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口署的资料,15到54岁的劳动力人口,从1950年到2015年呈增长趋势,中国15到64岁的劳动人口,到2015年达到10亿左右的高峰后逐渐下降,2050年降为8.45亿。劳动人口比重则从2005年的71%下降到60.7%。劳动人口的比重从1950年开始到1970年呈下降趋势,这是由于当时中国的生育高峰造成的,少年儿童的比重呈上升趋势,而老年人口的比例则变化不大。从1970年到2010年将近40年的时间里,劳动人口的比例则呈增长趋势,从56%提高到72.2%.此后,老劳动人口的比例则呈不断的下降趋势,从2015年的71.9%直到2050年的60.7%。由于在现阶段中国的劳动力资源还很丰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2015年前)中国面对的将是劳动力过剩而不是劳动力不足.但从2015年劳动力人口开始下降。由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具有一定的滞后期，现阶段我国并没有感受到老龄化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未来十几年内，我国劳动力供给总量将持续增长，这被称为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中的“人口红利”时期。“人口红利”学说的核心思想认为，生育率迅速下降在造成人口老龄化加速的同时，也使少儿抚养比例迅速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上升，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将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比较丰富，少年与老年抚养负担均相对较轻，对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据预测到2012年左右人口抚养比将由2000年47.6%下降到39%左右，此后人口抚养比呈逐步回升趋势，直到2025年以后才能回升到目前的水平。因此，从人口学意义上说21世纪前30年是我国人口负担最轻的时期。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人口红利”期不会持续太长，一般只有15-20年，中国目前以及今后15年左右将处于“人口红利”的黄金时期。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人口抚养比将进一步上升，人口老龄化的不利影响将开始显现，并逐步加剧。 第二、人口老龄化的另一个后果，是将使劳动力人口年龄结构发生变化。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劳动力中年轻人的比重下降，而年长者的比重会上升。我国虽然在21世纪中叶之前一直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但劳动力人口年龄结构的这种变化已经出现，并呈现加速趋势。如劳动年龄人口中45岁以上的年长者比重从1990年的19%上升到1999年的24%，据预测，到2040年将上升到37%左右，成为劳动力资源的主要组成部分。

劳动力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是否会对劳动生产率产生根本性的影响还有待于进一步讨论，但是至少为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即在劳动力结构的重建过程中，如何改变传统的人力资源开发和利用模式，更多发挥不同年龄人群，特别是年长者的作用，将被提高到一个更重要也更迫切的地位。第三、人口老龄化是引起我国人口劳动参与率下降的主要因素。我国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一直处于较高的水平，但近年来一直呈下降趋势。1990年16岁以上人口的劳动力参与率为79.8%，到1995年缓慢下降为78.8%，下降了1.1个百分点。其中老年人口对劳动力参与率下降的贡献尤为显著,60岁以上人口中在业比重从1990年的28.34%下降到1995年的26.16%，下降了2.17个百分点，也就是说，老人口劳动参与率的下降幅度是16岁以上人口的2倍。劳动力市场上老年人口的劳动参与率越来越低在工业化国家是一种普遍现象，并且有向低年龄人口扩散的趋势。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20世纪70年代为缓解就业压力而推出鼓励退休政策的结果，对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和政府开始对这政策进行反思。目前，我国也面临严峻的就业形势，降低劳动参与率确实能对缓解就业压力产生积极的影响。但我国也同样面临老龄化进程中老年人口价值的重新认定，社会保障体系的重新构建问题，在降低劳动参与率问题上，应该吸取工业化国家的经验教训，在有所平衡取舍的基础上做出更为长远的决策。社会财富是由人创造的，具体地讲是由有生产能力的劳动人口创造的。劳动人口的数量、劳动力人口的年龄结构和劳动力人口的参与率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在一定的生产资料和技术条件下,劳动力供给不足就可能导致部分生产资料技术设备闲置,影响社会生产活动的正常运转,影响生产力和经济的发展。 人口老龄化对中国养老模式的影响

