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人民时评2011年10月至2012年6月

因此，校车安全条例征求意见稿里的那些“优先权”，不仅是一种解决当前校车问题之需，更重要的是，它传递出强化“孩子优先”国家理念的信号。

保护孩子，是一个文明国家的重要事情之一。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国家根据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特点给予特殊、优先保护，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学校、幼儿园、托儿所和公共场所发生突发事件时，应当优先救护未成年人。”这是法律规范，也是道德准则。而刚刚颁布实施的《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年）》，也把保障儿童的优先发展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当然，现在的关键是，如何将这些规定、要求，从纲要里、法律上落实到与孩子们相关的方方面面工作中，特别是落实到政府部门的相关制度设计中。 对当前牵动人心的校车安全条例来说，“孩子优先”，体现在赋予校车种种“特权”；而对各级政府机构来说，“孩子优先”，是校舍的“安全防震”，午餐的“免费保障”，是不再让孩子们在透风漏雨的教室里读书，不再让孩子被拐离散、流浪街头，不再让留守儿童缺乏生活保障；对全社会来说，树立“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人文关怀，坚持“孩子优先”，应该成为一种社会的共识与责任。 “校车之痛”带来了“校车优先”。希望“孩子优先”不要再用“痛”才能换来。一个坚持“孩子优先”的国家，一个“呵护未来”的社会，才会拥有美好的未来。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药企“行业禁入”需要落地 吴 帅2011年12月09日04:46

只有让不良企业付出高昂代价，才能让全体药企不敢掉以轻心，始终坚持“安全第一” 7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了《国家药品安全规划（2011—2015年）》。其中一条重点内容备受各方关注：开展医药企业信用等级评价，对严重违规、失信者，将“行业禁入”。 毋庸讳言，我国的药品安全现在还处于风险高发期。这些年来，“鱼腥草”事件、“欣弗”事件、“刺五加”事件??一次次刺痛着公众的神经，背后暴露的是生产、销售、监管环节中的违规失责；而药品的“虚高”也一直备受诟病：一些中成药添加了西药成分，却被吹嘘成“百分百纯中药，毫无毒副作用”；一些药品动辄戴上“最新成果”、“专家推荐”的帽子，哄骗消费者掏腰包??与其他行业生产企业相比，药品生产、销售企业的特殊性在于，即使“偶”有一次违规操作、失信失范的行为，伤害的却是难以挽回的健康与生命。也因此，“安全第一”是这个行业的不二法则；而用“行业禁入”这样的措施来警示企业，正是降低安全风险的必要之举。

不过，很多案例也显示，要让更多药企习惯于讲信用、把好关，单单靠道德自律恐怕不行，必须建立一个标准化的行业信用评价体系，用制度的力量来惩恶扬善，形成讲规则讲信用的医药市场环境；单单靠禁令的震慑恐怕也还不够，更必须谨防“高举轻放”，只有实查真禁，让不良企业付出高昂代价，才能让全体药企不敢掉以轻心。

很多时候，对药企而言，惩罚了“坏人”就等于保护“好人”。如果那些不讲信用、严重违规的药企经营者，能够占领市场、获得“成功”，那么对其它经营者而言，将是一种严重的隐性伤害，“逆激励”效应将使更多药企随波逐流，导致诚信在更大范围内流失。

实际上，一些地方已经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在浙江，今年5月已启动了相关的信用评定通报制度，公示了一批严重失信的药品批发企业，这向更大范围内推进药品行业诚信制度化迈开了重要一步。不过，开展医药企业信用等级评价也只是第一步，它是否能够发挥良好的现实效应，将取决于能否以更多的细节来保障执行效果。以什么标准评价信用？由谁来评定？通过什么程序来评定？如何对严重违规失信者真正做到“行业禁入”??回答好了这些问题，才能让好的制度设计变成好的管理实践。 当然，还必须通过“补”和“管”，给药企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经营环境。让它们讲诚信、不作假、不行贿，也能够依靠质量和服务，在市场竞争中取胜，逐渐走向规范与强大。

