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的小城镇研究

入外来文化并加以实践从而促进本国发展的一种模式” ，对于这个“文化基础” ，三石善吉认为“一言以蔽之，‘文的传统’。所谓‘文’，是指表现‘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的总称”。三石善吉在该书的绪论“问题所在－内发性发展”一章中回顾了有关内发性发展论的形成与发展，他首先引用了鹤见和子关于内发型发展的定义12，然后介绍了在鹤见和子的定义的基础上，西川润对这个概念的更为简洁的表述：“后发社会不只是摹仿先进社会，而是立足于自身社会的传统，改造外来模式，谋求与自身社会条件相适应的发展路线” ，他认为“西川润更为清晰地勾勒出了在传统的基础上创造性地转化外来因素这一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轮廓” 。同时，三石善吉对“endogenous”这个被翻译成“内发性”的意义进行了解剖。他指出，在一般辞典中把“endogenous”理解为内面的发展或者内在的成长，表明一个特性就是强调内部的自发性发展的意思，而外来模式的导入、独创性地转化、以及能动地发展的意思是相当微弱的，但是，“endogenous”已经被达格·哈马舍尔德基金会以及鹤见和子作为含有内发、外发两层意思的用语而广泛传播，所以，我们就理解它为内发性发展，以此特指后发家尊重传统，并创造性地转化外来模式谋求发展的路线(三石善吉，1998:Ⅰ、1-4)。

对于三石善吉运用内发型发展论研究传统中国的学术意义，翻译此书的余项科在“译后记”中进行了明确地阐述，他指出，长期以来关心近现代中国问题的人，受到“西洋中心论”和中国政治的影响，更多地看到百年来中国的外在现象，看不到中国的五千年文明对中国人以及人类的作用和意义，但三石善吉的这本著作展开了“保持固有的文化的同时，创造性地转化外来文化”这一内发性发展模式的论述，所讨论的正是“传统与现代化”这个中国所面临的根本问题(三石善吉，1998:215-216)。

当然，内发型发展论也和其他理论一样，在得到肯定的时候也会接受否定，有时候也是非常尖刻的，这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如石田浩对于在中国农村内部试图发现内发型法发展可能性的观点表示怀疑(石田浩，1995)，还有岡本真佐子对“内发型发展”与“现代化论的开发”两者之间界线的不明确提出疑问，认为很难确定这是否是基于 “地域固有的知识”的自发性行为，等等，限于篇幅，在此就不作详细介绍了。 12 鹤见和子的内发型发展的定义，请参照本文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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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国运用内发性发展论的研究

1991年，正是鹤见和子对内发型发展进行理论化构建的时期，由费孝通和鹤见和子共同参与的中日“小城镇”共同研究项目的成果，以论文集的形式出版了，其中收录了费孝通和鹤见和子等11位中日学者的论文。按照“小城镇”中日共同研究成果的出版协议，是同时出版同样内容的中日文两个版本的论文集，并且商定中日双方的主编共同写一篇序言，由日方主编宇野重昭起草第一稿，由中方主编朱通化予以补充。日文版的书名如以中文表述的话，可以是《农村地区的现代化和内发型发展论－日中“小城镇”共同研究》，中文版的书名为《农村振兴和小城镇问题－中日学者共同研究》，虽然中日文版都在1991年同时出版，但中日版的书名却不尽相同。从字面上理解，中文版的书名突出反映了小城镇问题这个当时在中国备受政府重视的研究课题，与之相比较，日文版的书名反映了当时在日本的学术界正在倡导的反现代化论的新的方法论－内发型发展论，而且，日文版的书名即体现了研究的方法论也体现了研究的对象，明确表述了在农村地区的现代化发展研究中与应用内发型发展论的关系这一日方的意图。不仅如此，日文版还在其目录的编排上也进行了精心设置，试图展现内发型发展论这个理论应用于农村地区现代化发展这个实践的研究意图。日文版的论文目录与中文版的排列顺序是不同的，把11篇论文分成五大篇章：第一篇是“关于研究方法” 、第二篇是“江苏省和大分县的尝试” 、第三篇是“中国农村都市化的进程” 、第四篇是“来自亚洲的反射” 、第五篇是“变化的农村” 。一般根据日本出版社的习惯，在论文集的序言中都要对所收论文进行扼要的内容介绍和研究评论，明确该论文集目录编排的逻辑性，以此反映就某一课题进行研究的进展状况，由宇野重昭完成草稿再由朱通华补充的中日文版序言也不例外。

