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比较新闻学研究历史、现状与问题

中国比较新闻学研究:历史、现状与问题

摘 要：中国的比较新闻学研究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才开始蹒跚起步的，而真有所发展还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比较新闻学研究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是其萌芽期；第二阶段为20世纪90年代，是其成长与初步成熟期；第三阶段为新世纪以来，是其繁荣与深化期。但从整体层面来看，比较新闻学的研究在整个新闻传播学领域仍显薄弱、稚嫩，无论从研究方法和理论运用，还是研究内容、对象、视角和深度上都有进一步展拓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关键词：中国；比较新闻学；研究现状。

比较新闻学是20世纪初发轫于西方的一门新兴学科。这门学科的确立首先应当归功于三位美国报刊研究学者：韦伯·施拉姆、佛雷德·塞伯特和西奥多·皮特森。其标志就是他们的合作成果———1956年出版的《报业的四种理论》。该书从对社会所有制的观察出发，将有史以来人类社会的新闻体制分成四种形态：封建社会的集权主义、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现代资本主义的社会责任论以及苏联共产主义的方式。这使人们对当今世界错综复杂的报业现象及其归属第一次有了全球的观点，由此来看，《报业的四种理论》是西方比较新闻学的奠基石。而本文所说的比较新闻学也主要是针对跨文化、跨民族、跨国界、跨意识形态及社会制度的两种以上不同新闻现象之比较或类比的研究。

尽管比较新闻学早在20世纪的西方国家已蔚为壮观，然而它在中土的落地开花，却是在中国改革开放日益深入之后的20世纪90年代。从国内第一篇具有真正比较新闻学意味的论文《中美法新闻教育之比较》

1989年刊发，到第一本研究专著《比较新闻学》在1994年出版，至今，比较新闻的学术研究，已在中国大陆历经了整整20个年头。

对我国内地比较新闻学的学术研究发展轨迹，笔者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是比较新闻学萌动与初曙期，其作用在于为当代比较新闻学的兴起积蓄力量；第二阶段， 20世纪90年代，是比较新闻研究的成长与成熟期，此阶段创立起了比较新闻学的基本内涵与学术研究体系；第三阶段，21世纪初至今，学术界与新闻实务界一道，对比较新闻学所涉各类问题展开深入、持久、卓尔不凡的梳理与探讨，最终确保了比较新闻学学术研究水准的不断提升，使得比较新闻学研究持续走向深入。

一、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比较新闻学研究的萌芽。

中国新闻业是在西方影响之下发展起来的。从早年留洋的新闻学者戈公振、徐宝璜等人的著作都能看到西方新闻思想的影子，尽管那些著作中并没有多少比较新闻学的成分。1931年，杜超彬的《最近百年中日两国新闻事业之比较观》为中国早期比较新闻学著作之一。1949年以后，在东西方阶级、国家、政治、思想的碰撞中，中国大陆新闻学走了自己的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纲领的新闻路线，对西方是批判和拒绝借鉴的。在这种情况下，比较新闻学当然不可能有所作为。

20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新闻体制改革与新闻观念更新的步伐不断加快，突破了中国新闻学学术研究的一个个盲区、禁区。比较新闻学研究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逐渐进入人们的视界的。1982年第5期《新闻大学》第34页的补白文章对“比较新闻学”给出了这样的界定：

比较新闻学是对各国新闻现象进行比较、分析、研究并从中引出一些规律性结论的学科。如同“比较文学”、“比较语言学、”比较法学“一样，它是新闻学科学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国外有不少新闻院校的新闻专业设有”比较新闻学“这门必修课。

比较新闻学并不是简单地把各国报纸的产生与发展过程按年代排列，也不是简单地对比某一种新闻或评论的文体的差异。比较新闻学是综合性的比较考察，首先要比较各国的新闻现象，通过比较发现其中的类似点与不同点，然后是对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比较研究，分析上述类似性与不同点形成的原因，研究不同国家报纸产生前的新闻现象，研究报纸产生、发展的过程及当代新闻事业的概况，从而分析各国的新闻事业的本质及其对政治、经济、文化领域乃至国际范围的影响。

但遗憾的是，理论观念认知与研究行动付诸之间，在中国学界又延迟了数年。到了1987年初夏，在英国牛津大学附近的一个僻静的乡村里，中英两国的一批新闻界代表，就新闻媒介的作用问题，召开了主题为”新闻媒介与公民“研讨会，这在中国比较新闻领域可谓是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议。虽然该研讨会影响有限，并未引起学界的太多瞩目。但是，在新闻传播领域，中西之间所表现出来的巨大差异，毕竟引起了图强思变的中国新闻业界的较大关注，并继而也引来了具备业界经验又身兼新闻学者身份人士的重视。从现在可供查找的资料看，原中国新闻学院副院长周鸿书教授1989年4月在《中国记者》杂志上发表的《中美法新闻教育之比较》一文，可谓初具比较新闻学研究意蕴的学术论文。本篇文章尽管读起来不够紧凑、严谨，像是作者的出访随笔，但其所着力表陈的中美法新闻教育的现状、特点、短长及对今后中国新

