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学视角下的民营化现象一个多层面的研究框架 - 图文

其次，我们通过对现有文献的研究发现，过去管理学领域中民营化研究的分析单元以公司为主。在表1中总结的23篇文章中，有20篇(占86.96%)都是以公司为基本的分析单元。当然，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管理学研究的重点是组织的行为。但是，过于单一的分析单元，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民营化研究的发展空间。我们认为，除了公司层面以外，个人和群体(population)也都是民营化研究的重要分析单元。一方面，民营化的诱因和影响是多层次的，公司层面的特征和变化诚然重要，但企业管理者个人层面以及民营化企业群体层面的因素也在民营化的过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另一方面，各个层次的要素之间也会互相影响，互为因果。因此，对民营化进行跨层次(cross-level)的研究非常必要。从多个层次上研究民营化的前因后果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民营化现象，同时也会拓展民营化研究的发展空间(Ramamurti，2000)。

第三，我们认为，管理学领域中的民营化在研究方法上需要进一步的提升和改进。通过文献回顾，我们发现以往很多研究仅仅是在民营化背景下研究管理学问题的初步尝试。表1中的23篇研究中有13篇(56.52%)是以理论框架、数理模型或者案例研究为主。理论框架和假设往往是试验性的，没有被大样本的实证数据所证伪。案例研究更多是描述性的，需要更多证据来建立因果关系。在另外10篇采用大样本实证分析作为研究方法的民营化研究中，大部分研究是基于横截面(cross-sectional)数据(如问卷数据等)。这样的数据在反映民营化发生的动态过程时存在很大的局限(Uhlenbruck & De Castro，2000；Makhija，2004)。在国内期刊上发表的民营化研究中，研究方法的问题更为严重，发表在CSSCI管理学期刊上的48篇民营化研究中，只有8篇符合科学的研究范式，仅占总研究数目的16.67%。在民营化研究中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是发表民营化研究的必要前提。未来的研究需要通过更加严谨的研究方法和不同国家的样本对现有结论的内部效度(internal validity)和外部效度(external validity)进行检验，以完善和发展管理学领域内的民营化研究。

第四，我们还对民营化研究的样本来源进行了总结。表1所列的民营化研究共有19篇为实证研究，其中14篇是以欧洲国家，特别是中欧和东欧国家(如俄罗斯、捷克等)的数据为依据进行分析。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在过去的20年中，中国民营化交易量占全球民营化交易量的比重已经从1991年的0.05%上升到了2008年的30.84%。然而作为世界民营化活动最为活跃的经济体之一，中国的民营化进程却没有得到管理学者足够的关注。在表1中所列的19篇实证研究中，只有2篇是以中国的数据为基础，而且没有一篇是以中国的民营化公司为分析单元的研究。在国内期刊上发表的研究中，也仅有2篇是基于中国公司层面数据的实证研究，更多的研究则是对其他国家(如俄罗斯、韩国等)民营化经验的结论性总结，并以期指导中国的民营化实践(崔晚基，2003；金雪军、杨晓兰，2002；曲文轶，2002)。中国在制度环境、经济基础和政治文化与其他国家存在巨大差异(Buck，Filatotchev，Nolan & Wright，2000)，也决定了其民营化的方式和路径都存在很多的特殊性。而正是这种特殊性一方面要求我们在吸取其他国家民营化实践经验和运用现有民营化理论的过程中保持审慎的态度，另一方面也为检验、补充和发展民营化的理论提供极佳的研究背景。我们认为，未来的研究应该更多地关注中国的民营化进程，从而使研究具有更大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总之，我们认为民营化不仅仅是一个重要的经济现象，还是研究管理学问题的重要环境和背景。将民营化现象理论化为普通存在的管理学现象，并通过严谨的研究方法对多层面的相关要素进行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民营化本身，还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完善对其他管理学问题的理解。在下一节，我们将提出一个从多个层面对民营化现象进行理论化的研究框架，以期推动管理学领域中民营化研究的发展。