养老问题是社会面临的最主要的经济和社会问题。“老有所养”应该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经济保障，二是生活照料（包括精神慰藉）。从经济保障方面来看，我国城乡供养模式

呈相反的态势。城市老人以社会养老为主，农村老人则以家庭养老为主；从老人的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方面来看，我国无论城乡仍主要由家庭承担。与家人共同生活，便于子女供养、照料老人，也是我国老年人比较认同的生活方式。根据上海市的调查，超过95%的老年人对子女赡养和生活照料状况表示满意，同时有96%的老年人倾向于在家养老。但是，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家庭养老模式面临越来越严峻的挑战。

生育率的下降使家庭供养资源的减少，子女养老的人均负担成倍增长。在五、六十年代，我国妇女总和生育率多在5%以上，从七十年代开始妇女总和生育率迅速下降，目前已经降到替代水平以下。也就是每对夫妇平均不到两个子女，形成庞大的独生子女和少子女家庭。而到2010年前后，这些独生子女的父母将相继进入老年期，子女养老人均负担将从目前的1/4-1/5左右上升到1/2，甚至更高。预计在2010—2040年间，20—30%的老年人将是独生子女的父母，这些老人的生活照料、精神慰藉和经济保障将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空巢老人家庭增多加剧了家庭养老的难度。在发达国家，空巢家庭十分普遍，老年人与子女同居的只占10—30%。从我国的情况来看，尽管多数老年人生活在大家庭中，但是子女与父母分居的情况越来越多。北京市1999年人口调查资料表明，在有老人的家庭中，一对老年夫妇二人户占27%，老年单身户占7%，二者相加占34%。

我国人口寿命的延长，一是高龄老年人不断增多，家庭内的代际数将相应增加。二是伴随着父母年龄的提高，子女的年龄也在相应提高，导致低龄老年人供养高龄老年人的局面产生，家庭供养能力会有所下降。

所有这些转变无疑都会对家庭养老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大力培育社会化服务功能，弥补家庭养老功能的缺失，满足日益增强的社会养老需求，是人口老龄化提出的一个现实要求。但就我国目前的情况而言，社会养老的发展同样面临较多的制约因素。如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面低、缺乏系统的老年服务体系、养老设施严重不足、老年人口的收入水平偏低等。社会养老在很大程度上只能作为家庭养老的一个补充。我国的养老模式正处于转型阶段，在今后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将呈现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并存的局面。但是我们应该注意的一点是，家庭养老模式的转化往往具有不可逆性。因此，政府在推行社会养老计划时，更应该采取慎重的态度，尽量保持家庭养老模式的延续性。

联单人口老龄化对中国的社会保障成本产生重大影响

推行社会养老保障体系，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在选择社会保障模式时，必须考虑到人口老龄化的影响。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用于老年人口的养老支出，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人们的收入水平的变动有密切关系，但与老年人口规模及比重的关系更密切。

养老支出。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进一步加快，离退休职工也迅速增加，相应的养老金支出以更快的速度增长。1990年到1999年，我国离退休职工数由3201万人增长到3727万人，年均增长5.5%；与此同时，养老金支出（离休、退休、退职费用总额）由396亿元增加到2421亿元，年均增长22%（未考虑物价因素）。退休金支出相当于职工工资总额的比例由1990年的13.4%上升到1999年的24.5%。目前，我国城镇职工实行的是“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相结合的养老保险计划，并没有摆脱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因为“社会统筹”和“个人帐户”的资金来源相同，资金平衡的本质仍然是时期平衡，或者说是“现收现付”式。那么就业人口与退休人员的比例必然影响资金的平衡。随着我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人口老龄化高峰将在21世纪30年代达到高峰，老年抚养系数迅速上升，将成为我国养老保险成本上升的主要因素。1978年，我国退休职工数与在职职工数的比为1：30.3，到1990年，这一比例上升到1：6.4；到1999年，进一步上升到1:3.7。如果维持目前的退休年龄，到2030年我国退休人员与在职职工的比例将达到1:2.4，到2050年达到1:1.8左右。根据世界银行的预测，在现行的养老保险计划下，中国基本养老基金将在2032年左右开始出现收不抵支。

