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

响。

地主盐商的丑恶言行与市井细民的高尚品德的对比,显得泾渭分明。严监生和胡三公子,他们食而无厌地聚敛钱财,过着腐化堕落的生活。盐商宋为富恬不知耻地宣称:“一年至少也娶七八个妾”,并且飞扬跋扈,只要一个诉呈,打通关节,立即就能取得诉讼的胜利。第五十五回写了四个自食其力的奇人:会写字的季遐年,卖火纸管子的王太,开茶馆的盖宽,做裁缝的荆元。他们都不是科举场中的人物,但他们自食其力,品格高尚,与前者形成显明的对比。

第三、真切传神的细节描写，使讽刺效果更直观。

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中，处处可见令人叫绝的细节描写，它们对于刻画人物起到传神的作用。服丧中的范进在燕窝碗中拣一个大虾元子送进嘴里，活画出范进的虚伪；临终的严监生伸出两个指头不肯瞑目，刻画了一个千古让人笑话的吝啬鬼形象；胡屠户在女婿范进中举前后的一系列细节表现，又画出了一个势利小人的嘴脸。

第四、通过人物言行的自相矛盾揭露其虚伪可笑。作者经常把一个人物前后截然相反的语言和行为相对照,使之在对比中产生强烈的讽刺意味。道貌岸然的严贡生自我彰表“为人率真,在乡里之间,从不晓得占人寸丝半粟的便宜”,但家中已经关了人家的一口猪,讹诈钱财,逼占弟媳财产,强赖船夫力资,刻剥家人奴仆,到处招摇撞骗,无所不为,无恶不作。秀水县差人口口声声说:“我们公门里好修行??怎肯坏这个良心?”却执定要敲诈蘧公叔:“三二百两银子”。作者如实地描绘出他们高雅的谈吐与卑污的行为,也就将他们的丑恶本质暴露无遗,

自然形成绝妙的讽刺。

二、讽刺风格

《儒林外史》以写实方法讥讽世态人心，虽然行文不乏对比、夸张甚至荒诞，而情节的展开又是冷静、平实，极具分寸感的，不时穿插若干谐趣戏笔，从中引发的却是酸涩与悲凉。周进受辱、范进中举、马二先生痴迷举业的刻画莫不如此。冷静的描写，含蓄的讽刺，这正是鲁迅先生总结的“婉而多讽”的手法，吴敬梓的冷静表现在从同一类型事件的描写中，努力发掘出它们之间的不同的内涵意蕴，以增强作品思想内容的深厚度。马二先生是作者在“冷静”的创作原则指导下塑造出来的典型形象，作者本着“爱而知其丑”的态度，冷静地写他，既写出了他的诚笃、仗义，更写出了他的迂阔、冬烘。看了他那些“出乖露丑”的经历后，我们再仔细读一下作者对他的肖像描写（“身长八尺，形象甚伟”）略带调侃的喜剧意味，就能被我们咂摸出来了。

《儒林外史》还有一个讽刺风格，即喜剧氛围下强烈的悲剧意识。这也就是鲁迅先生精确名之的“戚而能谐”。我国古代剧论中就有“于歌笑中见哭泣”、“寓哭于笑”等论述。《儒林外史》善于将讽刺对象的喜剧性与悲剧性结合起来，使这部书不仅成为一部儒林丑史，而且成为一部儒林痛史。吴敬梓善于“从悲剧中发现喜剧”，“从喜剧，而且是从生活的绝对庸俗里发现悲剧”（《别林斯基论文学》）。他笔下的喜剧性人物都有某种悲剧性；周进走进贡院，一头撞在号板上，直僵僵不省人事；范进多年不中举，一中举反而发疯；王玉辉鼓励女儿殉夫，女儿死了，他大叫“死得好”，马二先生游西湖，除了吃六次茶，

吃五次东西外，就是读墨卷，看请仙，拜御书，西湖的湖光山色，一点儿没有引起他的兴趣。这些都是令人捧腹大笑的喜剧。但是，在大笑之余，我们却看到了罪恶的科举制度和吃人的礼教，是怎样把人的灵魂腐蚀毒化的。所以它又是人性被毁灭的社会大悲剧，它给我们的是流着眼泪的笑。就是作者肯定的正面人物如杜少卿、虞育德、庄绍光、迟衡山，他们一本正经用古礼古乐祭泰伯祠的迂腐行为，不仅滑稽可笑，而且在严酷的现实面前这种以古礼乐助一助政教的幻想，也终归破灭，所以这也是他们的辛酸的悲剧。从本质上讲，当《儒林外史》中那些吹牛匠、假名士，官迷的影子在我们面前晃动时，开始感染我们的不能不是笑的刺激。只有当作者所揭露的反面的、污秽的事实引导我们更进一步地观照现实生活，来凝想美好事物时，才能发现这讽刺，这笑的实质也是悲壮苍凉的。这种悲壮苍凉的气氛与吴敬梓在《文木山房文集》中的诗赋显映的是同一振幅的心波。

三、讽刺艺术的成就

《儒林外史》高超的讽刺艺术,在当时就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卧闲草堂本第三回总评说:“慎勿读《儒林外史》,读竟乃觉日用酬酢之间,无往而非《儒林外史》。”可见作品反映现实的巨大批判力量。在小说史的发展中,《儒林外史》奠定了古典讽刺小说的基础,为以后的讽刺小说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可以说，整部《儒林外史》的艺术价值全是作者卓绝的讽刺艺术带来的。那支带刺的笔点到哪里，哪里就光辉。而当作者一旦舍弃了这种笔风，力图以一本正经的笔调塑

造一些以复古面貌出现的代表他理想的正面人物时，作者的笔力就明显的不济了，造成全书各部分艺术成就显著的不平衡。杜少卿、虞育德、庄绍光、迟衡山、武书等正面人物，是作为作者社会政治理想的载体被描写的。当作者郑重在写着他们的时候，他头脑中以理念形式存在的世界观使得他仍然只回到儒家思想的框子里找出路，只能向往于不受科举制度干扰和八股文污染的儒家学说，所谓经世致用的礼乐兵农，使得后半部《儒林外史》简直成了儒家思想概念的演绎。就是那个作者浓墨重彩，着意渲染、绞尽脑汁想使它成为全书高潮的泰伯祠祭典，在我们看来只是一场寡淡无味、冗长繁复的木偶戏而已。作者在写正面人物时也没有很好地把握好分寸，使得这些代表作者理想的正面人物还没有那些假名士、瘟公子、官迷的形象来得生动，如第三十二回《杜少卿居家豪举》中对杜少卿“豪举”的描写。可以这样说，吴敬梓的不衰的生命力是和他对没落者不同程度的讽刺揭露的艺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塑造成功正面的理想人物，还不是吴敬梓这个讽刺家所能力及的。讽刺作品的正面力量就应是“笑”，而不是别的。一切无价值的虚伪丑恶的事物，都将在笑声中显形、消亡。今天，讽刺这一武器仍有社会责任感的当代作家运用于小说、报告文学的写作中。它依然是广大文艺家手中的一柄锐执，被投向偏执、黑暗愚昧、专制??的适身之所。这大概也正是我们今天探讨《儒林外史》讽刺艺术的现实意义之所在吧。

注释：

（1）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 （2）陈美林：《新批儒林外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3）何泽翰：《儒林外史人物本事考略》，古籍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

（4）李孝全：《论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