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说娜拉与娜拉言说-2019年文档资料

内部的欲望再次遭遇压抑。在欢庆“胜利”锣鼓的余音还没消散、鲜艳的革命旗帜还没完全褪色的时候，她们就初尝了异性同盟者的排斥和压抑。在幸福中品尝孤独，在胜利中暗饮沮丧，这是一种难以言说的性别遭遇。不论《酒后》采苕亲吻异性朋友的冲动的中途撤退、《春天》霄音试图慰藉拯救病中友人的愿望的夭折，还是《花之寺》燕倩假扮诗人丈夫的倾慕者的谐趣剧，都展示了拥有了新妻子身份的女性试图恢复叛逆之女的独立自主、张扬个性的渴望，以及囿于太太角色的道德规范不得不压抑、放弃自我欲望和力量的痛苦无奈。在这些以女性作为叙述人和叙述主体的自我抒情和心理写实小说中，女性获得了叙述的权威，不仅女性的表层生活得以在文本中呈现，更重要的是女性的复杂矛盾、痛苦无奈的身体和精神的焦灼与分裂得以展现。这些小说记录传达与叛逆之子建立了联盟实体――家庭之后的新女性心灵和肉体的渴望与挣扎，它们不是对着广大社会的激愤呼喊，而是面向女性群体和作家自我的低沉倾诉。显然这些饱含着众多女性自我经验的自我叙述与仍然以男性为中心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并不完全吻合，而且还潜藏着对昔日的战斗同盟、今日的家庭伴侣――男性知识分子的质疑，其中也有对仍然匮乏的女性自我主体的反思。正由于这些有关新妻子的小说存在着别样的女性自我声音和逸出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的主题，所以，随着主流意识形态对文学话语整合力度的加大，凌叔华的铭刻着明显的女性话语的女性叙事小说渐渐淡出文学史、文学批评的视野。

三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叙述中，子君是五四新女性的代名词，鲁迅在《娜拉走后怎么办》中对新女性人生道路所作的价值判断――“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也成为中国社会主流话语对个性张扬、坚持自我个性的新女性人生命运的普遍性描绘与想像。其实，“堕落”与“回去” 并不是新女性惟一的出路，更多新女性仍在路上艰难跋涉着，女作家自身就是其中的中坚力量。以子君的形象和子君的命运来概括归纳五四新女性精神气质和人生道路并不完全恰当和确切。最能代表五四女性心理特征、精神气质和文化处境的是庐隐笔下孤独绝望、歧路彷徨的新女性。露沙、亚侠、丽石呼应时代的召唤，既将爱情视作反抗封建专制之途，又将爱情视作女性创造独立自我主体之道，所以，决绝地走出父权专制的父亲之家；但是，有着性别罹难的她们敏锐地发现在新的夫权专制的夫之家中，女性又极其容易地丧失了女性自我和独立空间，在貌似新颖但仍然没有改变传统性别秩序的新爱情家庭模式中，女性依然无法实现自己的个人欲望。当代政治理论家卡罗?帕特曼指出：现代公民社会仍然是男权制的社会，社会契约是一个关于自由的故事，而性契约则是一个关于隶属的故事；公民自由是一种男性属性，它取决于男权；父权制是男权制的一部分，推翻专制暴虐的父权制并不意味着人类社会男权制的解除，儿子推翻了父亲的统治之后不仅获得了自由，而且为了自己保障了女

人。[3](p2)刚刚挣脱父权统治的五四新女性已经敏锐而感性地意识到了这一问题，所以，在庐隐、石评梅、凌叔华、白薇等第一代女作家的笔下都出现过反家庭的叙述。不能也不愿“回去”，不敢也不甘“堕落”，于是，这批叛逆之女既追求又质疑着爱的意义和价值，在痛苦迷茫中游戏人间，游戏自己；明知无路可走，却又执著往外走，以“逃离”来抵抗内在的绝望和外在的黑暗，外在狂狷、内在焦虑的“在路上”成为她们的生存状态。从外表来看，她们与郁达夫等浪漫派作家笔下的“零余者”有着相似的风貌和气质，但是，恰如庐隐的小说《女人的心》的标题所示，女作家有关新女性爱情婚姻的叙事文本最终将叙事的意义和指向带人了探问“女人的心”的细雨，而不是感慨“家国之痛”的呐喊，因而她们连同叙述记录她们的文本、作家一起常常被批评指责为缺乏社会意识、以自我为中心而遭压抑和忽视。这一文学现象再次说明了女性文学作品之所以被拒斥于主流文学之外、被文学史叙述有意埋没，并不是因其独特的气质，而是因为它所传达的双重声音存在着对现实和现有的文学原则的潜在对抗性。

第二代女作家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是五四叛逆女性的集大成者，并将其叛逆精神、绝望心理、迷茫情怀推向极致。如果说子君、露沙是五四时代的女儿，那么莎菲则是从精神到肉体都有着清晰的性别意识的成熟女人，“一个力图了解自己的身份、性与孤独迷茫的现代女性”。[4](p245)莎菲抛弃了子君的

容忍、牺牲、温柔，秉承了露莎的敏感、叛逆，走向乖张狷狂，强悍傲视，对传统男权文化制定的女性规范具有更加强烈的颠覆性。莎菲自恋自怨、自哀自弃，她渴望爱情，渴望理解，率真地袒露女性的肉体需求，但又鄙弃无灵之爱；她知道自己不需要什么，但又不能确定自己真实的需求。身患肺病的她，精神处于极度的矛盾与焦躁之中，她狂热、多变、不安、绝望，甚至歇斯底里。莎菲的孤独绝望正是从几千年牢笼的囚禁中刚刚释放出来的女性的生存和精神处境的写照。依然陈旧的社会性别秩序没有为女性提供安置其觉醒了的心灵与肉体之地，女性没有可以援用的精神资源，社会没有为走出封建家庭的新女性提供自我表达的话语系统，并且女性自我主体也存在着结构性缺失与匮乏。莎菲的癫狂、骄纵、喜怒无常还有她的肺病，成为她拒绝被异化、拒绝“回来”或者“堕落”的宿命而采取的自我保护的策略，因而莎菲并不为自己生病的身体担忧，甚至欣赏、咀嚼、体味自己的病态。以自虐而求自救、以孤独来表示女性对社会的对抗的莎菲，一再追问自己：“我，我能说得出我真实的需要是些什么呢?”五四新女性在文化先驱思想启蒙中确立了“我是我自己”的人的意识，而丁玲又将“我自己是谁”的女性意识的追问推到了最前台。“说不出”正是现代女性抛弃传统性别规范后面临的新困境，也是在男性主宰的话语世界中女性寻找不到能够准确地传达自我体验话语的象征，这一尴尬的境况正如莎菲在她屋里那面残缺扭曲的镜子面前临镜自照的结果。《莎菲日记》是一部五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