药企的规范、诚信，关系到行业风气，更与老百姓的生命健康紧密相关。“药品安全”的各种严格规定只有从国务院文件与相关规划中，落实到各级监管部门的行动里，才能切实成为悬在药企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渣土车“失疯”暴露管理“失调” 李 拯2011年12月08日04:56 渣土车管理的两难，都可用更精细的管理、更优化的流程和更先进的技术解决

进入12月，陕西西安渣土车连续发生事故，造成3人死亡。据西安警方统计，在不到一年时间里，已有51人葬身渣土车轮下。

渣土车成为“马路杀手”，司机应承担直接责任。仅今年7月，西安渣土车闯红灯、超速等违章行为，就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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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令人咋舌的12000多次。渣土车司机们哪来的胆量如此明知故犯、铤而走险？ 这背后是个人和企业的逐利冲动。有徐州的运输企业曾在媒体面前算账，渣土车超载的赢利是不超载的两三倍甚至更多。而拉的趟数，决定着司机和企业的收益。一些司机“拉土‘冒尖’才有生意”、“怕罚款开得更快”的坦白，也让人看到司机的生存压力。 同时，建筑垃圾清理行业准入监管不严，无资质运输企业混杂其间，用不正当竞争手段将运输价格压到极低。这使得整个行业劣币驱逐良币，演成恶性竞争。

生存压力与逐利冲动，成为推动渣土车多拉快跑的汽缸。超载、超速成了必选项，违规、违章成了潜规则，表现在道路上，就是渣土车的“集体疯狂”。

行业的无序，指向相关部门管理的粗放。针对频发的渣土车事故，西安去年就设立了“建筑渣土清运市场整治办公室”，包括市容园林局、城管执法局、交警支队等部门的人员。但从效果看，作用还没有发挥好。 的确，渣土车管理有难度。比如，渣土车司机组成“同盟”，一车受罚，众车绕道；比如，渣土处理涉及多部门，责权难免“打架”。但这些都可用更精细的管理、更优化的流程和更先进的技术来解决。正如西安市副市长所言，事故的背后是“整治工作不到位、相关部门责任心不强、手段不硬、管理上漏洞较多”。

实际上，渣土车违章并不仅仅是在西安。今年前7个月，郑州渣土车因严重交通违法行为被处罚的，就有7000余起。去年6月24日到28日，石家庄、邯郸、张家口三地发生5起渣土车侧翻事故，造成7人死亡、12人受伤。

如何以有效方式进行合理分配，让渣土车司机、运输企业和建筑行业达成利益协调？市场需求不断扩大，大量企业和个人进入，如何根据实际情况变革管理手段，让这一行业能持续健康发展？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渣土车、建筑垃圾清运业的管理困境，拷问的是社会管理者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水平和能力。 在12月6日的发布会上，西安市副市长表示“深感有愧”。希望这一表态，能促成持续发力，不仅在渣土车管理问题上，也在更多社会管理的问题上，寻找到“无愧”的答案。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建立更加科学的“复出”机制 范正伟2011年12月07日05:04

正视“干部复出”背后的公众焦虑，建立更加科学的干部复出机制，这是“治病救人”的题中之义，也是“理性政治”的必然要求

去年9月，因强拆自焚而引起轰动的江西“宜黄事件”，牵动着人心。时隔一年，有消息称，因“宜黄事件”被免职的宜黄前县委书记、前县长均已复出。此消息最近刚被江西抚州市委组织部证实。

根据当地回应，无论《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还是《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干部复出的最低期限应是“一年”，而此次复出任命也是根据工作需要以及两人的表现和特长，并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履行相关程序后作出的。

这些年，行政问责制不断推进，有些官员因过失而被问责。“一棒子打死”这些官员，既不符合“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也不符合干部问责、任用的本义。在公开、透明、公正的前提下，让昔日被问责官员重新走上合适的新岗位，也是一种进步。