三、一个多层面的研究框架

Ramamurti(2000)曾经提供过一个多层次的理论框架，从公司、产业和国家3个层面来解释民营化的原因、方式以及影响。该理论框架侧重于民营化的经济属性，主要从经济学的视角对民营化进行解析。本文中，我们在Ramamurti(2000)的理论框架基础上通过引入管理学的理论视角对其进行补充和延伸，提出一个从个人、公司以及群体三个层面来分析民营化现象的研究框架，从管理学的角度对民营化现象进行解析。同时，我们还将讨论在不同层面探寻民营化中基本管理学要素的方式，以期通过民营化的研究增加我们对一般情境下管理问题的理解。

(一)个人层面：将民营化视为企业家转型、学习和自我选择的过程

在民营化过程中，国有企业的经理人往往被更换，因此，民营化也常常被视为国有企业更新其管理能力的过程(Dyck，1997)，但也有学者指出管理层和员工收购同样是国有企业民营化经常采用的方式(Wright，Thompson & Robbie，1993)，通过这些方式完成的民营化往往不会带来管理层的变更。因此，民营化后企业管理者能力的提升就成为了民营化研究的重要问题。

Spicer和他的同事(2000)指出民营化意味着管理者思维的转变。Romero-Martínez和他的同事(2010)研究发现民营化可以激发企业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但是这些研究都没有揭示民营化后企业家精神产生的过程。在中国，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往往由政府任命，其职业路径和政府官员之间存在很多的交叉和重合⑦，其思维方式也与政府官员颇多相似之处。民营化后，这些国有企业管理者需要完成由政府官员向企业家的角色转变。通过文献回顾，我们发现并没有研究来总结和回答与这一角色转变相关的管理学问题，比如民营化后，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在多大程度上完成了向企业家的转型，他们如何成功转型，为什么一些人的转型比较成功以及这种角色转换对于民营化后公司绩效的影响。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有助于回答企业家精神研究中的核心问题，即哪些人更容易成为成功的企业家(Amit，Glosten & Muller，1993)。除此之外，在国有企业管理者的转型过程中，管理者的学习过程至关重要。一方面，管理者可以通过各种职业教育，积累商业运营和管理知识；另一方面，管理者可以通过直接参与市场竞争来积累市场知识和经验。不同的学习方式之间相互作用，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管理者能否成功地完成角色转换以及民营化后的公司绩效。因此，民营化是研究企业家转型和学习的理想的研究背景。通过将民营化视做企业家转型和学习的过程，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民营化过程中管理者的角色转变，还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企业家精神的来源以及产生方式。

另外，民营化还可以被看做国有企业管理者中具有企业家特质的群体自我选择的过程。Spicer和他的同事(2000)发现不同的国家采取不同的民营化政策。有些国家(如捷克)的市场化改革是通过对于国有企业快速的大众民营化(mass privatization)完成的，而有些国家(如匈牙利)则是通过国家与国有产权的购买者之间的谈判完成的。中国的民营化改革主要采取了后一种方式。在这种民营化中，国有企业的管理者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具体而言，在民营化的过程中，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国有企业管理者会主动寻求管理层收购，以求成为其管理企业的所有者。这一特征在中国近10年的民营化改革中体现的十分明显。在过去的研究中，国有企业管理者的企业家精神很少被认为是推动国有企业民营化的因素，但实际中，这种企业家精神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民营化的进程。企业家精神由国有企业管理者一系列的个人特质所决定，并深刻影响着国有企业民营化之后的转型。将民营化的过程理论化为企业家自我选择的过程，一方面能够帮助我们审视国有企业管理者在民营化进程中的作用，完善对民营化诱因的认识；另一方面，可以帮助我们识别具有企业家精神的管理者的个人特质，进而增进对企业家精神的理解。

