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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视角下的民营化现象:一个多层面的研究框架
2012年09月28日 13:31 来源:《管理世界》2011年8期 作者:武常岐 韩煦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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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对管理学领域中的民营化研究进行了系统的回顾,发现在过去的10年中,管理学领域对民营化的研究尚显不足。我们对这一现象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并基于分析,进一步提出一个从多个层面,通过管理学视角对民营化现象进行理论化的研究框架,以期推动国际管理学领域中民营化研究的发展。
一、概述
在过去的20年中,民营化(privatization)现象一直是经济学和金融学领域里的研究重点(Megginson, Nash & Vanrandenborgh, 1994; Megginson & Netter, 2001; Estrin, Hanousek, Kocenda & Svejnar, 2009)。狭义的民营化是指国家将企业所有权或者控制权转移到私营部门(如个人或私营公司)的手中。广义的民营化则是指所有提升私营部门在经济中地位的活动和政策,如放宽限制、开放市场或削减补贴等等(Zahra,Ireland,Gutierrez & Hitt,2000)。经济学和金融学领域中的学者针对民营化现象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旨在解释和探讨民营化是否以及如何提高公司的效率(efficiency)、价值(value)和盈利能力(profitability)(Estrin et al.,2009)。
但是,民营化现象在管理学领域并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特别是在最近的10年,发表在国际主要管理学期刊上的民营化研究文章为数寥寥。2000年,《管理学会评论》(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出版了一期特刊,针对与民营化相关的管理学问题进行了理论层面的探讨。管理学者针对民营化所涉及的诸多管理问题,如高管团队(Wright, Hoskisson, Busenitz & Dial, 2000)、公司治理(Dharwadkar, George & Brandes, 2000)、进入战略(Doh, 2000)、制度变迁(Johnson, Smith & Codling, 2000)、企业家精神(Spicer, McDermott & Kogut, 2000)和公司绩效(Cuervo & Villalonga, 2000; Ramamurti, 2000)等,提出了很多理论框架和假设。然而在此之后鲜有发表在国际主要管理学期刊上的论文对这些框架和假设进行证伪和拓展。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相对于1990-1998年,2000-2008年间全球民营化的交易规模从2720亿美元上升到4527亿美元①,增长66.4%。而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转型经济体之一,民营化的交易规模从176亿美元上升到1707亿美元,增长867.5%。民营化已经逐渐成为全球经济发展和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很多与民营化相关的管理学问题却仍然没有得到很好的检验和回答。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民营化实践的效率和效果。
本文中我们将对过去10年中发表在国际主要管理学期刊上的民营化研究进行系统回顾,寻找民营化现象在管理学领域中未受足够关注的原因,并总结现有研究中有待补充和研究的问题。针对管理学中民营化研究的现状,我们提出一个从管理学视角对民营化现象进行多层面研究的框架,以期推动管理学领域里的民营化研究。
二、文献综述
【关 键 词】民营化管理学 视角多层面 研究框架