但显然，这一过程必须公开透明，经得起检验。人们注意到，从“跨省追捕”的当事人重新上岗，到重大矿难的责任人低调履新，都曾引起公众的“满腹狐疑”，背后所折射的制度、理念与现实之间的落差，耐人寻味。 不是所有舆论指责都合理合法，但反过来，要增强干部复出的说服力，消解公共事件的负面影响力，就必须打消来自公众的各种疑虑，赢得良好的舆论环境。这也是今天中央要求政务公开做好“群众关注热点问题的公开”的应有之义。就“宜黄事件”来说，“立案调查”的调查结论和销案情况如何？有关责任人承担的是政治责任还是法律责任？问责期间官员对所犯错误有无深刻认识??这些是否也应给公众一个明确说法，进而获得更多的理解和支持。

“培养一个干部不容易”，但这种培养必须是阳光下的培养。离开了透明性、缺少了能见度，于组织而言，会招来各种猜疑，对干部来讲，也难免不明不白。遗憾的是，许多干部的复出，往往是被偶然发现的，结果自然是引起习惯性质疑、反面性猜想。我们对普通干部的任命都有严格的公示程序，那些因公共事件被问责的干部，因其社会关注度高，复出更应满足公众知情权和监督权。

中央多次强调，行政问责的根本目的在于强化行政监督、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在行政问责日益常态化的今天，干部复出的质量直接关系到行政问责的成效和初衷。正视“干部复出”背后的公众焦虑，建立更加科学的干部复出机制，这不仅是实现“治病救人”的题中之义，也是培养“理性政治”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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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人民时评：“志愿”能否成为更多人生活方式 张 铁2011年12月06日04:53 志愿服务是一种公共生活，能打破群体的陌生和隔膜

这是一条容易被“淹没”的报道：北京首都博物馆志愿讲解员张鹏，9年义务讲解3000多小时，分享文化的同时，收获一大批“粉丝”。

12月5日——“国际志愿者日”。从汶川地震的志愿者到世博会的“小白菜”，无数如张鹏这样的普通人，正把“志愿”一词，推送进社会的视野。据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统计，1993年到2009年，有4亿多人次志愿者提供了超过83亿小时的志愿服务。

张鹏是一名国企下属企业的办公室副主任，爱好历史文化。不同的是，他并没有把世界限定在办公桌旁，把爱好锁死在防盗门内。假设每小时接待20个参观者，他已在志愿讲解员岗位上与6万人交流。打开他的微博，更可见与中小学校、社会团体的广泛互动。对于张鹏，志愿服务，正是一种公共生活。 我们或许能想象，如果不是成为志愿者，这个“80后”小伙子可能的生活：逛街、唱歌、打游戏、看电视??正有越来越多“宅男宅女”，蜷缩入自己的小小世界。以自己为中心和重心无可厚非，然而也难言生活质量与境界。相比之下，张鹏用志愿服务打开一扇截然不同的大门，选择了一种更积极、也更开阔的生活。

参与志愿服务，是利己和利他的结合。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中，社会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都只有在人与人的关系中才能实现。志愿服务搭建的公共生活，不正是实现这些高层次需求的平台吗？正如张鹏收获尊重和满足，奥运、世博志愿者收获对国家、社会的信心，这些，都是难能可贵的自我成长。

培育良性公共生活，同样是社会健康发展的基石。一个左邻右舍老死不相往来的社会是难以想象的，一个老人靠街头麻将、小孩靠网络游戏打发时间的社会同样是不正常的。公共生活是社会共同体的粘合剂，在这条纽带下，人与人互动交流，群体的陌生和隔膜才能打破。如果任由冷漠空气持续蔓延，每个人都封闭进一己的世界，难保你我不会成为走过小悦悦身边却视而不见的第十九人。