医疗保障费用。养老金支出只是人口老龄化对社会保障成本影响的一个方面，另一项不容忽视的支出是老年人的医疗费用。1978—1990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近4倍，而同期企业医疗保险费用增长了7倍，其中离退休人员的医疗费用支出增长更快。从1990—1995年，我国离退休人员以每年平均6.1%的速度增长，而同期国有单位离退休人员保险福利费中医疗卫生费每年平均增长26.5%。据上海市的统计数据，从1986年到1997年，在职职工的医疗费总额上升了10倍，而离退休人员的医疗费总额上升了17倍。人口老龄化过程中公共医疗费用的上升是两个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一是老年人的规模和比重的迅速膨胀，二是老年人口人均医疗费用的增长。从发达国家的情况来看，65岁以上人口与65岁以下人口的人均医疗费用比例约为3：1—5：1，特别是75岁以上人口的医疗费用增长更快。我国目前离退休人员与在岗职工保险福利费中医疗卫生费比例约为2.2：1，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这一比例还将不断提高，对国家资源和政府预算的压力也将越来越大。 人口老龄化对中国的消费、储蓄倾向及模式产生影响 人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不同年龄的人群，有不同的消费偏好，有不同的储蓄倾向。因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会引起社会消费与储蓄比例的波动，从而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按照生命周期理论，人口老龄化发展到一定阶段，会使得整个社会的消费倾向增加，储蓄倾向降低。这种转变的后果会产生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社会消费需求，包括用于老年人的公共支出将会增加，社会消费模式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二是个人和家庭储蓄减少。按照经济学理论观点，储蓄等于投资。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家庭和企业是资本积累的主要来源，因而，个人消费与储蓄倾向及模式的变化，会对生产基金的积累产生消极的影响。但是，具体到我国的情况，社会消费与储蓄关系的变化将表现一定的阶段性，虽然老年人口不断增加，但在今后5—10年内，以下的因素将抑制我国个人消费倾向，而促进个人储蓄的增长：一是我国目前仍处于人口老龄化的初期，虽然老年人口比重不断上升，但在今后10年内，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仍保持上升势头，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消费与储蓄关系的变化。二是养老金由现收现付制向部分或完全积累制的转变，将会促进个人储蓄倾向的增长。三是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不确定性将增加人们的储备性储蓄。因此，在这段时期内，主要由于制度方面的原因，老年人口的消费倾向将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而一旦这些因素得到改善，老年人口的消费需求将迅速增加，对我国的财政政策、税收政策和消费政策都会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对中国社会需求结构、生产结构产生重要影响

不同年龄的人群消费、需求是不一样的。老年人的特殊的生理、心理和行为特征，产生了不同于其他人口群体的特殊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在未来的半个世纪中，我国老年人口将呈现迅速增长的趋势，而且其中高龄老年人口的增长速度又大大快于低龄老年人口的速度。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重，老龄人口的数量的不断增加，将预示着老年人口消费、需求在社会市场总消费、总需求中所占的份额和比重越来越大，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从而，将直接影响中国的市场需求、市场结构、供求关系和整个社会生产的变化，将会形成为满足老年人特殊需求的新型产业、新的行业，形成新的发展机遇。据南开大学的李建民教授预测，目前我国老年人的消费总需求约为6000亿元，2010年达到10000亿元，2050年左右，我国老龄市场的消费需求将达到50000亿元。毋庸置疑，我国老年人的社会需求是现实而巨大的，发展老龄产业、满足老年人口的社会需求也成为社会的共识。但目前我国老龄产业的发展还存在一些制约因素，主要表现在：一是目前我国老年人的总体收入水平偏低，大多数老年人的收入水平及增长速度都低于社会平均水平，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老年人口的购买力和消费倾向的相对保守性；二是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尚不完善，抑制了老年人的消费欲望；三是推动老龄产业发展的制度建设滞后。因此，完善相关的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突破老龄产业发展的瓶颈，是推动我国老龄产业进一步发展的关键。 人口老龄化发展将对中国的教育、文化和社会管理产生深刻影响