在这里我们将民营化定义为国家将生产性资产(productive assets)的所有权或控制权转移给私营部门的动态过程。我们首先以“民营化”(privatization)为摘要关键词,通过Business Source Premier数据库对2000年以来发表在国际一流的管理学期刊②的文章进行了检索。选择2000年作为文献回顾的时间节点,一方面是因为民营化在近10年中发展迅速;另一方面也是因为Villalonga已经对2000年之前的民营化研究进行了很好的总结(Villalonga,2000)。根据这一筛选条件,我们共识别出43篇与民营化相关的研究。通过对这些研究进行精读,我们对这些检索到的研究做了进一步筛选。因为本文关注的重点是民营化中的管理问题,因此我们剔除了样本中不以民营化为研究重点的研究(McCarthy, Puffer & Naumov, 2000; Puffer & McCarthy, 2003; Tan, Li & Xia, 2007)以及研究重点不是管理学问题的研究(Hassard, Morris & Sheehan, 2002; Lülfesmann, 2007; Boubakri, Cosset & Smaoui, 2009)共11篇。最终,我们共识别出32篇民营化研究。表l总结了这些研究的基本信息,研究主题,理论基础,分析单元以及研究方法。需要指出的是,Zahra与他的同事(2000)已经对所有发表在2000年《管理学会评论》以民营化为主题的特刊上的研究(共9篇)进行了很好的总结,因此,我们并没有在表1中总结这些研究。但是在后文中,我们会将它们与表1中的研究放在一起进行分析和讨论。
同时,我们还分别以“民营化”和“私有化”为关键词,通过中国期刊网数据库,对发表在CSSCI管理学类期刊③上的研究进行了检索。剔除针对行政管理、公共管理以及公用事业④的研究,我们总共发现48篇与民营化相关的研究。许德音和周长辉(2004)曾经在对中国战略管理学研究现状进行分析中,将发表在国内期刊上的研究分为规范型(normative)、描述型(descriptive)、文献型(review)、概念型(conceptual)、实证型(quantitative-empirical)、定性经验型(qualitative-empirical)以及数学模型(model)7种类型。其中,规范型和描述型往往不符合科学的研究范式,缺乏对过往研究足够的回顾和实证数据支持。因此,我们将规范型和描述型的研究从样本中剔除。最终,我们只找到8篇发表在国内管理学期刊且在一定程度上符合科学研究范式的民营化研究。表2对这些研究进行了总结。
在过去10年中,国际管理学领域中的民营化研究关注的焦点是民营化的前因(antecedents)和后果(consequences)。研究民营化的前因需要回答两个相关的问题:(1)国有企业为什么需要民营化;(2)在实践中,哪些国有企业优先被民营化。很多学者已经从经济学的角度对导致国有企业民营化的经济要素(如企业绩效等)进行了探讨(Laffont & Tirole, 1993; Estrin et al., 2009),这些探讨所基于的假设之一就是国有企业民营化的主要驱动力来自政府,换言之,哪些国有企业优先被民营化取决于政府民营化国有企业的目标。在管理学领域中,许多学者试图透过管理学的理论视角来探寻国有企业民营化的前因(Ramamurti, 2000; Drook-Gal, Epstein & Nitzan, 2004; Li, Ouyang & Zhou, 2005)。比如Li与其同事(2005)运用产业组织理论和基于资源的理论(Resource-Based View)建立了一个最优时机(optimal timing)模型来解释是否以及何时应该民营化国有企业。Ramamurti(2000)总结了过去的研究并建立了一个多层次的理论框架,来解释公司、产业以及国家层面导致国有企业民营化的原因。黄再胜和张存禄(2006)也对理论中对民营化动因的解释进行了梳理和总结,并进一步指出了尚待研究的问题。这些研究的特点之一在于将公司的特征与国家的意愿结合起来考虑,研究的重点也不囿于民营化的经济原因,因此补充了经济学对国有企业民营化原因的解释。但略显不足的是,这些理论模型和框架并没有得到实证研究的证伪,效度(validity)还有待进一步的检验。
民营化的后果即民营化对组织要素(organizational elements)以及公司绩效(performance)的影响。如前所述,经济学和金融学领域里的学者研究的焦点主要在于后者,即民营化对公司绩效的不同维度(如运营效率、盈利能力以及公司价值等)的影响(Megginson, Nash, Netter & Poulsen, 2004; Estrin et al., 2009),而管理学者则更关注公司民营化后发生的一系列组织变革,如高管团队的变化(Peng, Buck & Filatotchev, 2003; Clark & Soulsby, 2007)、企业家认知和行为的变化(Spicer et al., 2000; Wright et al., 2000;Romero-Martínez, Fernández-Rodríguez & Vázquez-inchausti, 2010)、激励结构的变化(Cragg & Dyck, 2000; Rodríguez, Espejo & Cabrera, 2007)、所有者网络的变化(Corrado & Zollo,2006)以