很多时候，不是我们远离志愿服务、拒斥公共生活，而是门槛有些高。一些发达国家的志愿组织，“从下水道到臭氧层到太空垃圾”无所不包，形式也亲切而有吸引力。在中国，志愿服务很多还打有行政烙印，志愿者的注册、组织、培训仍面临诸多问题。在一个网络调查中，80%的网友表示愿参加志愿服务，“可不知如何加入”。 志愿服务尚需改进，公共生活有待填补，社会管理者理应更为重视。倡导之外，需要更多的首创精神、更精心的制度安排、更有效的组织运作。上月底，广东降低社会组织登记门槛，可谓有益探索。各类社会组织，理应成为社会管理的重要资源。

一次讲解后，孩子们往张鹏手中塞了很多糖果、钥匙扣等小礼物。播入他们心田的，不仅是文化的种子，更有志愿的种子。走出小我，走向社会，或许，这才是一种更值得过的生活。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莫让歪嘴和尚毁了暖心行动 姜 赟2011年12月05日04:47

虽然偏差已纠正，但变质的爱心煤折射出的政令执行趋利化倾向，却不能不警惕

备受关注的“变质爱心煤”事件有了最新进展。山西省纪委监察厅继向社会公开曝光7起为低收入农户免费发放冬季取暖用煤中查获的短斤少两、借机收费等典型案件后，近日，又公布了对25名相关责任人的处理结果，让人们对爱心煤的未来重拾信心。

政府在5年内为全省每户低收入家庭免费提供1吨爱心煤，无疑是雪中送炭的温暖政策、惠民之举。然而，本应赢得民心的暖心行动，却在某些地区遭遇“冷空气”，碰到了“执行梗阻”：运城稷山县陶梁村村干部借发煤之机，以借款名义要求每户村民先交100元修路款；大同天镇县张西河村负责人以发煤为条件，向村民收取原已停止收取的农村合作医疗费；朔州朔城区利民镇东洼村的1吨煤中，1/4是煤矸石??这件事背后折射出的政令执行趋利化的扭曲倾向，不能不引起各方警惕。

省里出台“红头文件”保驾护航，还将一户一吨煤政策纳入考核方案。如此强势的行政推动下，执行环节里竟还有人罔顾禁令和良心，把低收入群体的福利，变成了某些部门某些人中饱私囊的工具。利益的渗透力之强，可见一斑。虽然爱心煤的执行偏差已得到纠正，但正如山西省委书记袁纯清强调的，对于这种不良风气“不要掉以轻心，绝不可有任何的松懈”。

类似这种“民心工程惹民怨”的事，在其他地方也曾发生。轻者，使好政策的落实过程磕磕碰碰，影响政策效力；重者，则把地方利益、部门利益乃至个人利益凌驾在人民利益之上，不仅消解政策暖意，更让基层民意亮起红灯，损害政府信用和制度权威。

当下，一些地方基层政府的运转在资金上确实存在一些困难。架桥修路、医疗文化、招商引资，都需要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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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绝不是与民争利的借口，只有群众的利益得到保障和发展，才谈得上搞建设、抓服务、促发展。更何况，爱心煤还是最需要保障的低收入群体的福利。

我们更需正视，趋利化正成为政府执行力的病灶，波及不少地区、不少领域。比如，节能减排，在一些重工业地区遭遇疲软执行；环保禁令，在一些化工园区遭受对抗执行；阳光拆迁，在一些城市化加速地区被歪曲执行等等。对这样的“趋利避害”，执政者尤当毫不放松，一抓到底。

岁末来临，各地送温暖行动力度频频加大，怎样将这些好政策自上而下执行不走调、不异化，当从爱心煤事件中吸取教训，严格制度、加强监督，杜绝“歪嘴和尚”，遏制逐利冲动，确实把温暖送到群众心上，取信于民，造福于民。

