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说娜拉与娜拉言说-2019年文档资料

女性重新界定欲望性别、建立女性自我主体、表达女性自我认知的女性文本。丁玲既借助日记体这一私人化的叙述形式，把作家自我――五四新女性在建构自我主体过程中的被遮蔽在宏大国家民族叙事中的女性个人的追求、痛苦、迷茫、困惑、分裂呈现出来。在作品问世之初茅盾就将莎菲概括为“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伤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绝叫者”，事实上除了时代的共鸣之外，莎菲的绝叫更深层原因来自对女性现实生存处境的绝望以及对女性自我主体建构的困惑，所以，它是五四时代新女性的第一声、也是最后一声绝叫，把隽华、露沙等追随时代洪流的五四新女性欲说还休的最女性化的精神与肉体的欲望渴求、恐惧担忧、痛苦迷茫，通过日记这一私人话语形式毫无遮拦地呈现在人们面前，使其获得了表达的合法性。早在五四之初鲁迅就采用了日记体传达中国现代思想启蒙者和文化先驱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犀利批判和对自我的严厉审视，五四以后这一叙述形式则被女作家普遍沿用。日记体小说形式如同书信体的小说形式一样“割裂了性别和文类之间的二元区分，表面上却又假装要维持这种区分，它把产生文本的公共著作权行为掩饰为纯粹个人化写作行为”，[5](p52)所以，在男性精英知识分子尚没有完全获得社会意识形态的话语领导权的五四之初，他们会钟情于日记体，而五四女作家对这一叙述形式的普遍接纳与借用也显示女性对得之不易的女性自我话语权的小心维护以及不自信，因为日记可以包容任何话语模式，可以避开社会公共话语的约束，表达自我对社

会秩序和道德的挑战质疑，而它“谦卑”的形式又可以降低它的挑战锋芒，躲避社会对它存在合理性的发难指责。但是，就像小说中苇弟对莎菲日记的误读一样，丁玲的《莎菲女士日记》从它发表以来就不断地受到以男性为主体文学的批评实践和文学史建构有意无意的误读，莎菲和她日记的遭遇几乎成为女作家和女性文本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宿命”。

娜拉――新女性形象是男性精英知识分子在面临着各种压力之时想像与设计民族国家以及男性主体的主要符码，言说娜拉成为五四男性精英知识分子重要的文学议题；现代女作家――现实中娜拉的自我言说是精英女性知识分子建构女性主体和探索人生意义的重要途径。女作家的创作表现了对各种既定规范的突围、颠覆，同时也昭示了在内外压力之下，现代知识女性对女性自我主体构想无奈的修改与放弃。中国现代男女作家对新女性的叙述既呼应，又对照，他者叙述与自我陈述形成了潜在的对话与抗衡，共同描绘与设计着娜拉――中国现代知识女性的天涯路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