷九·道意》： “或问：‘李氏之道起于何时。’余答曰：‘吴大帝时。’蜀中有李阿者，穴居不食，传世见之，号为八百岁公。人往往问事，阿无所言，但占阿颜色。若颜色欣然，则事皆吉；若颜容惨戚，则事皆凶；若阿含笑者，则有大庆；若微叹者，即有深忧。如此之候，未曾一失也。后一旦忽去，不知所在。后有一人姓李名宽，到吴而蜀语，能祝水治病颇愈，于是远近翕然，谓宽为李阿，因共呼之为李八百，而实非也。??避役之吏民，依宽为弟子者恒近千人，而升堂入室高业先进者。”李八百事，《晋书·周扎传》、号称“宋代百科全书”的类书《锦绣万花谷》前集卷三十、明彭大翼、张幼学所编类书《山堂肆考》卷一百五十有引，文字略有不同。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四著录：“《锦绣万花谷》四十卷，续四十卷。”未著作者。这些材料的来源都应该是《抱朴子》一书，是书为东晋葛洪所撰，后此的文献文字有详有略。《云笈七签》卷二十八《二十四治》曾记李阿在平冈治修道，其“下八品”第五平冈治注：“山在蜀州新津县，去成都一百里，昔蜀郡人李阿于此山学道得仙，白日升天。”葛洪《神仙传》分李八百、李阿为二人，人各为传，表明葛洪认定他们为二人，前者为李八百，后者李阿之号“八百岁公”，实为李阿对“李八百”的假托。这条材料提供了这样的信息，（1）东汉末三国时期，蜀语有自身的特点，李宽“到吴而蜀语”，让被传道的那些人能明显地感到蜀语和吴语有区别；（2）蜀语不是不能听懂的汉语方言，吴蜀语之间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