人民时评：突击花钱，真是“预算”惹的祸？ 励 漪2011年12月02日06:10

消除年底突击花钱之怪现状，改革财政预算制度固然重要，建立完善的监督机制才是关键

11月30日，财政部召开全国财政预算执行工作视频会议，要求各地坚决防止年底突击花钱：严格审核财政资金拨付，严格按照财政预算、项目进度、有关合同和规定程序办理资金支付，严禁超预算、超进度拨款。 “严禁年底突击花钱”也算是个常青新闻了。但禁令年年发布，花钱突击战却岁岁不止，有的还有许多冠冕堂皇的理由。

湖南省文化厅前不久一次3000万元的政府采购，被公众质疑为“只买贵的，不买对的”。有关官员的解释是，其一，因为“贵一点的东西相对更有质量保证”；其二，是“预算执行的需要”，因为，“如果预算没有执行完，必然会影响到第二年的预算编制”。

年底突击花钱现象屡禁不止，政府采购屡有高价，确实与现行财政预算制度有一定关系。长期以来，很多部门和单位一直实行传统的“基数预算”，每一年的预算视上一年度的收支情况而定，如果一个单位去年预算是100万元，只花了80万元，节约下来的20万元不仅全部上交，而且第二年的预算可能会因此削减为80万元。因此，为了确保来年财政预算不降低，许多机构就想着花掉预算，至于这笔钱花得是否合理合规，是否有效率，则不在考虑之列，或者说不是考虑的重点。

但是，突击乱花钱、政府高价购真是“预算”惹的祸吗？如果仅仅是为了花掉预算，各行政机构大可以将这些钱用到更需要的地方，比如文化厅的政府采购，省出来的钱是否可以用于提高各乡镇文化站的其他硬件建设、专业人员的培训？或者用于偏远乡村文化站点的建设，让更多的乡民能够享受文化福利？

可惜，现实中的不少突击花钱，是将不该发的钱发了，不该吃的饭吃了，不该出的差出了，不该买的东西买了——原本用于公共财政的支出，变身为行政机构的小金库，丰富的是少数人的荷包，提高的是小部分群体的福利。部门利益，甚或是极少数的个人利益成为“乱花钱”的真正动力，而所谓“花光预算”不过是其挡箭牌。如果财政预算审核监督不力，预算执行不公开、不透明，不从根本上遏制某些部门和机构的利益冲动，就算把“基数预算”改成了“零基预算”，也会有突击花钱的可乘之机。

消除年底突击花钱之怪现状，改革财政预算制度固然重要，建立完善的监督机制才是关键，只有让每一项财政收入支出都置于公众监督之下，将公众的知情权、监督权、问责权落到实处，严格监督、严厉问责，才能从根本上消除突击花钱的积弊。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用好扶贫“新国标”这把尺子 张 毅2011年12月01日05:57

不能只看扶贫标准“长高”，更要看扶贫开发的基础夯实

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宣布，将农民人均纯收入2300元（按2010年不变价）作为新的国家扶贫标准。对于扶贫“新国标”，会场内掌声热烈，会场外好评如潮，贫困地区的人们更是充满着兴奋与期待。

2300元是个什么概念？这个新标准比2009年提高了92%，它意味着，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将从2688万人增加到1.28亿人，占农村户籍人口13.4%，贫困人群扩大了1个亿。

当前，世界经济复苏迷雾重重，国内控通胀、保增长面临挑战，国际国内形势错综复杂。在此情况下，大幅提高扶贫标准，充分体现了中央推进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更高、更快、更强奔向全面小康的坚强决心。

扶贫新国标，要求生活水准的提高。中国扶贫世界瞩目，改革开放之初，我国有2.5亿农村人口生活在温饱线以下，到2010年，全国贫困人口已减至2688万人。但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均衡的问题依然严峻，城乡差距、东西部差距拉大，贫困地区与外部世界的鸿沟豁然可见。然而，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不仅物价指数上涨，消费需求也普遍提高，“水涨船高”，提高扶贫标准，打一场新的扶贫战役，也是统筹城乡、区域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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