(二)公司层面：将民营化视为公司资源、治理结构和战略重组的过程

有些学者认为公司资源是民营化后公司绩效和价值的重要决定因素(Makhija，2003；Uhlenbruck et

al.，2003)。在中国，经济体制导致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所拥有资源的类型和数量上有着很大的区别。国有企业与政府的联系非常紧密，因此得到政府的支持也就更多。这种支持体现为国有企业在银行贷款、政府采购以及其他政策方面所享受的优惠。民营化弱化了政府对民营化企业的掌控，也同时减弱了政府对这些企业的支持力度。Uhlenbruck和他的同事(2003；266)指出，民营化的公司必须“通过剥离不合适的资源，收购支持性资源，升级并整合现有资源的方式对公司的资源进行重组”以应对市场竞争。具体而言，民营化导致了政府支持和干预的减少。一方面，民营化迫使公司减少在资源获取中对政府的依赖并积极主动地寻找应对市场竞争所需的资源；另一方面，民营化降低了政府对企业管理活动的干预，使企业获得更多的权力来选择其自己的资源组合。特别是对于中国的民营化企业来说，由于市场环境尚不成熟，如何逐步摆脱对政府的依赖，通过其自身的资源重组来克服外部环境中的制度缺失(institutional voids)是其亟须解决的问题。因此民营化往往伴随着大量资源重组的活动，是研究企业资源重组行为的理想背景。将民营化理论化为公司资源的重组过程，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公司在转型期所需资源的类型以及资源重组对公司转型之后绩效的影响。

治理结构的重组也是民营化的结果之一。在民营化之前，国有企业的股权结构相对集中，政府持有大部分的股份。因此，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也主要应政府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需求而生。民营化往往给公司的治理结构带来了本质性的变化，一方面，所有权结构变得更加分散和多样化；另一方面，治理结构中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这种巨大变化给公司带来的挑战之一就是在民营化中管理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利益(Ogden & Watson，1999)。Ogden和Watson(1999)指出，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冲突之一可能发生在股东与顾客之间。民营化之前，国有企业往往承担更重的社会责任，因此需要更多地在股东价值和顾客价值之间进行平衡。但是民营化之后，公司需要更加关注股东价值的最大化，可能导致顾客所获得价值的降低。即使在股东之间，不同类型股东之间的利益也因其不同的风险偏好和目标而很难协调(Thomsen & Pedersen，2000)。因此，民营化是研究在治理结构发生剧烈变化时如何协调不同利益相关者关系的重要研究背景。将民营化理论化为公司治理的重组过程有助于我们理解如何在公司的转型期管理一个不断变化和多样化的治理结构。

民营化还往往伴随着公司战略的重要变革。研究者曾指出，国有企业对管理者的监督和激励都非常不足(Laffont & Tirole，1993；Cragg & Dyck，2003)，这导致了管理者往往不会选择最有效的战略。民营化能够缓解治理结构中监督缺位和激励不足的问题，因此能够使公司战略发生相应的变革。研究者指出民营化后的战略变革包括公司改变其地域和产品市场的范围(Cuervo & Villalonga，2000)、业务范围(Hoskisson，Johnson，Tihanyi & White，2005)以及创新战略(Munari & Oriani，2005)。但是，我们通过文献回顾发现，有关公司民营化后战略变革的研究非常少，同时，许多与国有企业民营化后战略变革相关的管理学问题还没有得到良好的答案。比如，国有企业民营化后的业务范围是变得更加多样化还是更加集中？其竞争强度和方式是否与其他没有民营化的国有企业不同？其创新活动是因为激励机制的完善而增加还是因为政府支持的下降而减少？这些问题的答案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民营化对公司战略的影响以及民营化的政策意义，还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公司战略变革的诱因和方式之间的关系，从而加深我们对公司战略变革的理解。将民营化理论化为公司战略重组的过程将有助于我们探寻以上问题的答案。

(三)群体层面：将民营化视为新的企业群体出现的过程

民营化的研究很少将群体作为分析单元，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民营化的企业在很多方面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有很大的不同，是一个区别于以上两类企业的独特群体。本质上，民营化的企业是转型期的企业，受益也受制于计划经济。一方面，民营化的公司在资源方面往往较民营企业有一定的优势。对那些采取渐进性民营化政策的经济体，政府往往给予民营化企业一定的资源支持，以帮助这些企业完成其民营化的转型。另一方面，民营化的企业具有国有企业遗留下来的组织惯性(inertia)，会阻碍其民营化的转型。国有