老有所学，老有所乐也是老龄人的基本需求。当今社会，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新思想、新理论、新知识、新事物不断涌现。老龄人是社会的重要成员，也必须适应社会的发展进行不断学习，享受社会发展带来的文化成果。党的十六大提出构筑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的新思想。而长期以来，中国的老年教育相对滞后，适应老年人的文化设施落后、匮乏，极不适应已经到来的老龄化社会。这就要求国家和社会重视老龄教育工作和老龄文化、体育基础设施建设，调整教育、文化、体育结构和教育、文化、体育资源配置，加大对老龄人教育、文化、体育事业的资金投入，建立、发展、完善老龄人教育、文化市场，促进社会经济和教育、文化事业的协调发展。人口老龄化呼唤对老龄人员的管理服务社会化。中国过去长期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城市对老龄人的管理服务基本上是政府包办，由企业、单位独自进行管理。农村则以家庭保障为主，没有建立起社会保障制度。其结果造成：一是，由于所出生的地点不同，所在的单位、条件不一样，因而所享受的管理服务也有差别。单位管理水平的不平衡，老龄人所享受的服务不均等。同时也造成社会管理服务资源的巨大浪费。二是，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客观上导致企业、单位等市场经济主体离退休人员的大量增加，人员结构老化，管理负担加重。据2002年的统计数据，河南省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共有在职职工228.63万人，离退休人员60.73万能表人，在职职工与离退休人员之比为3.73：1。行政事业单位的在职干部职工264.28万人，离退休人员56.47万人，在职职工与离退休人员之比为5.48：1。更有甚至者，个别单位离退休人员比在职职工还多。而建国以来，中国对于人的管理一直是封闭式的，由企业、单位进行管理。人一走上工作岗位，就由社会人变成了单位人，生老病死全部依附在企业、单位身上，全部由企业单位包下来。近几年虽然建立了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等保障制度，但社会化程度还比较低，覆盖面还比较窄，仍有一大部分管理服务工作仍由企业、单位来承担。尤其是行政事业单位目前尚未建立养老保险制度，全部的保障、管理仍由单位负责。企业、单位的大量精力、很大一部分资金都用在了老龄人的保障、管理和服务上。这不利于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不利于行政事业单位职能的转变职能，不适应人口老龄化的发展，不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三是，人口老化发展，客观上导致人的平均寿命在逐渐延长，老龄人口逐渐增多，老年人的生活照料需求在扩大，特别是高龄老人的生活照料需求在扩大。而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和人们生育观念转变共同作用下，出生人口相对下降，单亲家庭逐渐增多，家庭规模趋于小型化，家庭提供照料老人的资源在逐渐减少，能力相对削弱。而中国的传统习惯、养老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现实告诉我们，家庭依然是照料老年人的主要模式和主要力量，尤其是在占人口大多数的的农村更是如此。家庭规模的小型化与人口老龄化成反差，这是一对新的矛盾，也是一个重要性的社会性的难题。中国必须适应人口老龄化发展的客观要求，加快推进老龄人口社会化管理化管理的进程。 人口老龄化的应对方式

人口老龄化是社会发展进步的结果和标致，也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阶段，并将长期处于老龄化社会，这是中国的一个重要的国情。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设富强、民主、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必须充分考虑这一重要国情。充分认识人口老龄化的严峻性、紧迫性，树立老龄意识，增强老龄观念，以积极的态度，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制定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

呼吁政府推动,逐步建立完善的养老机制

做好养老工作是一项得民心,暧人心的夕阳工程,是老龄事业发展的重要内容。政府的推动引导具体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资金,二是政策,三是协调。特别要建立专项资金帮助生活困难尤其农村老年人。

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老龄产业