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宏观经济状况的判断及建议

当前中国宏观经济状况的判断及建议

一、当前国际宏观经济形势下的中国

2016年世界经济难以摆脱2015年的低迷状态。一是美国货币政策的常态化、中国进口需求的进一步回落、国际大宗商品的持续下滑以及全球制造业前期错配带来的深层次问题的显化，都决定了2016年新兴经济体的动荡将超越以往新兴经济体所面临的各类波动。二是各类地缘政治的超预期冲击可能导致欧洲经济复苏的夭折。三是全球投资收缩和贸易收缩并没有结束，世界宏观经济不仅缺乏统一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更缺乏经济反弹的增长基础和中期繁荣的基本面支撑。四是世界危机的传递规律决定了本轮危机从金融到实体、从中心到外围的传递并没有结束，新兴经济体的资产负债表调整刚刚开始。因此，世界经济不仅面临总体性的持续低迷，同时还存在“二次探底”的可能。这决定了中国不仅将面临世界贸易收缩带来的持续冲击，同时还面临全球资本异动带来的冲击。中国经济难以在世界经济探底之前成功实现周期逆转。我国在这一年面临经济增长速度、增长动力、经济结构、发展方式等全方位的转型切换。一方面是中国经济之前的经济发展方式力量在逐渐弱化，另一方面中国经济新的常态的经济驱动力还没有强大起来，再加上美元升值、全球贸易政策变动等不确定的外部环境增强，总体看，2015年中国宏观经济面临了众多的挑战。

二、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分析

2015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趋势发生扭转。中国经济增长长期靠三架马车拉动：投资、消费和出口。先看投资，在产业不升级情况下，增大投资只会导致更大的产能过剩。同时我们目前投资收益率也在不断的降低，也即投资的边际回报下降,实目前我国的投资边际回报几乎为零。也就是说，新的投资已经不能带来新的GDP的增长。再靠投资拉动经济已经不可行。而且这种长期靠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的后遗症是在传统制造业我们产能严重过剩，导致现在经济调整更为困难。再照方抓药，只能是饮鸩止渴。中国制造业有两个支柱，一个是东南沿海的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集群，特点是低技术、低成本、低附加值，主要通过解决大量就业岗位和出口创汇支撑宏观经济增长；而内地（东北、西北、西南）的资源型的重工业（包括煤炭，钢铁，水泥，玻璃，氧化铝，电力等等），为东部提供廉价的资源和电力，支撑整个宏观经济发展，同时支持国家基础设施投资。现在这两个支柱产业都出了问题。东南沿海的制造业因为劳动成本开始上升，已经失去竞争力。过去十年民工的工资大概年均增长10%以上，长三角十年前民工的工资大概是1200一个月，现在是5000。其实不光是工资水平提高，摆房地产经济疯狂的影响，土地租金提高更快。总体成本上升，但是产业没升级，产品附加值没有增加，企业就很难维持了（想摆脱这种困境，产业升级是唯一出路，高附加值、高技术的产业才能吸收这种高成本）。

内地的重工业过剩产能的问题非常严重，东北个别地方其实已经不是断臂求生能够解决的了，可能需要断腰求生，GDP和财政收入都可能必须腰斩才能去过剩产能，轻装上阵，恢复元气。至于消费，在三座大

山没有搬开前，大规模增长的可能性不大。而三座大山是目前政策基础，无法动摇。目前我们消费占GDP的比重大约55%左右（西方国家在80%以上，一般发展中国家在65%—75%）。再看出口，现在世界经济疲软，复苏乏力，导致我们出口疲软，出口增长率大概平均不到5%（而过去30年我们出口的平均增长率一直在25%左右）。而且就算是世界经济复苏，中国的出口增长情况也很难改善了。因为中国靠剥削农民工的低附加值低成本的制造业已经没有生存空间。