闻教育改革的启示，可谓零星展现出了比较新闻研究的志趣、底色、视野与路径。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中国的比较新闻研究似乎只能称得上是萌芽阶段，因为此阶段既没有一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或专著出现，更看不到献身于此的专门学术人才的登堂入室。历史的重担留给了下一个十年———20世纪90年代。

二、20世纪90年代，比较新闻研究的成长与初步成熟。

与80年代萌芽状态相比，伴随着新闻宣传领域思想解放运动的日益深化， 90年代的比较新闻学研究迅速呈现出持续化、规模化、成熟化的发展态势，实现了学术成果的有无到有、由弱变强、从”星星之火“到”星火燎原“的一次质的跃进。

1.期刊学术论文逐年增加，研究范畴不断扩大。

本文以复旦大学图书馆”中国知识资源总库“为依据进行检索统计发现，从学术期刊论文数量看， 80年代研究成果为零，到90年代年均3篇，比较新闻研究日渐升温的情势非常明显从比较研究范畴看，国别从中西到中韩、中澳，再到美日；内容从抽象观念研究到结合具体案例；选材从新闻标题到新闻写作，再到新闻法规，复到灾难报道……几乎涵盖比较新闻学研究的所有方面。

2.研究专著呈井喷现象，学科体系建构走向初步成熟。

经过80年代至90年代最初几年的力量储备与积蓄，至90年代中后期，比较新闻学研究终于迎来了收获的季节，一批有分量的专著次第问世，宣告了中国比较新闻学学术研究已走向初步成熟：

199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研究员陶涵主编的《比较新闻学》出版，该书对西方新闻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的新闻理论作了较系统的简介，就媒介所有权、管理、世界新闻史、新闻法、新闻自由等问题在若干个国家间做了横向对比，具有”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重大影响。1994年，武汉大学樊凡与单波主编的《中西新闻比较论》出版，该著作从多学科多侧面交叉研究法出发，从文化和哲学的角度来探讨中西不同的新闻现象，摆脱了那种”河对汉，绿对红“的简单类比，引导人们从更深层次来把握不同社会的新闻现象。1997年，江西财经大学刘夏塘主编的《比较新闻学》出版，该书以”中外新闻的概念“、”中外新闻的价值观“、”中外新闻的自由观“、”中外新闻的舆论观“、”中外新闻的客观性“为篇章，加以平行异同评析，行文简

白朴实，观点鲜明，有很多作者自身体认隐在其中。1999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教授童兵主编的《中西新闻比较论纲》出版，该书详细、周全地对中西新闻的历史、编辑方针、传媒组织架构、传媒的社会调控、新闻法制、新闻伦理、新闻观念作了比较。作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八五“规划项目，本论著以其资料翔实、体例全面、谋篇布局科学有致，堪称比较新闻学走向初步成熟的典范之作。

3.研究队伍从无到有，各方贡献精彩纷呈。

20世纪90年代比较新闻研究的快速发展，主要得益于一批有实力的新闻学研究者长期致力于此。其中比较引人注目的有童兵、单波、张威、秦志希、顾潜等。

具有深厚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学养的童兵教授穷其多年辛劳撰写出体例完备、条分缕析的《中西新闻比较论纲》，为中国比较新闻学的教学与科研提供了难得的参考资料，可谓比较新闻学的主要开拓著作之一。

哲学博士、武汉大学青年教师单波凭借自己精深的学术功底，深耕细耙，从政治、文化、哲学观念等诸方面考辨中西新闻思维不同面相及其成因，为比较新闻学的由”器“至”道“的转变与登上大雅堂奥，奉献出了殷实的智力支撑。留澳学者张威，以其对西方新闻业界、学界发展状况的熟稔，不断尝试拓展比较研究的新领地，其在中澳新闻比较、中西正面报道与负面报道比较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2]。另外，武汉大学的秦志希，复旦大学顾潜等学者从文化视角，辨析中西新闻的不同表征，也实属难能可贵。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随着香港与内地联系的日益密切，香港新闻传播学者陈韬文的比较新闻研究成果也开始在大陆得到关注与刊发，1997年其发表在《国际新闻界》上的《权力结构、经济发展与新闻体制：香港和新加坡的比较》一文，以其新锐、深刻的政治传播学研究取向，为中国比较新闻研究，打开了一扇新窗，助推了大陆比较研究走向”深水区“。

以上专著以及一些论文都对我国的比较新闻学研究做出了贡献。但问题还是明显的。主要表现为与国际学术研究的规范尚有一定距离，具体地说就是在资料来源的注释方面不够规范化；引用的西方资料相当陈旧，并且多为间接引用；没有文献述评；漠视甚至略去对方法论的介绍；缺乏原创性……一句话，比较新闻学在中国仍然处于有限成熟阶段。

三、21世纪比较新闻研究的繁荣与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