及拥有资源的变化(Makhija, 2003; Makhija, 2004)等。同时,一部分学者关注导致这些变化发生的外部环境(Erakovic & Wilson, 2005);而另一部分学者则关注民营化前的组织变革如何影响民营化后的组织调整(Tyrrall & Parker, 2005)。
管理学者对民营化研究的贡献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解释了民营化影响公司绩效的过程。经济学和金融学领域里的学者往往仅关注民营化对国有企业绩效的直接作用(direct effect),而忽略了民营化影响企业绩效的中间过程。管理学者发现民营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往往是通过民营化后的组织变革实现的(Erakovic & Wilson,2005)。换言之,民营化的直接影响往往只是改变了公司的所有权和控制权结构。这种改变本身对公司绩效的直接影响比较有限,重要的是这种改变可以影响公司的决策和行为。只有决策和行为的变化,才会最终对公司绩效产生影响。
其次,管理学者为民营化的研究提供了多元化的理论视角。经济学和金融学领域中的民营化研究关注的焦点集中在公司治理结构的变革,理论视角也以代理理论(agency theory)为主,通过民营化后公司治理中激励(incentive)和监督(monitoring)的变化来解释民营化对国有企业的影响。管理学者除治理结构之外,还关注民营化对公司其他组织要素的影响,如资源、知识以及社会网络(social network)等。对这些组织要素进行研究,需要更加多样化的理论基础。因此,管理学者针对不同的组织要素,引入相应的管理学理论,从而丰富了民营化研究的理论视角。比如,许多管理学者通过兼并收购理论来研究民营化现象,发现收购方与民营化公司之间的组织匹配(organizational fit)和战略匹配(strategic fit)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企业民营化后的公司绩效(Uhlenbruck & De Castro, 2000; Meyer, 2002)。也有学者将民营化视为国有企业从外部环境中获取知识的学习过程(Uhlenbruck, Meyer & Hitt, 2003),并引入组织学习理论(organizational learning theory)来探讨公司民营化后的学习能力和知识获取战略对民营化后公司的重组(restructuring)和竞争力的影响。多样化的理论视角,扩展并加深了我们对民营化现象的理解,也拓宽了未来民营化的研究空间⑤。
纵然管理学者对民营化研究的贡献显著,管理学领域中对民营化现象的研究仍存在不足。通过系统性的文献回顾,我们发现,过去10年中,发表在国际主要管理学期刊上的民营化研究相对于经济学和金融学领域内的民营化研究而言数量甚少。同时,还有大量的与民营化相关的管理问题没有从理论或实证上得到令人满意的答案。这说明管理学领域中的民营化研究在许多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的改进和深入。首先,我们发现,发表在国际主要管理学期刊上的民营化研究相对于经济学和金融学领域内的民营化研究而言数量甚少。除去2000年《管理学会评论》的民营化特刊,在过去的10年中,平均每年只有2篇左右的民营化研究发表在一流管理学杂志上。同时,民营化研究在国际顶尖管理学期刊上的发表尚显不足。在我们的文献样本中,除去发表在《管理学会评论》民营化特刊上的9篇文章外,只有3篇文章发表在国际上各高校和研究机构一致公认的顶级管理学期刊⑥中(Gomez-Mejia & Balkin,1992),仅占发表总数的13%。
我们认为,造成民营化研究在管理学领域中未受足够关注的原因之一在于民营化往往被视作一个转型经济体所特有的现象,并因此认为其研究结论对理解一般管理现象(general management phenomenon)的贡献有限。而消除这种误解的方式之一就是对民营化现象进行更加具有普适性的理论化(generalized conceptualization)。这种理论化的目标是将民营化研究对理解一般管理现象的贡献和理解民营化本身的贡献结合起来。我们认为,民营化现象虽然具有特殊性,但仍是由基础的管理学要素组成,因此可以作为验证和发展现有管理学理论的重要研究背景。Makhija(2004)发表在《战略管理学报》上的《新兴经济体的重组价值:以捷克为例》一文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在该研究中,Makhija以捷克的民营化为研究背景,将民营化理论化为公司重组的过程,并基于此讨论重组本身以及参与重组的股东如何影响公司价值。该研究一方面有助于理解民营化后的股权结构将如何影响公司的价值,而另一方面有助于理解公司重组、股东资源以及公司价值三者之间的关系,对理解公司重组这一普遍存在的管理学现象也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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