三、2016年中国宏观经济的猜想

2016年宏观经济增长速度会继续降低，其实这种减速状态会维持几年，不会在短期内改变。中央政府会继续在培养和发展新的支柱产业和产业升级上下大力气，给出更多财政和金融资助政策。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并行发展的模式可能走不通了，国资委体制可能会发生巨大变化。2016年可能去过剩产能将进入实施过程,将可能出现一部分制造业企业倒闭和失业情况，金融改革会真的起步。中国宏观经济未来几年存在从通缩转通胀的可能。

四、当前我国宏观经济调控路径的选择

中国宏观经济的持续探底决定了2016年必须对宏观经济政策进行再定位。对此，我们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要从全球不平衡逆转和全球危机传递的角度来认识需求管理政策与供给侧政策的作用。明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增量调整和存量调整中

的主导作用。首先要调整发展战略，从过去的不平衡发展战略、外向型发展战略向均衡性、内外兼顾的发展战略进行转变。其次，一些行业的进入、政府的管制要进行重构，要通过制度性改革破除过去“玻璃门”、“弹簧门”等一系列深层次问题。最后，政府还要采取一定的战略性扶持举措，用于新兴产业、个别贫瘠的服务业等行业的扶持。

（2）经济探底进程中的宏观经济定位要打破惯常思维。需求政策一方面需要配合供给侧调整采取积极的取向，另一方面也要在下行压力突破底线之前采取更宽松的定位。供给侧改革需要整体规划，短期和中长期措施协调配合。短期来看，就需要有底线管理，避免短期出现系统性风险，在稳增长的基础上制定中期调整方案。此外，必须高度关注就业形势演变，防范和化解劳动力市场风险。低度的大福利体系的构建是放松就业约束的必然之举。

（3）探底进程中，财政和货币政策也要围绕上述改革来布局。在将财政赤字率提高到3%的基础上，积极财政要向定向宽松的方向调整。例如，在企业部门债务负担较高的情况下，财政需求刺激和要素改革应当相互平衡，以免在短期内失业与金融风险过快增加。又如在供给侧改革中，利益协调是一个难题，也是深水区改革最头疼的问题，需要政府有一个整体规划，也要有完善的保障体系。探底进程中的货币政策也应当有适度宽松的导向，其哲学理念、理论基础、政策框架和工具都应当根据新时期的要求全面重构。

（4）金融改革和加强监管应当持续推进。特别是针对中国宏观“去杠杆”的资本市场改革、资产证券化和国有企业改革等组合性措施应当快

速推进。去杠杆是任何一个后危机时代都要做的事。一方面，要对野蛮生长、没有真正服务功能和盈利能力的金融创新及时取缔；另一方面，对有服务功能也有一定盈利能力的金融创新要进行全面规范；此外，对于目前已经出现过度负债的主体，必须由政府力量介入，防止局部风险演变成全局性、系统性风险。在实施这三项举措的同时，从战略角度看，还需要建立一个稳健的监管体系，用于加强对这类新兴市场的监管，这也是从根本上弥补过去监管滞后所带来问题的最好方法。

（5）调整目前房地产调控政策，改变简单宽松的政策导向。针对不同区域和不同类型房地产企业进行分类治理，防范市场分化进一步加剧。房地产库存调整政策应当与农民工市民化扶植政策结合起来。在去库存的过程中需要解决四个难题：一是盘活库存的资金来源；二是盘活库存是政府主导还是市场自发进行；三是农民工市民化需要多方改革共推进；四是不同区域差别太大，管理成本很高。

（6）要完成“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需要采取“政府＋市场”的组合模式，以政府主导改革来弥补市场失灵的核心功能，待市场功能恢复后则应由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其中，在前期，政府要通过主导各种改革来完善当前市场上的各种短板，使其功能恢复。在后期，大量的攻坚战必须要由市场来发挥作用。在政府进行短期的扶持、补助的基础上，市场将作为调节的主要手段，大量的产能过剩要靠市场竞争来进行，企业盈利也要靠市场竞争来进行，补短板也要靠市场竞争来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