如果把日文版序言中对于篇章设定的说明进行概括的话，就具有以下这样的逻辑意义：第一篇的“关于研究方法”通过对费孝通和鹤见和子的思想诠释来说明研究的方法论：费孝通对小城镇研究的四年思路回顾，展示了他从事实出发运用功能主义的比较论、类型研究到探究农村发展模式的、研究中国社会的理论发展轨迹，而鹤见和子根据欧美的学术与自己的思想融会贯通而成就的方法论，对费孝通的思想进行了普遍性意义的表达，又以此再现了自己的理论和方法，所以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两者相互动的共同基础是内发型发展论；第二篇的“江苏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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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分县的尝试” 是论文集的中心内容，通过对朱通华、宇野重昭论文的理解，说明了作为内发型发展论的具体研究对象设定为中国的江苏省和日本的大分县，主要研究分析农村以及地方城市自律性的发展形态；第三篇的“中国农村都市化的进程” 中收录的江苏省小城镇研究会成员的三篇论文，研究江苏省“自下而上”的小城镇发展，其中反映了小城镇研究会重视“内发性”研究的特征；第四篇的“来自亚洲的反射”由两篇日本学者的研究组成，主要说明至少亚洲的内发性发展经验对欧美的现代化可能产生一定的影响；第五篇的“变化的农村”编排了中日各一位学者的论文，揭示了伴随现代化带给农村的负面影响(宇野重昭；朱通华，1991:3-8)。以这样的逻辑性进行编排的论文顺序，有内发型发展论这个方法论、有中日两国基于事例的实证研究，所以，从目录上就可以让人理解这是一本提倡内发型发展论展开研究的论文集，这也是日本学术界提倡研究的新学科新领域时的一种方法。

而中文版的论文集，从书名中就反映了与日方关注的问题是不一样的，而且在目录上可能是在编辑时按照某种规则进行了编排，对于11位中日学者的论文并没有进行明确的归类。在一篇对该书的评论文章中曾把这11篇论文进行了分类介绍，虽然还是不能反映整本论文集在问题意识上的逻辑性，但通过主题概括可以反映各篇论文的研究对象：“殊途同归的内发型发展” 、“模式不是样板，而是类型” 、“‘苏南模式’与‘大分模式’” 、“‘一村一品’与‘离土不离乡’” 、“农村城市化与小城镇建设” (沈立人，1992:128)。可见，基本上是按照论文研究的具体内容来解读这本论文集的，对于日方特别关注的内发型发展论之方法论并没有特别的回应，就像该文开头所概括的那样，这本学术性专著是“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农村振兴和小城镇问题” 的(沈立人，1992:128)。

因此，从上述日文版的篇目设定目录编排、以及日文版序言的论文解读中，可知日方充分显示了以内发型发展论为基础展开研究的逻辑意义，而中文版因为在目录编排上的任意性，序言中的论文集编辑的逻辑意义没有通过目录编排反映出来，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日方试图表达的以内发型发展论为基础展开研究的学术意义。所以，在某种意义上也许可以认为就“小城镇”这个课题进行中日共同研究的成果，中文版虽然为费孝通开创的小城镇研究交上了一份国际学术交流的答卷，却并没有对内发型发展论有所强调和重视。而日文版其实是把费孝通开创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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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研究作为内发型发展论的实证研究事例，为内发型发展论在今后相关学科的应用打下了基础，关于这一点，从本文前一部分的论述中已经得到印证。

在1991年这本论文集出版之前一年，鹤见和子的<内发型发展论的系谱>已经被选译成中文，题为<“内发型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鹤见和子，1989b)，但当时因为中日两国所关注的问题不尽相同，内发型发展论作为一种新的方法论并没有被中国的研究者所重视。但尽管如此，“内发型”或者“内发性”这个用语已被中国的学术界所接受。费孝通自己曾说过：“我并不想贬低新生事物新的一面，只是想指出新生事物似乎都不可能和传统模式相脱节，而且常常是脱胎于传统模式的。我指出这一点体会，很可能与日本鹤见和子教授的‘内发型的发展论’有相通之处”(费孝通，1991：8)。李友梅在《费孝通与20世纪中国社会变迁》中，以“探索走向富裕的‘内发性机制’”以及“寻求推动发展的外力－合作机制” 这两个主题，明确地诠释了费孝通为边区发展谋出路的思想(李友梅，2005：95)。陆学艺在其主编的《内发的村庄》中，梳理了包括鹤见和子在内的学者对于内发发展的定义，并把“内发发展”评价为中国村落发展的理想形态(陆学艺，2001:7－9)。

虽然以乡镇企业为动力的中国农村的发展被日本内发型发展论者评价为内发型发展，虽然费孝通的小城镇研究对鹤见和子构建内发型发展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是，国内的有关内发型发展论的研究并没有因此而展开起来。仅仅对“中国知网”上检索到的文献的不完全统计，除了在1997、1998各有一篇涉及到内发型发展论内容的文献，在上世纪90年代几乎没有人对此有过研究，从2004年开始到2009年，每年大约有二、三篇有关的论文刊登出来13。从2009 13 如：陈其斌、曹建化的<内发发展理论与东乡农村发展>(甘肃民族研究，2004-4)、闫 琳的<

基于社区发展的农村规划方法探讨>(和谐城市规划——2007 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论文集，中国城市规划学会，2007)、张淑琴、严伍虎的<西部农村的内发型发展与经济主体变革>(理论导刊，2008－9)、赖杨恩的<坚持走内发型发展的农村现代化道路—科学发展观指引下的新时期农村社会发展研究>(学习与实践，20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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