企业的经理人和员工都已经适应了国有企业的官僚结构，任何损害他们既得利益的改革都可能招致抵制。同时，国有企业的文化和观点在民营化的企业中往往根深蒂固，对这些要素的变革，往往也需要更长的时间。这都使民营化企业更难在短期内转型为真正的民营企业。因此，民营化企业是不同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一类特殊的企业群体。

将民营化的企业看作是一个新的企业群体有两点意义。首先，群体生态学认为群体之间的互动影响着各群体内组织的战略和生存机会(Baum & Singh，1994；Dobrev & Kim，2006)。将民营化的企业作为一个独特的群体，有助于我们识别群体层面影响民营化企业行为和绩效的因素，换言之，就是民营化企业的行为和绩效如何因其细分市场中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群体层面的特征(如群体数量、规模等)而改变。其次，群体层面的民营化研究还有其政策意义。如前所述，民营化催生了一个新的企业群体，对于民营化政策的制定者来说，了解这个新的群体的产生对其他企业群体(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以及整个经济体的影响至关重要。这种影响也将左右着政府民营化政策出台的速度和力度。

(四)跨层次的研究：各层面要素之间互相影响，互为因果

上文分别介绍了民营化研究中3个重要的研究层次，以及在各个层面中对民营化现象进行理论化的方式。然而，这3个研究层次之间并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互相影响，互为因果。具体而言，个人层面因素往往是公司民营化的基础要素，直接决定是否要实行民营化以及民营化后的公司绩效，而这种动力往往需要通过公司层面的行为作用于企业，对企业产生影响。群体层面的要素构成民营化企业的外部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个人对外部环境的判断以及公司对外部环境的反应，同样影响民营化的概率和效果。

个人层面的因素往往是公司民营化过程中的基础要素，对公司层面和群体层面要素的作用具有很大的影响。比如民营化公司管理者在经营思维上的转型以及对市场竞争经验的积累和学习将直接决定企业民营化后重组的效率和效果。学习能力强、更具企业家精神的企业管理者可能会更加迅速的完成企业民营化后的资源配置、治理调整以及战略转型。而这又将缩短企业从国有企业向民营企业进行转型的过渡期，调节群体层面变量对企业民营化后绩效的影响程度。更为重要的是，这种高效的企业重组将对企业民营化后的绩效产生积极地影响。

但同时，个人层面的因素也受到公司层面和群体层面要素的影响和制约。比如公司的资源状况和治理结构直接影响企业管理者通过管理层收购的方式对企业进行民营化的动力。自有资源比较丰富，治理结构相对简单(如股东较少或是身份较为单一)的国有企业更能够吸引外部投资者以及具有企业家精神的管理者对其进行民营化。同时，外部环境中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以及民营化公司的数量同样影响企业管理者对企业进行民营化的意愿。如果行业内大部分企业都是民营企业，则作为国有企业的资源和政策优势就会较为明显，此时管理者民营化企业的意愿较低。但如果行业内大部分企业都被民营化，则有可能激发管理者的产权意识，从而使其更加积极地追求对其管理的国有企业进行民营化。

公司层面的因素和群体层面的因素之间同样存在相互的联系和影响。群体层面的因素是企业发展的外部环境，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企业的战略选择。对于民营化的公司而言，如果其行业中有较多的国有企业，则说明该行业可能具有较强的政策属性。对于民营化企业而言，在战略上由政策性较强的行业进入市场性较强的行业可以为企业带来更大的合法性(legitimacy)和更多的市场机会，从而提高企业民营化后的绩效。另一方面，民营化企业的转型效率将直接决定其民营化后的竞争位置，从而对行业内其他群体的企业产生影响。转型较快的民营化企业能够充分利用其作为转型期企业的资源优势⑧和机制优势⑨，建立起在行业中的竞争优势，从而对行业内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产生影响。我们通过图1对上述研究框架进行了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